论语三百讲 on 随记

19子张第十九

Wed, 18 Jun 2025 00:25:23 +0800

子张第十九

【第286讲】#

《论语•子张第十九》第一章的原文是：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子张说：“读书人看见危险，不惜牺牲生命；看见利益，要想该不该得；祭祀时，要想到虔诚；居丧时，要想到悲戚。这样就算不错了。”

子张在孔门弟子中年纪较小，比孔子小了四十八岁。他年纪小志气高，因而与同学们相处时不太合群。〈子张第十九〉在《论语》中是倒数第二篇，因为开头是子张说的话，所以就取名为〈子张〉，事实上，这篇中子夏说的话最多，此外，还有不少子贡的精彩言论，也记录了子张、子游、曾参的话。所以，〈子张第十九〉主要记录了孔门弟子的见解。我们曾经说过，孔子的话是我们学习的重点，而对孔门弟子的言论，我们应有所保留。这并不是对古人不敬，而是因为孔子的这些学生也是从年轻慢慢成长的，也是从无知变成有知的，其间，他们发表的言论未必正确。如果把《论语》里的所有言论看得一样重要，把学生的话看成和孔子的话一样重要，那是不对的。读书要有重点。

这一章中的很多观念均直接源于孔子，但学生的话比较含煳，没有讲完整，说清楚。所谓看见危险不惜牺牲生命，这是什么样的危险呢？难道不能避开吗？为什么轻易拿生命冒险呢？如果是孔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那可以理解。听懂了道，死了也无妨，因为人生本来就应走向光明。杀身成仁就更直接了，虽然牺牲了生命，但是完成了仁，也就是为道义、为仁义而牺牲，死得其所。不过，有的危险是不值得牺牲生命的。比如，孔子说管仲很伟大，学生就质疑了，管仲当初跟着公子纠，失败了。管仲为什么不自杀？孔子认为，管仲不必自杀，他应该保留生命，替齐国服务，造福更多的百姓。这时就不应该讲见危致命的话。

我们读书时，要保持比较平常以及正常的心态，千万不要盲目崇拜古人。古人与我们自己一样，也是人，只不过有些人很杰出，像孔孟老庄；但是，有些人和我们差不多，比如孔孟老庄的学生。所以，学习《论语》最好的方法就是，取性格相近者作为榜样。你豪爽吗？学子路；你口才好吗？学子贡；你巧言善辩吗？学宰予；想做官吗？就拿冉有当反面教材。不过，这只是学习方法，我们的目标还是要学习孔子。

“见得思义”这句话没有问题，因为孔子说得很清楚，“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见得思义，就是看到好处要想该不该得。该得的，天下给你都不嫌多；不该得的，一毛钱都不要，用孟子的话说就是“一介不取”。这就是儒家的原则。该得就得，因为得了之后，才可以做更大的事、更多的事。比如，有大官可做，要不要做呢？有人主张要廉洁，宁可过平淡的生活。那一辈子读书何用？通过做官来照顾百姓，只要记得最终的目的是照顾百姓，做官有什么不好？孔子敬畏大人、敬畏政治领袖就是这个缘故。后来，孟子批评很多大人，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因为当时的大人只知道享受。

“祭思敬，丧思哀”，祭祀时要想到虔诚，居丧时要想到悲戚，这样就算是不错了。

第二章的原文是：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子张说：“对德行的实践不够坚强，对理想的信念不够深刻，这样的人不是有他不为多，没他不为少吗？”

有时候，大家在一起，多一个，少一个没有感觉。原因就在这一章中。对德行的实践不够坚强，就很容易受影响，看到风气往哪边转，就往哪边去了。坚持才有力量，宗教往往告诉信众，坚持到底才能得救；其实修养也一样，只有坚持到底，才能成就自己的人格。孟子讲到仁时，曾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坚持的重要性。他说，仁就好像挖水井一样，“掘井九仞不及泉，犹为弃井也”。你挖水井挖到九仞，一仞七尺，九仞就是六丈多了，但还是没有挖到泉水，那仍然是一口废井。这说明，做任何事，都要做到有结果。信道不笃。“信道”，现在大多指的是信教；但子张的意思是，要相信理想。我们不要把“道”讲得太玄，“道”其实就是人生的理想，就是人性向善，止于至善。而善就是我与别人的适当关系。“信”字在《论语》里比较少见，因为儒家哲学不愿意多谈信仰。不过，“信”除了信仰，至少还包括以下的内容：信心、信念。信心是个人内在的意志，“心”往往指意志；信念，“念”指的是观念，是有具体内容的。我有信心，虽然观念上不太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我心里有意志，我相信它，我愿意相信它。信仰，“仰”是仰望。所以，宗教常常用信仰这个词。人仰望更高的神明，或者是觉悟的境界，这叫信仰，但是信仰不能离开我们的信念与信心。“笃”意思是笃实，实实在在的，具体做到，深刻地加以实践。如果对于德行不够坚持，对于理想缺乏信念，这样的人在团体里不会起作用，因为他这一生都无法真正走上正路，无法改善自己。

【第287讲】#

《论语•子张第十九》第三章的内容是：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的学生向子张请教交友之道。子张问：“子夏怎么说？”学生回答：“子夏说，值得交往的，才与他交往，不值得交往的，就拒绝他。”子张说：“我所听到的与此不同。君子尊敬才德卓越的人，也接纳一般福斯；称赞行善的人，也同情未能行善的人。我若是才德卓越，对什么人不能接纳；我若是才德不卓越，别人将会拒绝我，我又凭什么去拒绝别人？”

子张真是聪明，也有点调皮。他先问，你是子夏的学生，你的老师怎么说的，然后再做点评。显然，子夏与子张的意见不同，是因为孔子因材施教，对子夏和子张的指点不尽相同。《论语》记载，子贡曾请教子夏与子张两人的差别。孔子说，子张比较激进，有些过度；子夏比较退缩，有些不及。就是“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追问，那子张比较好吗？因为子张虽然说话过度，但比较积极进取，像外国人形容的较有侵略性，这在西方会得到肯定的。子夏则不够积极进取，西方人会说他太退缩了。所以，子贡就问，子张比较好吗？孔子说了句千古名言：过犹不及。过度与不及都不好。千万不要以为过度好，到最后可能演变为不可收十。

子夏说，可以交往的就同他交往，不能交往的就拒绝他。这话听起来有点耳熟，子曰：“无友不如己者。”子夏显然是把“无友不如己者”理解为，不要交不如自己的朋友，所以才主张，可以交往才交往，不能交往就拒绝。但是，交朋友之前，怎么知道谁能交往，谁不能交往？怎么知道谁比我好，谁比我差？很多时候就是不打不相识。孔子知道子夏比较退缩保守，就经常鼓励他，甚至说过很重的话：“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儒分两种，一种是君子，一种是小人。孔子提醒子夏不要做小人儒，要气度开阔一点，不要退缩只求个人身家性命的安顿。后来，子夏当了国君的老师，算是不错了。可是，他的儿子先他过世，他哭得眼睛都差点瞎了。曾参就批评他说，你这样是不对的。父母过世，我们都不应该哭到眼瞎，儿子过世你哭成这样，太过分了。子夏说，我就是平凡人，有什么办法呢。这说明子夏对许多事情都无法准确地控制，这就是他的个性，所以他也只能这么去交朋友。

志气很高的子张则说，这和我所听到的不同。听是指听老师孔子说。子张听到的是：“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这话讲得漂亮：君子尊敬贤者，包容众人，鼓励那些能行善的，同情那些不能行善的。他接着分析子夏的错误。他说，我如果才德卓越，对什么人不能接受呢？我如果才德不卓越，别人会先拒绝我，我凭什么拒绝别人呢？大家不要忘记，“无友不如己者”之前还有三个字“主忠信”。所以，不是不要交不如自己的朋友，而是不要与自己志趣不相投的人做朋友。读书不能断章取义。如果你拒绝与不如自己的人做朋友，那比你好的人凭什么要与你做朋友？那是不是只能“有朋自远方来”，与从远方来的，还不太认识的人做朋友？这种狭隘的看法根本就不是儒家的理念。志趣不投的人，确实很难做朋友。一到放假，我去爬山，你去游泳；我下棋，你打球，根本没见面机会啊。在评价交朋友这件事上，子夏的说法显然太保守了，最后会让自己无路可走。子张志气很高，说出来的话很好听，但是不见得做得到。所以，曾经有几个学生批评子张说，我们那个朋友“子张堂堂乎”。“堂堂”两个字，可以解释为这个人理想很高远，但是别人很难与他一起走上人生正路。我们讲这些事就是为了提醒大家，不要盲目崇拜古人，读《论语》要学习孔子；至于孔门弟子，我们要学习他们各自的优点。

【第288讲】#

《论语•子张第十九》第四章和第七章，都是子夏的话，意思也比较接近，所以合在一起讲。第四章说：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子夏说：“就是一般的技艺，也一定有它值得欣赏的地方。不过长期专注于此恐怕会陷于执着的困境，所以君子不去碰它。”

所谓的小道，就是一般的技艺，相对于大道而言。儒家学者认为自己讲的是人生的大道理，人生的正道。小道就是诸如现在很流行的魔术之类的东西，也就是某种专业技能。但不能否认，它们也有可观之处。举例来说，很多年前我在北欧荷兰教书，有天打开电视一看，一个人上电视接受访问时，居然戴了一个鼻套。原来，这个人是品酒专家，他的鼻子保了一百万美金的险，如果摔了一跤鼻子断了，就可获赔一百万。所以，他就要精心保护鼻子。无论什么酒倒在杯子中，摇一摇，他一闻就知道是什么年份、何地、哪一个酒厂产的酒，连那一年下了多少雨都知道。这就是小道。英国哲学家休谟，也讲过一个有趣的品酒故事：有兄弟二人来自品酒世家。一次，一个贵族新开了一桶酒，请这两兄弟来参加宴会并品酒。酒打开了，第一杯给哥哥，哥哥一闻，这是好酒，不过有一点儿皮带的味道。大家笑了，觉得莫名其妙，葡萄酒何以会有皮带的味道，肯定是胡诌！然后请弟弟来品尝。弟弟拿来一喝，酒是好酒，不过，除了皮带的味道，还有铁锈的味道，大家又是一阵哄堂大笑，葡萄酒怎么会有铁锈味儿呢？兄弟俩真是浪得虚名，往好里说，也是马失前蹄吧。结果，这桶酒喝到最后，两兄弟笑了，因为酒桶底下发现了一条皮带，上面还有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环。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人才。《世说新语》里提到一位叫荀勖的音律专家。有一天，大家一起吃饭，他吃着吃着就说，这个饭是用旧木材作燃料烧的。别人说，开玩笑！饭熟不熟可以吃出来，怎么连什么柴火你也知道？就私下派人去看，果然是旧车轮噼开当柴做的饭。品酒厉害吧，我们还闻饭知柴呢！

提到小道，多不胜数，但是与人生的正路关系不大。所以，子夏这话确实很有道理。

在第七章，子夏是这样说的：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子夏说：“各类工匠要长期留在市场观摩比较，才能善尽他们的职责。君子则要靠努力学习，才能领悟他的理想。”

本章的工匠，与前面所谓的小道可以配合起来理解。如果要成为一名好工匠，就要多接触市场，了解客人的意见与需求。顾客的意见往往是最实际、最实用的，工匠只有接受了顾客的建议，才能改善。即便是科技进步，也与人的需求密切相关。而君子要靠努力学习才能领悟他的理想。子夏对经验观察得非常深刻，并用简单的话把其中的奥妙说了出来。这说明在老师指点之后，要靠自己思考、揣摩。孔门弟子中最杰出的几位皆是如此。孔子过世以后，学生分为八派。子贡做官做得很好，让老师的名声可以广传各国、广传天下、留传后代。但是，能够承接孔子衣钵，把他的思想传下去的则是忠厚、勤恳的曾参。子夏也独立一派。不过，除了曾参这一派传到后来出现了孟子，其他派别就鲜有人才了。虽然也有一些资料显示，子游这一派传到后世出现了庄子，但是，庄子毕竟属于道家，列于老子这个系统，他讲的“道”与孔子讲的完全不同。孔子的“道”一定不能脱离人类。“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能弘道，道是人类的正路。而道家的“道”是宇宙万物的来源及归宿，人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儒家强调仁，是立足于人类的需求；道家讲“道”，则是放眼于万物，坚持不能因为人类而影响或者伤害万物。

【第289讲】#

《论语•子张第十九》第五章和第六章都在谈学习。第五章是：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子夏说：“每天知道自己所未知的，每月不要忘记自己所已知的，这样可以说爱好学习了。”

这是子夏的具体心得。第一个词就是“日知”，学习应该天天坚持，每天知道一点新东西。后来，明朝末年，大儒顾炎武的著作《日知录》便得名于此，就是把每天知道的学问记下来。

平凡人总喜欢找借口。本来想每天看书，可是今天太累了，那就明天多看一点儿。一旦这句话出口，便明日复明日，日日推拖。明天也一样很累，那就以后再多看一点儿。推来推去的结果是，“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高气爽郊游去，冬去春来又一年”，好像根本没时间读书。如果找借口，那永远不可能开始读书，时间是要自己去寻、去挤的。我现在也养成了一种习惯，只要有半小时的时间，一定看书，或者听音乐。千万不要以一小时为单位，时间稍长，读书会累；但三十分钟正好，而且也确实读到了东西。所以，所谓的秘诀就是坚持每天学一点儿新东西，持之以恒，人生的成败往往就在于恒心。

一般来说，一开始大家都很有劲儿，但有几个人能坚持到底呢？我在小学毕业二十几年后，回到母校参加同学会。我小学时最好的同学说，尽管这么大年纪了，他却觉得自己与小学时比起来没有长进、改变也不大；但他觉得我改变了很多。当然，如果没有继续求学，就只能靠个人生活经验去得到一点儿教训，稍微调整一下观念与行为，的确不会有大的改变。小学时，我说话口吃，老师一叫，更紧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现在，我到处上课演讲。所以，我的同学很感慨。改变生命的秘诀就是学习。即便是一般的上班族，也要养成习惯，每天看二十分钟书，要让自己的观念保持流动。读书时，两三个新观念进来，就会挑战脑中的旧观念。我们遇到事情，最怕不能理解。要想理解每天发生的新鲜事，就必须有新观念做基础。所以，学习让我们的观念保持活泼、流动；让我们的心思更为灵巧，下判断的时候更加准确。

第二句话讲的是，每个月不要忘记所学过的东西。人最怕忘记。很多人常常抱怨，如果不会遗忘该多好。说实在，就因为有忘记，人们学习才要用心。假设真能过目不忘，也是很累人的事。经过一条街，招牌看一遍，全部记得，请问出门旅游，一辈子只来一次的街道，全都永远不忘，脑袋里不是装了很多垃圾、废物吗？所以，忘记不是坏事，忘记之后你才能筛拣，选择重要的来记，并反复思考，加以理解。子夏说，这就是好学。

第六章的原文是：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这讲的是行仁的方法。

子夏说：“广泛学习，同时要坚定志节，恳切发问，同时要就近省思，人生的正途就可以找到。”

这段话也是子夏的个人心得，讲得非常好。宋朝学者朱熹的《近思录》就是据此而得名。要想了解儒学在后世的发展情况，朱熹的《近思录》是必读之书，它系统阐述了宋朝的理学。后代学者不少人摘取先儒的名言作为书名或斋名。王阳明的《传习录》就源于曾参说的“传不习乎”。可见，学习之后，人就会比较文雅，措辞就不限于今天、昨天的事，而是借用两三千年前古人的话，表达自己的思想，生命就有了一种悠远的情调。学习的意义就在这里。

“博学而笃志”，博学并坚定我的志节。“切问而近思”，恳切发问并就近去省思。孔子说过，行仁之方就是能近取譬。“近”就是近从我身来了解别人。换句话说，就是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把别人当自己来看。如此便会尊重、关怀别人。人最怕的就是我是我，你是你，分得清清楚楚。如果我觉得自己很健壮，就去欺负一个比我瘦小的人，这其实是暗示如果有人比我高壮，他也可以同样的理由欺负我。

所以，做事的原则并非只有我可以用；我用，别人也一样用，这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第290讲】#

《论语•子张第十九》第十三章是：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子夏说：“从政之后行有余力就该学习，学习之后深有心得就该从政。”

很多人不但把子夏的话安在孔子头上，而且断章取义地引作“子曰：学而优则仕”。结果，很多读书人就将这五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这真是一个悲剧。

理论上，“学而优则仕”并没有错。不过，学而优之后，还有别的选择吗？学而优应该行道。如果不能行道，只知道做官，当“学而优”不能做官时，可能就会不择手段了。做官是儒家的理想，但其目的是为了照顾百姓，并最终成就自己。

自古以来，有很多言论被误植的例子，孔子常常被人误会说过另一句话，那就是“食、色，性也”。其实，孔子从来没有说过这话。“食色性也”四个字，出自《孟子•告子篇》中告子之口。不仅我们自己有这样的误会，连外国人也跟着我们犯煳涂。我在美国念书时，一到礼拜六，一定逛书店。那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消遣活动，因为一进入书店，就觉得人生充满希望，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为青年。后来，我发现很多书店门口都摆放着一些书签，上面大多写着警醒世人的箴言。一天，我发现一张书签上用英文写着：孔子说，食色性也。我看了真是很生气。但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把它买下来作为罪证，今天就可以秀给各位看了。“食色性也”基本上没错，讲的是人的生物性。人与动物一样，没有食与色，就无法生存、繁衍。但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心。所以，孟子把心当做大体，把身当做小体。身体那么壮硕，却是小体；心看不见，却是大体。为什么呢？大小指的是主要与次要。做人重要的是心，心很敏感，能够引导人去行善。

在“学而优则仕”前面是“仕而优则学”，做官之后心有余力就该学习，这种好学知长进的官很少见。做官做得好，通常就去做更大的官。其实，子夏的话不是强人所难，不是要人离开官职，去考硕士、博士，而是指应该自己去读书，这是大家都可以做到的。我们也看到，很多政府官员很有学问，那是因为一直学习。如果从学校毕业开始从政之后就不再念书，就不可能有符合时代需求的表达能力与学识。所以，子夏也是一番好意，希望如果做官做得好，行有余力，那就好好学习，因为学无止境。尤其是身为一个领导者，如果不了解新的思潮、新的观念、新的管理方法、新的学说，如何面对挑战呢？同时，官员还应了解传统文化。因此现在很多企业家、政府官员也一样在学国学，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不过国学是什么？有一个国学班把他们要学的东西列出来，工程真是太浩瀚了，经史子集全包括在内，就算读到博士，也只能学到其中很少一部分。做企业的或者是从政的，需要念这么多东西吗？宋朝的宰相赵普说，我就用半部《论语》帮助太祖治理天下，即“半部《论语》治天下”。有半部《论语》的话，就可以让自己这一生非常自在，又非常自信。因为《论语》讲的道理确实精彩，从人性一路讲开来，直到人生的发展、人生的理想。

【第291讲】#

《论语•子张第十九》第十七章的原文是：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

曾子说：“我听老师说过：‘一个人没有自己充分显露真情的机会，如果有，那一定是在父母过世的时候吧！’”

这段话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曾参引述孔子的话。孔子说，人平常很少有显露真情的机会，因为进入社会之后，往往不敢表露真感情，与别人来往都客客气气的。越真诚与人相处，越有可能受骗上当，时间久了，人就学到处世保守一些，与人也保持一点距离。所以孔子希望学生们能学《诗》，以便引发真诚的情感。假设这些都做到了，但平常还是觉得自己不够真诚，孔子说，在父母过世时，就会显露真情了。如果一个人在父母过世时，还没有真正的悲痛，还要去装腔作势、摆个样子，那真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了。讲到这里，我心里很难过，因为非常不幸，我的父母已经过世了。有了深刻的体验，我才明白，孔子的话真是有道理。我在大学教书，系里一向分成两派，双方互相指责，很少来往，甚至有点敌对。平常见面的时候，表面上说你好；心里想的却是，你怎么还在，不如早点退休吧！尽管是高级知识份子，但人的各种劣根性也一样会表现出来，我也不例外。在我父亲过世时，几位几十年都不讲话的同事，也来到灵堂拜祭。就在那一刹那，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哭泯恩仇。对方在我父亲过世时，愿意来灵前鞠一躬，这就是情分了，一握手，从此恩怨一笔勾销，从头开始。不再在乎彼此学问主张上的正确与否，他人对我的长辈尊重，比对我尊重重要多了。所以，人常要反思自己的生命，有源有本，懂得感恩。

孔子与朋友来往，朋友送他一辆车，一匹马，孔子说一声谢谢，拿来就用。但是，如果朋友家里祭拜祖先，杀了一头猪，分了一块祭肉给孔子，孔子便作揖拜谢，鞠躬九十度。祭肉不值几块钱，一辆马车恐怕几十万，但孔子的反应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可见，孔子重视的是精神上的价值，而非物质上的价值。一般人恐怕做不到。我也设想过，如果有人祭拜祖先，送了一些祭品给我，我会嘀咕，我又不缺这个，我也不想吃这么多糖，大概只会简单感谢罢了。但是，如果有人送我一辆賓士车，那就不同了，什么鞠躬九十度，双膝发软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学儒家其实很不容易，看孔子做，觉得不费吹灰之力，但自己很难做到。永远是，孔子归孔子，我是我。为什么做不到？因为我们的重点常放错了，把重点放在物质上，而忽略了对祖先、对父母的情感。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孔子三岁时父亲过世，十七岁时母亲过世。也就是说，孔子还没有成年，就已经父母双亡了，但他居然把孝顺讲得这么贴切。那是因为他是哲学家。能够全面了解、掌握具体情况，并进行高度的总结、概括，提出对别人有帮助的共同的经验。

这一章虽然很短，而且是曾参引述的，但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好的传统，西方人把它称为祖先崇拜，并将之看作中国人的宗教──不是佛教，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也不是道教，道教是东汉以后在民间慢慢形成的。祖先崇拜与儒家的思想可以完全配合。在古代，天子祭天，天的儿子独占天的祭祀权；诸侯则祭山川，比如鲁国国君可以祭泰山；一般老百姓只能祭祖先。“天”是最后的，最终的源头。中国人一强调天，就与国家政治相结合，因此，西方人把儒学称作国家宗教。儒者做官之后遇到国家领导人天子，读书人就好像遇到宗教教主一样。直到今天，我们仍要关注祖先崇拜对我们两千多年的文化的重大影响。

【第292讲】#

《论语•子张第十九》第十九章的原文是：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孟氏任命阳肤为典狱官，阳肤向曾子请教。曾子说：“现在政治领袖的言行失去规范，百姓离心离德已经很久了，你如果查出罪犯的实情，要有难过及怜悯之心，不可沾沾自喜。”

这段话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当时，鲁国由三家大夫孟氏、叔氏、季氏掌权，此外还有鲁君。孟氏本来称仲孙氏。这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古人取名字的规则。古人取名字，“伯”与“孟”代表老大，“仲”是老二。孔子同父异母的哥哥名叫孟皮，孔子是老二，名丘字仲尼。鲁国的鲁桓公有四个儿子，嫡长子继位，就是鲁庄公；另外三个儿子则封为大夫，世代传袭，就是仲孙、叔孙与季孙。仲孙觉得，既然不能与国君平起平坐，称兄道弟，那就在下面三兄弟中当老大，何必与国君一起排行当老二呢？所以就改为孟孙。“孙”意思是后代子孙。孟氏、叔氏、季氏都是鲁桓公的后代，所以又称三桓，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季氏，老幺的势力反而最大。

孟氏要派阳肤为士师。在古代，士师就是典狱官、司法官。柳下惠在鲁国就当过士师。我们要以平常心看待诉讼之事，不要认为中国人历来怕打官司。那是因为在以前的专制社会中，打官司不见得公平，老百姓往往受委屈。上面官官相护，一般百姓总处劣势。阳肤是曾参的学生，这时候，孔子显然已经不在世了，所以曾参给他指导。曾参说，政治领袖的言行失去规范，百姓离心离德已经很久了。看到老百姓犯错，就要考察社会的大环境。哪有人喜欢犯错呢？如果可以过太平日子，谁愿意去偷、去骗、去抢呢？所以，罪犯也是有苦衷的。作为负责刑狱之事的士师，应该查出实情。如能勘明情况，要有难过及怜悯之心；千万不能沾沾自喜，觉得又破了个案子，抓到了罪犯。罪犯生下来就是坏人吗？不是，只是因为没有受到好的教育、没有交到好的朋友，再加上金融风暴之类的困难，才走上歧路。所以，我们要同情他、怜悯他。

“哀矜而勿喜”很符合孔子的精神。不要把犯罪当做个别现象，而要从整体来看。如果只是将之作为个别现象，抓一件是一件，整体情况丝毫得不到改变，新的案件层出不穷，将使司法人员疲于奔命。何不从政治制度上，从社会各方面来做一个完整的反思和改革呢？这就是儒家的理想。儒家坚信，不能把责任归在个人身上，任何一个人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而误入歧途，变成盗贼杀人放火，很多人都要负责任的。儒者更会觉得自己责无旁贷，因为是自己没有将他教育好，或者自己做得不够，以至于没能感化别人。所以，当老师的压力其实很大，每当出现各种案件，看报纸时首先会想是不是自己教过的学生，是不是从我这个大学毕业的，如果是，赶快查有没有教过他。如果我教过的学生去做坏事，我会觉得自己有责任。他以前听我的课时，我怎么没有好好教呢？当然，可以自我解释说他上学时年轻单纯，变坏是进入社会之后的事。但我还是不安，为什么我教的东西没有让他有坚定的意志，可以抵抗社会的种种负面影响呢？为什么一个单纯的学生，进入社会就一定会被污染呢？

身为老师，责任是无限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教书是良心事业，没有止境。好老师的标准是没有上限的，而且教了这一批学生，还有下一批呢！所以，身为老师的人学儒家，更是要掌握这样的重点。

13子路第十三

Wed, 18 Jun 2025 00:25:21 +0800

子路第十三

【第189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子路第十三》第一章。原文是：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子路请教从政的做法。孔子说：“自己带头做事，同时使百姓勤劳工作。”子路想知道进一步的作为。孔子说：“不要倦怠。”

换句话说，不要想着进一步的作为，只要做到不倦怠就够了。不倦怠，就是有恒，亦即择善固执的“固执”。我们做事时，一开始常常很开心、很新奇，但是能坚持多久呢？老子曾说一般老百姓做事，常常在快要成功的时候却失败了，所以要能“慎终如始”，就好像跑马拉松，越是到最后关头越是要小心。俗话说“行百里者半九十”，要走一百里路，走到九十里才算一半，最后那十里也占了一半分量，如果不能坚持到底，前面付出再多，事情还是没做成。

子路是一个好学生，他在从事政治方面既有兴趣又有能力，所以老师对他说四个字，“先之，劳之”，我先做我该做的事，再让老百姓勤劳努力地工作，上下同心，政治怎么会做不好呢？我们还记得季康子问的问题，孔子的回答是“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当长官的先走上正路，谁还会走偏路呢？在《国语》里面有一段话，说老百姓辛劳就会出现善心，相反的，怠惰、没事做的话，就会出现恶心。这是很有趣的想法，原文是：“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话语中有一“思”字，老百姓每天辛苦，他会想自己为什么努力工作，因为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就好好地劳作吧，于是出现善念。一旦“逸”，没事做，很悠哉，荒废时日，就会放肆，放肆就会过度，过度就会忘记善，忘记善，恶心就生了。这是古时候的观念，认为要让每一个老百姓都有事做。其实，对于小孩子不是一样吗？有个母亲有一次告诉我，她的儿子念小学五年级，自己不知道该怎么管教。她曾问儿子说，假如你自己有一个小孩也是念小学五年级，你要怎么去管教他呢？她儿子很聪明，说：让他不要无聊。接着，这个母亲就转问我，这个小孩该怎么教，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是让孩子不要无聊是一个原则。我建议她放暑假时买一些好的电脑游戏软件，让孩子不要无聊，每天在限定的时间内作功课和玩电脑游戏，他需要有功课、有休闲，搭配起来，才觉得听父母的话很有意思。西方宗教也强调许多罪恶往往来自无聊，今天无聊，魔鬼就来了，诱惑我们去做这个坏事、去做那个坏事。一个人忙起来的时候，哪里有时间去做坏事呢？

所以孔子教他的学生，为政的秘诀是先要自己做表率，带领百姓一起努力工作，而且不要倦怠，一直做下去。

再接着下一章，是另外一位学生请教政治，所以可以合在一起讲。原文：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仲弓担任季氏的总管，向孔子请教政治的做法。孔子说：“先责成各级官员做事，不要计较他们的小过失，提拔优秀的人才。”仲弓再问：“怎样才能识别优秀人才进而予以提拔？”孔子说：“提拔你所认识的，你不认识的，别人难道会错过吗？”

仲弓是孔子德行科第四名的学生，孔子认为他可以面向南方治理百姓。他此时担任季氏的总管。季氏就是那个在鲁国势力最大的大夫，他有家臣，也有家宰总管。仲弓请教怎么样去从事政治活动，孔子给他建议三点：首先，“先有司”，你既然当总管了，要先让各级官员好好做事；接着，不要计较他们的小过失。这是从政的艺术。一个人有小过失，你太计较的话，他没有机会将功折罪；相反的，你给他机会他会特别努力，同时他的心态会比较谦虚，也比较柔软。宁可看到一个人犯了小过失觉得惭愧而好好努力，也不愿意看到一个人从来不犯过失而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就是圣人，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人都难免有过失，有过失之后，与别人相处比较容易，因为看到别人有过失时也会体谅他。人群相处真的需要互相体谅。我们都知道管仲与鲍叔牙的故事。在《庄子》里面就提到这段故事，很有趣。管仲快过世了，齐桓公问他：谁可以接替宰相的位置，你觉得鲍叔牙怎么样？因为当初是鲍叔牙推荐管仲当宰相的。管仲说鲍叔牙不行。因为鲍叔牙不能容忍别人的小过，犯过一次错误他记一辈子，永不任用。大权一旦交给鲍叔牙就麻烦了，官员有一大半都待不下去了，那怎么办呢？所以要赦小过。

最后是举贤才。那时还没有科举考试，科举虽然有问题，但也是一种提拔念书人的方法。汉代的时候举贤良，一个人如果孝顺、廉洁，也可能被推举出来做官，这也是一种方法。孔子告诉学生，推荐你所知道的人才，你不知道的别人也不会错过。这是比较早的阶段，所以孔子会提这样的建议。

子路与仲弓同样请教政治的做法，孔子却根据他们的需要给出不同的答案。这才是真正的因材施教。

【第190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子路第十三》第三章，它的原文比较长。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子路对孔子说：“假如卫国的国君请您去治理国政，您要先做什么？”孔子说：“一定要我做的话，就是纠正名分。”子路说：“您未免太迂阔了吧，有什么好纠正的呢？”孔子说：“你真是鲁莽，君子对于自己不懂的事应该保留不说。名分不纠正，言语就不顺当；言语不顺当，公务就办不成；公务办不成，礼乐就不上轨道；礼乐不上轨道，刑罚就失去一定标准；刑罚失去一定标准，百姓就惶惶然不知所措了。因此君子使用任何名词来表示名分，一定要让它可以说得顺当；说得出来的，也一定让它可以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论，要做到一丝不苟。”

当时孔子到了卫国，卫国正好内乱。卫国的国君本来是卫灵公，他的夫人是南子，太子是蒯聩。太子与南子不合，曾经想动手对付南子，后来事情败露逃到国外。在他逃亡期间卫灵公死了，南子就把蒯聩的儿子立为国君，即卫出公。局面变得很复杂，爸爸还没有接替国君的位置，儿子却接到手了，而且一接手就是十二年，爸爸才夺回来，这是很难看的局面。这个时候孔子带着学生来了，子路请教：如果卫国国君卫出公，就是儿子辈的这个国君，请您来治理国政，您要先做什么事？孔子这时候就说了要正名，纠正名分，到底谁是君、谁是臣、谁是父、谁是子。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君，现在儿子已经当君了，那个做爸爸的在国外，就要老老实实说我是臣，否则君臣父子弄乱了，那老百姓怎么治理得好呢？“必也”这两个字代表假设语气，我们说过好几次了，“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君子没有什么好争的，如果一定要争，就是射箭吧。这里的用法也一样，意思是“如果一定要如何”。

子路很喜欢做事，但缺乏耐心，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正名，有什么好正名的，既有国君，我们老老实实当大臣就行了，不是照样可以替百姓服务吗？子路因此说老师迂腐，也只有子路敢这样说。孔子生气了，直接骂他鲁莽，真是相骂没好话。但是孔子讲的是一套道理，这个道理是儒家的推论，有他的逻辑。孔子说，你对于不懂的事最好不要乱讲，“名不正则言不顺”，你没有一个名分的话，说出来的话就不能代表这个名分。比如，我现在是一个老师，我就不能讲校长该讲的话，我当校长就不能讲县长该讲的话，名分与身份配合之后，说出来的话，才有分量。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名分若不能确定，该如何适当发言？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说有不同的效果，这是名正言顺的问题。

名不正言不顺，然后事情就做不成；事情做不成，礼乐就不上轨道。到这个阶段才谈礼乐，是因为能讲究礼乐教化时，一个国家已经上轨道了，老百姓都用礼和乐维系彼此之间的关系。礼代表长幼尊卑有秩序、能够区分；乐代表大家的心态、心思可以和谐共融。礼是强调分，乐是强调合，一个社会能分能合才可以显示秩序之美。礼乐不兴，就会“刑罚不中”。老百姓难免犯错，如果礼乐有问题，刑罚就不能够适当，该罚的不罚，该赏的不赏，这个社会谁还愿意做好人做好事呢？因为大家会觉得做好事和做坏事的结果没有差别。我们都知道，做好事与爬山一样，做坏事与磙下山一样。做坏事不需要花力气，看见东西就拿、看见东西就抢，这不是生物本能吗？做好事不同，坐车就要让座、与人相见要有礼貌，这是需要修练的，是不容易的。刑罚不中，老百姓将无所措手足，老百姓连手脚怎么放都不知道，代表他们不知道怎么生活了。因为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都知道要行善避恶，但是当看到善没有善报、恶没有恶报，就失去信心了，会质疑为什么要行善避恶呢？儒家的教育就在让人的真诚由内而发，自己愿意去行善避恶，快乐也会由内而发。所以宗教讲报应，大部分强调死后的善恶报应；儒家讲报应，是说你行善会获得当下的快乐。当然你真的做该做的事，心里想的并不是报应，而是我该做的，做出来以后，内心会处于非常圆满的状态。比如，我对父母亲孝顺，何必别人来称赞呢？我能够孝顺父母、能够让父母开心，就觉得自己的生命安顿了；我对朋友讲道义，不亏欠别人一分钱、一分情，这样内心便觉得圆满。其实，人生真正的快乐并不是得到什么特别的东西，而是心思非常单纯，生活非常简单，平平常常过日子，和别人没有误会或怨恨。相反的，刻意追求某一种快乐，想望某一种善报，做起事来就会处处计较，挂念着好报应，总觉得报应不够，一切便复杂化了。这点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其实道家也是一样，吃饱喝足以后，心思尽量单纯，称为“虚其心，实其腹”。

【第191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子路第十三》第四章：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请求学习农耕之事，孔子说：“我比不上有经验的农夫。”他又请教种蔬菜，孔子说：“我比不上有经验的菜农。”樊迟离去之后，孔子说：“樊须真是个没志气的人。在上位的人爱好礼制，百姓就没有敢不尊敬的；在上位的人爱好道义，百姓就没有敢不服从的；在上位的人爱好诚信，百姓就没有敢不实在的。能做到这样，四方的百姓就背着小孩投奔过来了，又怎么用得到农耕呢？”

这段话不太好解释。有一次，我在农学院讲到这段话时，学生都很愤慨。在这里我们要说明一下。樊迟这位学生我们说过，他学习的心得不是很好，一段时日后发现做官恐怕没有希望了，就想另谋出路，请老师教我种田好了，好歹有收成可以过日子。孔子说，我不如有经验的老农夫，因为耕田也是一种专业，孔子在这一方面经验不够。人活在世界上时间那么短，不可能样样都懂，所以要做什么事需要选择。樊迟又说，那您教我种菜吧(前面那个农夫是种稻米的)。孔子说，我不如有经验的菜农。老师两度这样讲，樊迟就离开了教室，他一定感觉到自己的问题提错了，或者也许看到老师的脸色不太好看。果然，他离开之后孔子就批评了，“小人哉，樊须也”。学生如果不太上道，老师在背后照样要加以批评的，这话说给谁听？说给留下来的同学听。

当然，我们还是要问，难道别人不能选择做农夫吗？要回答这个质疑，首先要了解孔子的教育目的。他为什么说樊迟是“小人”？这里的“小人”与“君子”相对而言。君子有志向，要让人的生命全方位发展，但是有重点，就是德行的培养。小人就是指没有志向的人，他的身体长大了，心思却只想着吃饭、住房子这种低层次的物质需求。这种需求没有人可以忽略，它是必要的，但还不够，有吃有住之后还要做什么？这才重要。孔子教学生，希望他们立志，千万不要只做个一般的百姓，只顾到物质层面的需求，而忘记自己还有更大的潜能，可以在德行上、在其他方面发展。具体来说，在孔子心目中，受教育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拥有专业知识与能力以后可以做官，照顾百姓。做官就等于照顾百姓，有个学生没做好，孔子让大家“鸣鼓而攻之”。如果我们了解孔子的教育目的，就会理解他为什么会批评樊迟缺乏志向。

孔子后面又讲了三句话，在上位的人做到礼，底下的人就会尊敬；在上位的人讲求道义，底下的人就会服从；在上位的人讲求诚信，底下的人就实实在在。“莫敢不用情”的“情”字在古代往往作为“实、实在”的意思。这说明一方面上行下效，另一方面上下对应。老百姓统统做到了刚刚所说的三点──能够尊敬(认真负责)，也能够服从(行善避恶)，又能够实实在在做人处事，社会就上轨道，不会有问题了。所以既然学了那么久，为什么不把这三点做到？最后只为了个人的稻粱，实在不够开阔。

以今天来说，不管学理、工、农、医、法、商任何一科，自己站稳之后就要考虑到这个行业对社会有什么帮助，在社会上还能多做些怎样的公益事业。这是儒家的一种理想。如果只为个人，志向太小了。所以，有能力的人就要设法让能力配合自己的德行，而德行就是尽力照顾更多的人。这也是一种快乐。所以孔子最后说了一句话，能做到这三点，四方的百姓就会抱着孩子来共襄盛举了。四方代表东南西北，中原之国在中间，与四方的百姓又不认识，也不见得是同一种文化，但是他们照样会带着孩子来投奔。因为在这里有礼、有义，还有诚信。简单一句话，就是因为在上位者行善。所以儒家的性善论是说“人性向善”，因为四方的百姓也向善，他们看到你行善自然就来了，这不需要宣传、不需要口号，更不需要去鼓吹，关键是不要把人性看做本善的。“本善”这两个字不好解释，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社会上每天都发生许多不对的事情、邪恶的事情，如果说本善，就要解释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坏事。人的特色是有理性可以学习、可以思考，有自由可以做判断、做选择，但是所做的事要自己负责任。这是一个人的实际情况。有自由代表可以行善也可以为恶，同时具备这两种可能，否则我们说人类有自由，但是只能够行善，那就不能称为自由了。因此要问，如果没有人管束监督，还能够为善吗？教育的关键即在此。儒家的思想就是让人真诚，为善的力量由内而发，做到之后才会快乐、快乐也由内而发，别人不能夺走。相反的，如果行善是因为别人在鼓掌、别人在观察，一旦别人不在乎，或者别人不在身边的时候，我们就不一定行善了。这是自古以来人性里最关键的问题。

西方也是一样，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有〈理想国〉一篇，讲一个牧羊人遇到大地震，地面裂开一条缝里面有一口棺材，他下去打开来一看，棺材中骷髅手上戴着一枚戒指，他把戒指拿来戴到自己手上，后来发现这枚戒指可以让人隐形，把戒面转过来对着自己就不会被人看见了。请问这个牧羊人还能够循规蹈矩、奉公守法吗？不能，他谋杀国王后自己篡位。如果让人们自由做选择，为什么还要行善避恶呢？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即在于此，只要真诚，就会发现力量由内而发，别人不管我们，我们还是要行善，而快乐也将由内而发。这一点西方学者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办法得出像孔子这样的论证。

所以，“樊迟事件”引发孔子的这段话，透露出孔子内心坚定的信念和对人性的肯定。这才是我们要学的重点。

【第192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子路第十三》第五章。这一段的内容是：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孔子说：“熟读《诗经》三百篇，给他政治任务没法顺利办成，派他出使外国不能独当一面，这样念书再多又有什么用处呢？”

孔子认为读书还是要回归到实际的生活，否则就成了读死书，变成两脚书橱，书念得很多，一遇到现实的情况不能灵活应用，那是不够的。《诗经》有三百零五篇，简称三百篇，熟读了之后有什么效果呢？孔子对自己的儿子说，你读《诗经》了吗？他儿子说还没有仔细去念。他说你“不学《诗》无以言”，你不学《诗经》的话，说话就没有根据、没有凭借。人人都会说话？但是有些人说话很文雅，能够恰到好处，适当表达意思。有些人说话就直来直往，会发出声音、会表达意思而已，非常粗糙。所以受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设法理解《诗经》、《尚书》等古人留下的资料，而不要只靠自己的经验。一个人能接触多少事情呢？三百六十行一辈子顶多做个两三行，但是熟读《诗经》，各方面都知道一些，因为古代有采风之官，把各地的歌谣收在一起，由此可以知道每一个国家的风俗民情，其中也包括朝廷在各种正式祭典上所唱的诗。如此一来，这些生活经验都给我们提供了材料，学习之后马上可以应用于现实生活。如果只靠自己的体验，恐怕累积各种经验之后，年纪已经很大了，这一生不是变成实验与错误的牺牲品了吗？

所以孔子强调学习《诗经》等古代的材料，这是“温故”；但还要“温故而知新”，因为每一本书都是前人留下来的，是别人的经验写给我们看的，不是我们自己的经验，依样画葫芦，也没有用处。大家听久了之后，就好像小时候听童话故事，听完之后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只是觉得很有趣而已。读书人一定要把它转化为现实可能遇到的实际状况，研究如何应用、如何面对。孔子在〈阳货第十七〉里提出，学习《诗经》之后，除了可以兴、观、群、怨之外，还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就近可以学会与父母相处，远的可以学会和国君相处。所以学会之后就要把学问用在生活上，从而减少错误，让自己的生活更有效率。

第二段，让你当外交官到国外去，能不能够独当一面呢？因为古时候的外交官是“受命不受辞”，国君给你命令，要你完成什么任务，这叫做“受命”；国君不会告诉你怎么说，这叫“不受辞”。如果国君连如何对答都要告诉你，那何必要你去当大使、给你这么高的待遇呢？“使于四方不能专对”，专对，就是自己可以想办法用我的学问、我的言辞完成国君交代的任务。为什么需要学习《诗经》呢？我们现在学成语也是一样的意思，很多话直接讲太直白了，说出来别人会觉得没有回旋的余地。两点之间最短的是直线吗？数学上也许是，人际关系上绝对不是。比如，你认识我、我认识你，但一直没有成为朋友。是认识好久以后发生了一件事，才知道患难中见真情。那为什么很早以前没成为朋友呢？所以在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要把我们之间的距离变得最短，还需要绕上一大圈。《诗经》的效用之一，就是让我们的言语婉转得体，有如在外交场合起了润滑的作用。

本章的中心意思就是强调要学以致用。有些念书人学问很好，但是只关在象牙塔里面做专业的研究，当然他有他的贡献，这不能否认。但假设今天研究儒家，却和别人都不来往，那学习儒家有什么用呢？我们讲《论语》到现在，已经超过三分之二的篇幅了，哪一段不是实际生活中的事情？学生向老师请教怎么从政、什么是仁德，甚至该怎么样做农夫，都是具体生活中的问题。孔子的回答，也都就生活中的材料，举个例子或讲个故事。今天研究学问却往往变成写论文，写出来之后没几个人看得懂，越是没人懂的，越显得高明。西方也类似，西方最早一部完整的哲学书是《柏拉图对话录》，你说一句、我说一句，两个人讨论。《柏拉图对话录》里面现在留下来的有二十六篇，大半以上都没有结论。比如，我与你讨论一个问题，什么是勇敢、什么是美、什么是善，讨论半天没有结果，但重要的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讨论过程中让我们发现自己的观念是狭隘的，只看一面，而别人和我们唱反调，有正、有反、才能合，才能往上提升。可见，西方像《柏拉图对话录》所谈的内容，也都是每天发生的事。但是后来做学问的哲学家写出来的书没几个人看得懂。为什么近代存在主义受到欢迎？因为存在主义特别就人的生活及生命的困境来加以思考，大家就觉得比较亲切。要不然往前钻研，理性主义、唯心论、现象学，一路到现在的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一说大家就头昏，请问那样的学问是学问吗？我觉得，学问一定要来自于生活，还要回归到生活。《论语》的这一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193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子路第十三》第六章，它的原文是：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说：“政治领袖本身行为端正，就是不下命令，百姓也会走上正途；如果他自己行为不端正，即使下令要求，百姓也不会跟着做。”

孔子谈论政治领袖的篇章很多了，比如：“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你当领袖的人自己行事作风正派，谁敢不正派呢？那为什么还要谈这一段呢？因为这段话的意思还是不太一样。

本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本身行为端正，虽不下命令，百姓也会走上正途。我常说，《论语》里面凡是牵涉到仁，都反映出孔子的信念，因而特别重要。因为孔子有些话别人也会讲，比如“仁者爱人”，谁不讲“爱人”呢？释迦牟尼不讲吗？耶稣不讲吗？苏格拉底不讲吗？古今中外的圣贤讲爱人的多得是，从这个角度看，孔子讲爱人并不特别。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要讲。上述其他圣哲讲爱人，是因为一个人爱别人时不会自私，不太会替自己考虑，慢慢会把自我的执着化解掉。化解我执，是目的；教人爱人，是方法。耶稣说你要爱神、也要爱人，如果不爱那看得见的弟兄，怎么能说你爱那看不见的神呢？所以你要爱护别人，因为别人也是神所造的。后来的墨家讲兼相爱，就是同时要爱护很多人，还要平等地去爱。意即“兼”不是只有同时，还包括平等，这与儒家的“爱有差等”并不同。事实上，有谁能做到平等地爱护别人？不可能。一定是先爱护自己的父母、子女、家人，行有余力再去爱护别人的父母、别人的孩子。所以儒家的思想是讲究差等、推己及人、循序渐进。墨家的思想太高了，他说每一个人不能只顾自己，要平等地爱每一个人。孟子便批评墨家这样的主张，是无父无君了。儒家教人爱人是因为人性向善，而善是我们和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只要真诚，力量就由内而发，由不得我们不去爱人。那么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我当领袖本身正派，不下命令百姓也跟着我走，也是因为人性向善。否则，凭什么说只要自己正派，不用下命令百姓也跟你走上正路。

第二句比较复杂，说“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上位者本身行为不端正，即使下令要求，百姓也不会照着做。命令有两种：第一我自己不端正，却下命令要百姓端正。百姓就说，凭什么你不端正却要我们端正？因为古代社会是有阶级的，简单二分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自己吃喝玩乐，叫老百姓规规矩矩地交税，那行不通。孔子的故事里面有一段强调“苛政勐于虎”，一群人住在树林里面，宁可冒着被老虎吃掉的风险，也不到镇上去住，就是因为苛政、税收太重，活不下去。自然界的灾害还可以防范，人祸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别人不给你活路，你怎么逃都没用。所以，你在上者其身不正，却命令老百姓走上正路，老百姓不甘心。第二，我自己不端正，命令老百姓与我一样不端正，老百姓也不接受。这里又回到人性向善了。

就是这么十几个字，也不知道是谁问的，也不知道为什么问，就把这句话留下来了。念《论语》最大的困难就在这里。这是因为《论语》的成书过程比较特别，它并不是一个人写的，而是在孔子过世以后，很多学生主动为他守丧期间，大家回忆老师以前说过的话并加以记载，有些没有交代背景，只有一句话传了下来。后世无法还原当时的景况，只能在解释上尽量讲得合理。对儒家来说，每个人自己心里知道在做好事还是坏事，做好事时可能没有特别的感觉，而做坏事时感觉便明显，总想看看有没有人注意。我在学校教书，遇到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学生考试作弊。学生不知道这是错的吗？当然知道，所以他遮遮掩掩，小心注意怕被发现。他如果认为作弊不是坏事，可以正大光明地作弊。那大家也许要问，为什么做坏事的时候感觉这么明显，而做好事的时候没有特别感觉呢？答案还是一样，人性向善，所以做好事觉得很自然，而不做好事，内心里面那个“向”就受到影响，被挡住了，觉得很不自然，有点惭愧。儒家很喜欢讲羞耻的耻，耻字的关键在于个人的行为与团体的要求有落差，所以才有羞耻心。一个人最怕没有羞耻心，没有羞耻心的话谁能教他呢？所以这虽然是很短的一段话，却反映出孔子对于人性的看法。

【第194讲】#

本讲介绍的是《论语•子路第十三》第九章，这一章的原文是：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前往卫国，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这里人口众多呀。”冉有说：“人口众多之后，接着应该做什么？”孔子说：“使他们富裕。”冉有说：“如果已经富裕了，还应该做什么？”孔子说：“教育他们。”

冉有是孔子学生里面很特别的一位，列名在政事科，年纪轻轻，却排在第一，很有才华。孔子多次提到他多才多艺，做官不是问题。

本章是很有特色的一段话，提出对从事政治，或者对人类发展的一般看法。分三个阶段。第一，人口众多。古时候人口稀少，现在中国已经人很多了，所以这方面我们不用想太多，已经完成第一个目标了。第二是发财。这一句话就证明儒家没有反商情结，做生意开发我们的潜能，让经济水准提高，大家都有钱，这是好事。孔子绝不是只让卫国人去发财、只让中国人去发财，他是普遍的希望人类都能有基本的经济生活条件。这个世界上至今还有将近一半的人经常处在饥饿之中，说明孔子的第二步目标还没有实现。但我现在问了，一定要吃饱穿暖才能受教育吗？那很多人恐怕一辈子没有机会了。所以，人口多、赚了钱、然后受教育，这个顺序不是时间上的顺序。如果把它当做时间上的顺序就糟糕了。做任何事都要有目的才能被理解。比如，今天打开电视看到《论语三百讲》，你看下去了，请问你的目的何在？你漫无目的就这样看，说明你无事可做，反正看什么都一样。有很多电视台可以选择，你为什么选择这个节目？一定要有目的，比如希望借机了解《论语》在说什么、儒家有什么思想。有了目的，才能让人理解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同样，孔子说人口众多有什么目的？就是受教育。经济繁荣有什么目的？还是要受教育。这话与后来孟子的发挥可以配合，孟子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一群人吃饱了、穿暖了，每天生活很悠哉，但是没有受教育，那就接近于禽兽，因为他只能靠本能，靠他的冲动和欲望来主导一切。那将是一个可怕的社会。

还好这段话也没引起太大的误解，我们历来对于孩子的教育都很重视。但是做父母的请扪心自问，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是不是有时候太过于功利？孩子受教育，要考第一名，要进入好学校。但目的何在呢？不在于教育自己，而是希望在社会上取得优势，将来可以得到好的工作、挣很多钱。而儒家的教育思想是什么？以孟子来说，基本上是五伦之教，受教育之后就要记得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伦之教使得人类和动物完全不同。所以我们讲儒家的教育有人才、有人文、有人格，关键在于人格。人才，必须考虑生下来是什么样的材料，这一点我们无法掌控，祖先也要负一部分责任。人才方面各有所长，不能勉强。我生下来数学就不好，怎么能怪我呢？而且，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可以就自己的优势学习别的。人格方面却是无所逃避的，像庄子说的“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父母，谁能不爱父母呢？这是天性；每一个人都在社会上做事，谁能不遵守国家的法律和规定呢？

【第195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子路第十三》第十五章，这一章的内容比较长。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定公是鲁定公，鲁国的国君。定公询问孔子：“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话不可以说得这样武断，以近似的程度看，有一句话是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属也不容易。’如果知道做君主很难，不是这样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吗？”定公又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衰亡，有这样的事吗？”孔子说：“话不可以说得这样武断，以近似的程度看，有一句话是说：‘我做君主没有什么快乐，除了我的话没有人违背之外。’如果你说的是对的，没有人违背不是也很好吗？如果你说的是不对的，却没有人违背，不是近于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衰亡吗？”

孔子做官的时间大约是在鲁定公九年，也就是说鲁定公已经负责国政九年了，孔子当时五十一岁。定公征询孔子的意见，大概是在这个阶段。当国君的人都希望把国家治好，最好一句话就够了，你给我一句口号，我到处去宣传，给我一句标语，我到处去贴，如果看到这个标语的人统统变成好人，那不是很容易就把国家治好了吗？所以鲁定公就问了“一言可以兴邦”那样的话。说实在的，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社会这么复杂，希望用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这个想法也太天真了一点。

孔子对国君都是很礼貌的，因为孔子有三种敬畏的对象，其中之一就是敬畏大人，大人即政治领袖。为什么敬畏大人？因为孔子认为，大人身系国家之安危，尊重他，就可以使他尊重自己。孔子很了解人性，知道对政治领袖越尊重，他也会就越尊重自己。相反的，不尊重他，天天骂他，骂到最后他也没有尊严了，反正做得好也挨骂，做得不好也挨骂。那为什么要好好做呢？所以孔子基本上很尊重政治领袖，就是寄望他们知道自己的责任重大。一个农夫不好好种田，顶多收成少一点、交税少一点，一个国君不好好修养自己，国家就乱了。

孔子如何回答鲁定公的提问呢？他说，这样吧，我给你讲一句近似的话，做国君很难、做大臣也不容易，你如果知道做国君很难就够了。言外之意就是，只要你战战兢兢，不要松懈，这样就可以使国家兴盛了。人最怕在奋斗的过程中很努力，一旦大权在握就松懈了。西方有一句话说，你可以用剑做任何事，但是你不能坐在剑上面。古代打天下当然是用刀剑，拥有天下之后还能用刀剑吗？不行，刀剑放在一边，这时候就需要重新学习另外一套，就要讲文化、讲教育。所以，做国君很难，没有可以松懈的时候。孔子说，你了解这句话就够了，就可以让国家兴盛。

定公又问了，有没有一句话会让国家衰亡呢？他的头脑真简单。孔子的回答也是一样，说话不要这么武断，一定要说的话，用近似的一句话，就是我当国君没什么乐趣，除非你们都听我的话，不要违背我的意思。我说什么你们都统统照着做，比如我说要盖一个阿房宫你们就盖，不准抗议。这样一来国家就有麻烦了，所以孔子说，如果你说的话是对的，别人照着做很好；如果你说的话是错的，别人也跟着做，那国家不是就衰亡了吗？

孟子后来发挥这个思想，他说“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意思是国君做坏事我帮他多做一点，他洗钱我帮他搬钱，这个时候大臣的罪过还比较小。因为国君与大臣都知道这是坏事，所以偷偷摸摸做。但是，第二种，“逢君之恶”，国君做坏事我帮他找理由，说：你做的不是坏事、你做得真好，你是该洗钱，应该多洗一点。这就是迎合国君，并把他的罪过合理化，让国君以为自己做的不是坏事，可以做得理直气壮，那就更可恶了。所以，孟子说这样的人罪过更大。我们才在前面提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假如只能是一言堂，大臣不管是非一律逢迎国君，国家怎么能维持好呢？所以，孔子对鲁定公说，这句话就可以让国家衰亡。

鲁国当时的政局确实不太理想。鲁定公是国君，国家分为四部分，国君只占四分之一，另外还有孟氏、叔氏、季氏三家大夫，季氏势力最大。执政者当时是季桓子，后来是他的儿子季康子。孔子离开鲁国就在鲁定公的时候，因为鲁定公接受了齐国送来的美女，每天耽于享乐不再上朝，对孔子也开始疏远。鲁定公和季桓子都不上朝了，孔子这个代理宰相也无可发挥，而且在下一次祭祀后分配祭肉给大夫时，没有分给孔子，孔子就以此为借口辞职了。我们曾经说过，他离开鲁国与离开齐国时的态度完全不同。孔子有二大特质特别值得后代学习，一方面是非常真诚，另一方面是能够正确判断。遇到鲁定公这样的国君、遇到季桓子这样的正卿，即使居宰相的位置一样无能为力，留下来，大家只能慢慢耗时间，尸位素餐，孔子是不会这样做的。孔子此后周游列国，他的生命精神在五十五岁以后全盘展现出来，若没有经过这番检验，怎么知道孔子是真金还是假金呢？

【第196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子路第十三》第十六章以及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的原文：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叶公请教政治的做法。孔子说：“使境内的人高兴，使境外的人来归。”

09子罕第九

Wed, 18 Jun 2025 00:25:19 +0800

子罕第九

【第129讲】#

《论语•子罕第九》第一章，原文是：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子罕言”，“罕”是少的意思。罕言，很少主动谈到。我们曾读过“子不语”，孔子不和别人讨论怪力乱神。本章记载孔子很少主动谈到三样事：有关利益、命运与行仁的问题。仔细研究《论语》会发现，在整部论语中，“利”字出现十次，“命”出现二十一次，而“仁”字，大概出现了一百零几次。孔子不是很少谈到这些吗？为何“仁”出现了那么多次呢？

我们先看第一点，孔子为什么很少谈到利益。利益人人想得到，但是真正得到利益的是少数人，所以利益谈多了，大家的心就乱了。因为很少有人能真正抵抗得住利益的诱惑，孔子便很少主动去谈。他曾说过“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做事只看小利益的话，很难完成大事，因为小的利益使人迷惑，使人忘记更大的目标、更高的理想，所以孔子不会主动与别人谈起利益。所谓“放于利而行，多怨”，一切都依利益来考量来决定自己该做的事，一定会引来很多抱怨。

第二点，他也很少谈到命运。关于命运，不能说没有，因为命运表明人在世间的遭遇，当然孔子也知道人是有命的。他的学生冉伯牛，德行非常好，却生了严重的病，孔子就说，这么好的学生，有这么严重的病，这是命。所以孔子也了解命运是有的，但是不多谈，谈多了之后，可能会造成大家坐等命运的发生，而不肯脚踏实地进行该做的事。

第三点，孔子很少主动谈到“仁”，而“仁”字却出现了一百多次，因为孔子所谓的“仁”，是和每一个人具体的行为有关。每一个学生请教仁时，他都因材施教，樊迟三次请问，孔子依不同的情况，年龄不同、背景不同、条件不同，三次给的答案都不同。但他很少主动说明仁，也不曾为仁字下一个普遍的定义，要大家都照着做就可以了。仁与道有些微差别，道是广泛的人类理想，人生的正路称为“道”，而“仁”的概念是针对个人，行仁的方法需要自己去判断。所以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这个“我”就是行仁的主体，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在身边找到行仁的方法。

孔子很少主动谈到利、命、仁，类似的态度在西方也有。比如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四十岁时，在雅典开始办一所学院，这是西方最早的大学。有一次他作了一场演讲，主题是“善”，很多人去听，但听了之后却大失所望，因为柏拉图所谓的善，要从数学谈起。柏拉图认为要懂得善，一定需要有抽象能力，数学和几何是标准的抽象学问。如果想学习柏拉图的思想，就要把一般生活上的需求放在一边，不要考虑今天吃什么、喝什么。他的思想往往要从数学着手学习，他的学院门口挂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不懂几何学的人请不要进来。比如说，什么是“圆”，天下并没有圆，我们看到的是“圆的东西”，而非圆的本身，所以从圆的东西到圆，从方的东西到方，就是抽象。抽象使人摆脱具体的思维，有了抽象思维，才能研究数学。想理解他讲的善，需要先懂数学，这样才能够一步一步抽象上去，最终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善是人生最高的理想。

孔子教学生时也不喜欢谈具体的利益，一谈具体利益，会造成大家欲壑难填。也不喜欢谈命运，因为命运有一部分是无奈的，孔子自己五十而知天命。所以他不愿意多谈这些。他谈仁，则往往都是根据某一个学生的特点来加以说明。

【第130讲】#

《论语•子罕第九》第四章，原文：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孔子完全没有四种毛病，就是：他不凭空猜测，他不坚持己见，他不顽固拘泥，他不自我膨胀。

第一点他不会凭空猜测。人都有好奇心，这原本无伤大雅。但如果我们不分是非地表达自己的猜测和想法，便很容易混淆是非。第二点，他不坚持己见。坚持非得如此，我们称为“必”。在论语中我们读到孔子只有一件事情是坚持的，就是别人唱歌唱得很好时，孔子必使反之，一定坚持别人再唱一遍，这是孔子会坚持的状况。在其他方面孔子并不坚持己见，因为人很容易主观，我个人认为这样最好，但是别人不一定这样认为。比如有的父母亲常常用自己的经验去决定孩子的爱好和兴趣，但其实孩子并不快乐。父母希望孩子一生过得平稳，发展顺利，所以他们往往会强加给孩子一些他们认为正确的观念，却没有考虑到年轻人有自己的兴趣和志向，如果父母坚持己见，对子女可能造成压力。第三点，他不顽固拘泥。孔子认为学则不固，多方学习，就不会流于固陋。一个人为什么顽固呢？因为他学识有限，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样容易固执。一个人之所以要学习，就是因为学习才能知天下，才能开阔自己的视野。第四点，当碰到特殊状况时，容易乱了手脚，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多学习使人容易联想到前人的经验，并加以援引。所以，孔子不会顽固拘泥，也不自我膨胀。一个人在某方面有成就之后，很容易自我膨胀。比如，大陆现在热衷国学，稍微懂一点国学，就会被人称为大师，这就是自我膨胀。有时候碰到一些记者朋友，也称我为大师，我很惭愧。学无止境，所以千万不要盲目自我膨胀。孔子认为自己最大的优点是好学，好学表明他对知识的渴望永远不够，就因为他能够好学，知道自己永远不够，才能成为杰出的哲学家。

孔子的“绝四”与道家思想是相通的。老子也一再强调，一个人不要自以为是，才能够看清事情，一个人不要认为自己所看到的是唯一正确的事情，他才能够明白道理。老子曾说：“不自是故彰，不自见故明，不自伐故有功”，不要自己夸耀，就有功劳，若自己夸耀之后，别人发现你已经夸耀了，何必再称赞你有功劳呢？同时，老子也强调三去：“去甚、去奢、去泰”，“甚”是过度，要去掉过度的欲望；“奢”指奢侈，要去掉奢华的生活；“泰”就是得意，要去掉得意的神情。我把这些称作“三去”。我们记得孔子有“三忘”：“忘食、忘忧、忘老”，老子有三去：“去甚、去奢、去泰”，这都是很好的修养方法。我们学习儒家时，可以借鉴道家，他们的思想有多处不谋而合，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对照孔子与老子的思想，发现他们对欲望，对固执，对自我膨胀都奉行减法哲学，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有现实的参考价值。

【第131讲】#

《论语•子罕第九》第五章，原文是：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被匡城的群众所围困，他说：“周文王死了以后，文化传统不都在我这里吗？天如果要废弃这种文化，后代的人就不会有机会学习这种文化，天如果还不要废弃这种文化，那么匡人又能对我怎么样呢？”

《论语》里提到孔子有两次生命受到威胁，差一点被害。第一次是桓魋想杀孔子。本章所说是第二次，在匡城被围。为什么被围困呢？一说孔子到了匡城，而匡城的百姓从前曾经被阳货镇压。阳货是季氏的家臣，大权在握。据说孔子的长相与阳货很像，所以被误会以为是阳货来了，他们要报仇。这个说法我不太能够接受，因为根据描述，孔子的长相很特别，身高一百九十二公分，额头还凹进去了一点，阳货在这两点上能和孔子一样，实在很难想像。另外一种说法比较可靠，阳货镇压匡城的时候，替他驾车的人名叫颜刻，而孔子来到匡城替他驾车的也是颜刻，别人一看驾车的人是颜刻，就推断车里坐的人有可能是阳货，所以就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就把孔子一行人围住了，情况非常危险。《庄子》提到了这一段，写得非常生动，当时学生们非常紧张甚至害怕，问老师要不要杀出重围，孔子说别担心，并拿出他的琴来，开始弹琴唱诗。到了晚上，外面包围的群众听到里面有人在弹琴唱诗，不像是阳货的作风，阳货是个粗人不会这么文雅，再一打听是鲁国的孔丘，知道围错人了，于是带刀大哥就向孔子道歉，并请他们离开。在这个危险的关头，孔子镇静地弹琴唱诗，说明孔子的自信，文不在兹乎，文化传统不就在我这里吗？掌握了历代的思想精华，他如果不幸死于非命的话，文化传统不就断绝了吗？上天如果不让文化灭绝，匡人能对我怎么样呢？就好像桓魋包围他，他说“桓魋其如予何”一样，都是充满自信的话。《朱子语类》里面特别提到这样的史料。学生问朱熹先生，万一匡人一定要杀孔子怎么办？朱熹说：那也只好认了。万一真的出了事，孔子照样问心无愧，因为是匡人的误会，并且天命如此，人又奈何？就好比孟子后来说的，上天如果不想治理好百姓，那就罢了，上天如果想治理好百姓，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这是孟子的话，多么有气魄。但是可惜孟子也没机会，他只能感叹而已。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可以立志，但是是否能实现和完成却由不得人。孔子在面对生命危险时，表达了自己最深刻的信念。把天抬出来，作为他的后盾与靠山，因为他相信自己是在奉行天命，顺天命。

匡城被围事件，颜渊不在现场。颜渊第二天才赶到。孔子看到颜渊很高兴，因为在这种患难的时候，看到自己心爱的弟子实在是很高兴。孔子居然说：昨天没看到你，我还以为你遇害了呢。颜渊说：老师，您还活着，我怎么敢死？这显示孔子和学生之间的深厚感情。但是事实上，颜渊却比孔子早两年过世，他没有守住诺言。

【第132讲】#

《论语•子罕第九》第六章，原文：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太宰向子贡询问：“孔先生是一位圣人吧，他竟有这么多才干。”子贡说：“这是天要让他成为圣人，并且具有多方面的才干。”孔子听到这段话说：“太宰了解我呀，我年轻时贫困卑微，所以学会了一些琐碎的技艺，一个君子需要具备这么多才干吗？我想不需要的。”

太宰和子贡是朋友，他听说很多有关孔子的事迹，所以向子贡请教，说：孔先生是位圣人吧，竟有这么多才干。这句话说明当时认为圣人便是有很多才干的人，什么都会，什么都懂。因为“圣”字，原意就是聪明，左边是耳朵，耳聪目明，听到了就懂。“圣”表示聪明、能干、多才多艺。孔子对六艺都非常娴熟，对于治理国家也都很在行，他培养的学生中也出现了很多人才。

子贡口才很好，他并没有纠正太宰关于圣人与才干关系的误解，他表达他的想法：是上天要让我们老师成为圣人，同时还让他具备多方面的才干。子贡明了成为圣人与才干多不见得能画上等号，他这一回答非常好，既表达学生对老师的推崇，在太宰面前也讲得很得体。这一段对话传到孔子耳中，他说：太宰了解我呀。孔子想解释的不是关于圣人，而是要解释自己为何能多才多艺，因为太宰认为孔子才干很多，所以他说太宰了解我。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啊，我年轻的时候贫困卑微，所以学会了一些琐碎的技艺。鄙事就是琐琐碎碎的事情。但作为一个君子需要具备很多的才干吗？不需要的，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孔子不是生下来就伟大，就是圣人的，他也跟我们一样，从小慢慢成长，认真学习，不断改善，最后才能为圣人的。做一个君子需要很多才干吗？其实不见得需要。多才多艺当然好，但是更重要的是做人要坚持善的原则，让自己的人格日趋完善，这才是重要的。

接着的〈子罕第九〉第七章，原文：

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牢说：“老师说过：‘我没有机会发挥抱负，所以学会了不少技艺。’”

牢是孔子的学生，有关他的个人资料后世所知不多。他听过孔子说过的一句话，将它转述出来。他说，我听老师说过，我没有机会发挥抱负，“试”在古代是被任用的意思，孔子说自己，没有机会被任用发挥抱负，所以学会了不少技艺。因为没有机会做官，在闲置的时间就尽量去学习，包括木工，车工，做弓箭，孔子都很精通。他只要看到自己不懂的专业知识，都要请教，真的是学不厌，到最后可以集其大成。如果说一直没有机会在社会上发挥抱负，不要抱怨，也不要浪费时间，要积极学习，积累更多的知识和技能，才能更进一步去造就自己，一旦被任用之后，平时所学就能派上用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要尽量充实自己，不要等机会来了，才发现准备还不够。当然，也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如果等自己各方面的技能掌握了才去实践的话，可能又会错过大好的时光。我的一位老师说过：Now or never，现在就做，否则永远别做。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现在能做什么就尽量做，一旦有机会便尽量施展所学，并在工作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人有时候要一面做一面学，西方称为“在做中学”，在做事的时候不断地学习，学习是永无止境的。

【第133讲】#

《论语•子罕第九》第八章，原文是：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孔子说：“我什么都懂吗？不是这样的，假设一个乡下人来问我，态度诚恳而虚心，我只是就他的问题正反两端详细推敲，然后找到了答案。”

这段话代表孔子的教学心得，这次所教的这个人，其实不是他的学生，而是所谓的鄙夫，就是一般的乡下人，看起来比较粗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所以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苏格拉底也曾说过，他只知道一件事，就是他是无知的。但是孔子比较早，孔子的年代，是西元前五五一年至四七九年，孔子过世之后十年，苏格拉底才诞生。苏格拉底公开承认自己是无知的，就因为承认无知，在神明看来他才是整个雅典最有智慧的人，因为其他的人连自己无知都不知道。这听起来很反讽。

孔子虽然很有学问，但是对于如何回答别人的问题，也没有把握，因为永远不知道别人会提什么问题。孔子形容这位乡下人空空如也，空空如也表明他的态度诚恳而谦虚。孔子如何回答呢？叩其两端而竭焉，我就他的问题正反两面好好推敲，就可以给他答案了。

这种方法非常高明，因为真正能够回答的人，常是提问人自己。老师只能帮助分析利弊两端，然后让你权衡和考虑如何取舍。所以作为一个老师并没有标准答案，只能提出意见供人参考，如何取舍和拿主意完全靠自己。其实这也是一种思维方法，叩其两端，叩两端之后，就能权衡利弊，可以选一端或者折中，都是可行的。

学习这一章，还有一点要特别提及，这位乡下人来请教孔子的时候，有没有带肉干？这是我放不下的问题，因为我实在是很担心大家流传一些误解孔子的说法，认为孔子大概是收肉干吧，所以一有机会我就再三澄清。鄙夫请教孔子，孔子没有收肉干，因为孔子身为老师，他最想做的是回馈社会。他年轻时十五岁立志求学，曾经问礼于老子，习乐于师襄，这些人都没有收他肉干当学费，所以孔子学成了之后要回馈社会，他很乐意提供给求学的人正确的观念，这是我们要学的孔子。

【第134讲】#

《论语•子罕第九》第十一章，原文：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颜渊赞叹一声说：“越抬头看，越觉得崇高，越深入学，越难以透彻，看起来是在前面，忽然又到后面去了，老师很能循序渐进地带领学生，他以文献知识广博我的见解，又以礼制和规范约束我的行为，使我想停下来都不可能，我尽了全力之后，好像学会了立身处世的本领，但是当我想要再进一步追随老师，却又找不到路可以走了。”

这段话自古以来被认为是学生们对孔子最可信的描述，因为颜渊平常很少说话，他如果要说话，一定是很有把握，那么以他对孔子的观察，做这样的描述，确实是非常可信的。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老师年纪比他大三十岁，从年轻人的角度看老师，觉得老师很崇高，研究老师的学问发现非常地深刻，远非自己所能理解。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有人说，这是颜渊的心得描述。学习老师的学问，总觉得难以把握，好似掌握了，其实离老师的学问还很远。循循善诱是孔子教育的一大特点，他不强求学生一夜悟道，他尊重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循序渐进，让学生一天一天进步和改善。接着，颜渊讲他个人的心得，他说老师教我的时候，特别重视两件事，第一是文，第二是礼。文指文献知识，老师教《诗经》，教《书经》，教《易经》，这么多的知识让我的眼界心胸非常开阔。多读书让人不会太执着、太封闭、太狭隘。在行为上用礼来约束我，行为如果没有礼的约束，就只能顺着本能的冲动去发展，那么很少会有理想的结果。所以用文使我博，用礼使我约，一博一约，这不就是我们学习的秘诀吗？知识上尽量广博，行为上尽量约束，长此以往，一个人慢慢就作到既能够收敛也能够放开。颜渊说我已经尽了全力之后，好像学会了立身处世的本领。可以出来做官，服务于社会了，但是，当我想要再进一步，追随老师，又找不到路可以走了。

何以颜渊会有找不到路的迷惑？因为“不惑”是很难做到的。一个人三十岁可以在社会上立足，但是遇到各种问题时，却很难无惑。经过一番历练后，四十岁大约可以不惑。颜渊说这段话时肯定还不到四十岁，因为他只活到四十岁。所以他说想跟随老师又找不到路，遇到困惑不知道如何作出判断。颜渊是孔子最杰出的学生，但是他并没有出任官职，也许他始终觉得时机还不够成熟。前面说到德行科第二名的闵子骞，季氏曾经派人找他去做官，他推辞，并说再找我的话，我就要逃到齐国去了，不再留在鲁国了。这是良禽择木而栖，不能饥不择食，若不择食，这一生的德行学问就会被糟蹋了。颜渊也一样，他从二十五岁到三十七、八岁，都跟着老师周游列国去，没机会做官，但是他没有任何遗憾，因为能跟随老师不断地学习。

孔子和学生讨论事情，往往先问子路，再问子贡，最后问颜渊，这样的提问是由低往上一层一层升高，很有趣。子路的回答一定很直接，回答层次比较具体；子贡会比较高一些；颜渊的回答则境界最高。这三个学生有一次一起聊天，子路说任何一个国家让我当政治领袖带领军队，别的国家一定不能与我国有冲突，因为我们可以用国防武力来保护自己。子贡是外交家，说任何国家由我当外交官，就不会打仗了，如此一来子路就失业了。轮到颜渊发表见解，他说我是用德行来治理，连外交官都不需要了。因为任何国家用德行来治理，恐怕两位同学都失业了。

【第135讲】#

《论语•子罕第九》第十二章，原文：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孔子病得很重，子路安排学生们组织治丧处，后来病情缓和些。孔子说：“这段时日以来，由的做法太偏差了，不该有治丧的组织却假装有，我想欺瞒谁呢？难道要欺瞒天吗？我与其在治丧的人手里过世，不如在你们几位学生的手里过世，我就算得不到隆重的葬礼，难道就会死在路上没人管吗？”

这段话听起来让人觉得伤感。孔子病得很重，可能有生命的危险。子路只比孔子小九岁，身为大学长，一般同学都听他的吩咐，他便组织了一个治丧处。在古代的社会，具有大夫的官职者，可以有这样的组织。孔子在晚年的时候并没有正式的官位，他不应该有这种组织。但是子路觉得，反正同学很多，大家分工来做治丧的工作也是可以的。但是这就违背了孔子的原则，因为做任何事都要符合身份，合乎礼的要求。孔子很重视规范和礼，他一向认为社会如果不讲究礼，就会混乱。后来孔子病情稍微缓和，便责怪子路，说他做法太偏差了，我目前不应该有治丧的组织，你却加以组织，要骗谁呢？难道要欺骗天吗？天对孔子来说意义非比寻常。孔子曾经与南子见面，子路很不高兴，孔子便发誓“天厌之”，我如果做错了，天讨厌我。他在卫国，别人拉拢他，他说不行，得罪天，没有地方祷告。本章，他说我还要欺骗谁呢？难道要欺骗天吗？从这几个例子我们就知道，天是孔子信仰的对象。一个人有信仰，才会用尽一生努力向善，最后止于至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就要先让人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成为人才后，天才交给你重任，这是孔孟的一贯的信仰。人的生命总是会结束的，有信仰就会使短暂的生命显示出特殊的价值。

纵观孔子的一生，他是个非常不幸的人，三岁时父亲过世，根据《史记》的记载，十七岁时母亲也过世了。后来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也比他早过世，哥哥的女儿由他安排嫁给他一位很好的学生。他后来周游列国，大约六十七、八岁左右，夫人过世了，因为有战乱，无法回去替夫人办后事，由他的儿子来负责。到七十岁的时候，他的儿子也过世了。所以孔子才会说，就算是没有隆重的葬礼，难道会死在路上没人管吗？他说这样的话，同学们听了心里一定非常难过。

后来孔子过世后，学生们就在坟墓边一起替他守丧三年。这本来是一个儿子要做的事，但儿子已经走了，所以由学生来做。这是很令人感动的故事，经过孟子的记载，司马迁写《史记》，写到孔子时还特别到曲阜去，在孔子坟前绕了几圈，低回不已，缅怀这位伟大的圣人。

【第136讲】#

《论语•子罕第九》第十三章，原文：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子贡说：“假设这里有一块美玉，是把它放在柜子里藏起来，还是找一位识货的商人卖掉它？”孔子说：“卖掉吧，卖掉吧，我是在等待好商人。”

这段话非常生动。如果想学习如何说话，练习自己的口才，那就学子贡吧。子贡说话，确实很有技巧。推测这段话的背景，应是子贡想老师这么有学问，这么有德行，为什么不去做官。但他不直接问，直接问有点唐突。他把老师比喻为一块上等的玉，然后问老师，是把它藏在柜子里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商人卖掉它？“贾”是商人，“沽”是价钱，今天用法和以前不太一样，今天讲贾(gù)(ㄍㄨˇ)，古代讲商贾，行商坐贾。坐贾指做生意是开有店面的，行商是到处奔走，把货物从这里运到那里去的。而孔子等待的贾者，是指一个国家的领袖，真正赏识孔子、了解孔子才能的人。

这整段话，是一个比喻。学生把孔子比喻成美玉，所以孔子说：卖掉吧，卖掉吧，我是在等待识货的商人，孔子也认可这个比喻。孔子当然有“等待贾者”的自信。他曾经说过，若有人任用我，一年就有小的表现，三年一定有可观的成就。孔子后来做官，也确实做得不错。五十一岁出来做官，在鲁国担任中都宰，就是中都县的县长，一年之后中都县成为全国的模范县，他所制定的法令规章各县都来学习。第二年立刻升官，升到中央，在鲁国的中央部会担任小司空，小司空就是司空的副手。空就是挖洞。古代是在山壁挖个洞当住房，或者在地下挖个洞当住房。司空，就是负责挖洞让百姓住的，到后来变成一个官名，专职工程建设的。孔子任小司空，负责工程建设，不到一年升官，升到司寇，那就是大夫了。是正式大夫之家，所以他才能够任用他的学生当他的家臣。司寇是管治安的，很多老百姓一听到孔子当司寇，马上改善自己。以前有人卖羊，先把羊灌水让它膨胀，可以加重斤两，多卖一点钱，孔子任司寇以后没人敢再灌水，大家都知道孔子执法非常严格。孔子任职时一切依法办事。不到一年，鲁国治理得很好。当时的社会风气是“路不十遗、男女分途”，社会的治安非常好。到后来孔子行摄相事，等于是代理行政院长这样的位置，正式的宰相是世袭官位，对一个老百姓来说，担任代理宰相，已是最高的位置了。孔子储备了各种才能之后，五十一岁才出来做官，一出来就有杰出的表现。可惜后来因为鲁定公沉迷于女色，对孔子保持距离，不愿意再采纳孔子的意见。

【第137讲】#

《论语•子罕第九》第十四章，原文：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孔子想到九夷去住，有人说：“那种地方很简陋，怎么能住呢？”孔子说：“君子去住的话，怎么会简陋呢？”

这是第二次出现孔子想移民的情况。第一次想移民的时候，他对子路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我的理想不能实现，干脆坐着木筏到海外，和我同去的就是子路吧。这一次，他要到南方去，古代的九夷在齐国鲁国的南方，比较偏僻落后。古代的中原地区都是文明的国家，往南方走是楚国，周围还有一些比较小的、有很多原住民的地区，文化相对落后。所以有人对孔子说那种地方很简陋，你怎么能住呢？孔子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君子去住，怎么会简陋呢？因为君子重视的不是生活上的舒适，作为一个君子看重的是可以从事教化活动，到比较落后的地方，正好可以教化当地的百姓，至于生活条件的简陋，根本不会放在心上。他有明确的价值观，就是要实现理想。

【第138讲】#

《论语•子罕第九》第十六章，原文：

20尧曰第二十

Wed, 18 Jun 2025 00:25:17 +0800

尧曰第二十

【第298讲】#

这一讲，我们介绍的是《论语》的最后一篇〈尧曰第二十〉的第二章。不介绍第一章，是因为第一章全部是历史材料，可能是孔子教学时使用的材料，不但离我们太过遥远，而且没有直接表达孔子的思想，所以我们从第二章开始，原文相当长，内容是这样的：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勐。”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勐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子张请教孔子说：“要怎么做才能把政务处理好？”孔子说：“推崇五种美德，排除四种恶行，这样就可以把政事治理好了。”子张说：“五种美德是什么？”孔子说：“君子要做到的是施惠于民自己却不耗费，役使百姓却不招来怨恨，表现欲望但是并不贪求，神情舒泰但是并不骄傲，态度威严但是并不凶猛。”子张说：“施惠于民自己却不耗费，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顺着百姓所想要的利益，使他们得到满足，这不是施惠于民，自己却不耗费吗？在合适的情况下，役使百姓，又有谁会怨恨呢？自己想要行仁，结果得到了行仁的机会，还有什么贪求呢？不论人数多少或势力大小，君子对他们都不敢怠慢，这不也是神情舒泰却不骄傲吗？君子服装整齐，表情庄重，严肃得使人一看就有些畏惧，这不也是态度威严却不凶猛吗？”子张说：“四种恶行又是什么？”孔子说：“不先教导规范，百姓犯罪就杀，这叫做酷虐；不先提出警告，就要看到成效，这称作残暴；延后下令的时间，却要求按时完成工作，这称作害人；同样是要给人的，出手却吝惜，这称作刁难别人。”

这段话的内容其实不需要做太多解释。子张是孔子最年轻的学生，至少在《论语》里面出现的他，比孔子小四十八岁，将近半个世纪了。孔子对这个年轻学生寄予厚望。子张多次提出很有趣的问题，这些问题别人没提过，只有他提了。本章的问题倒不特别，问怎么样从政？很多学生，包括仲弓、子路、颜渊，都问过孔子这个问题。不过，孔子的回答都比较简单，只有这一次特别详细，一一列出尊五美、屏四恶。

要争取拥有五种美德。哪五种？这就需要有一个原则，就是要智慧地判断。比如说，我希望老百姓按照我所想的去做，那就一定要能够判断，什么时机让他们做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事。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有欲望但并不贪求。人不可能没有欲望，但是欲望有两种：一种是自我中心的，第二种是非自我中心的。既然从政，当然就有欲望，但是这欲望不是自我中心的，这样的欲望就不能叫贪求。沿着这个思路下来，泰而不骄、威而不勐，都是以前我们讲君子的时候提过的，君子泰而不骄；讲孔子的时候，形容他威而不勐，温而厉，恭而安，等等。所以，孔子把以前零散的思想综合起来，概括为五种美德，供这个年轻的学生参考。

对四种恶行的归纳则是第一次出现。当你从政做官的时候，就要避免做四种坏事。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第一种：不教而杀谓之虐。我教书的时候，常常对学生说，你们要好好准备考试，我先教，我如果没教就考，把你当掉，那是虐，就是不教而杀谓之虐。我如果教过了，叫你准备你不准备，那把你当掉，不及格，就不能怪我了。不戒视成谓之暴，是说，我没有事先提出警告，就要看到成效，这是暴。虐与暴当然都不好了。“慢令致期”意思是，延后下令的时间，比如，我命令你修一座桥，本来一个月前就应该下命令的，但是晚了一个月下命令，却要求你如期完成。命令下晚了，你的工作时间少了，但是完成时间却不能延后，这不是害人吗？故意让别人做不到吗？孔子所说的四种恶行，用现在西方政治学者的话来表达，其实非常简单。政治一定要想尽办法避免残酷。何谓残酷？儒家认为，从事政治活动，一定要避免残酷。出现残酷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把别人当人来看。像美军在越南打仗，死了五万多人，有必要吗？反正受害的不是我，反正受约束、被管教、坐牢的不是我，或是说，打仗反正没我的事。这就是残酷。所以孟子后来讲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梁惠王不仁。因为君子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而梁惠王却倒过来了。比如说，我是君子，我爱我的子弟，不忍心他们冒着危险打仗，那么，就要把这种怜悯之心推及别人的子弟，这就是“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对于不认识的人，我本来没有什么爱心，但是我爱护自己的子弟，我家子弟打仗有危险，别人当兵也同样有危险。这就是“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梁惠王却反过来做事，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他派兵打仗，打输了之后，就叫自己的长子亲自率领军队再去打。有人说，太子领军，应该可以打得好一点，结果长子也战死了。所以孟子说他是“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可见，对问题的基本判断，孔孟的认识是连贯的，这也是儒家的基本原则。所以，孔子教导他的学生：从事政治活动，千言万语归纳为一句话──推己及人。孟子后来讲得很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是，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做到呢？我尊敬我家的长辈，继而推广，也尊敬别人家的长辈；我爱护我家的子弟，推而广之，也爱护人家的子弟。

儒家谈爱有差等。我们不要把这个观点拿来与墨家相比。墨家讲爱没有差等，谁能做到呢？爱护我的父母，与爱护别人的父母完全一样，那我的父母怎么受得了？是我把你养大的，结果你照顾我和照顾别人家的老人完全一样，父母心里会多难过！而别人的父母应该觉得很意外吧。儒家认为，爱一定要有差等。人的真诚情感表现出来时，就一定有差等。我和比较亲近的人，感情自然深厚，见面三分情，日久生情，这是很自然的。怎么可以要求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一视同仁是个理想，却不可能做到；能够做到的一定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有差等的。但是在公事公办时，需要一视同仁。因为这时候，有共同的规范作为的行为底线。在此之外，与人来往，一定要按照亲疏、远近来安排。

可见，儒家思想是合乎人情的；而我们在这里谈的孔子思想，已经发展到了最后阶段。所谓最后，是说谈到政治，进入了应用领域。思想是一个连贯的系统，它对人生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释，但是，人的生活不能脱离政治环境而存在。我们再回忆一下，曾经有人请孔子做官，说你怎么不从政呢？孔子说，《尚书》有一句话说，好好地孝顺父母，好好地友爱兄弟，把“孝”、“悌”的作风推广到社会上去，不就是做官吗？这是儒家的基本观念。有人说，学儒家一定要做官，“学而优则仕”。这是子夏的话。请问，有几个人有机会做官？做官之后，又有几个人可以真正实现抱负？很少。所以，孔子说“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这就是为政。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在家里面，按照适当的方式与父母、兄弟姐妹相处，创建合理的秩序、和谐的关系，再把它推广到社会上去。政治不能离开个人的现实生活。这就是孔子崇拜周公制礼作乐的原因。礼乐制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把国家当做学校，把政治等同道德。把国家当做学校，谁是老师？政治领袖都是老师，身教重于言教，至少也是二者并重。把政治等同于道德，所有的政治措施都有道德含义，而不能只求事实上的效果，忽略了道德上的影响力。国家和学校，政治与道德，两相结合，这就是周朝初年周公的理想，显然也是孔子的理想。可见，儒家从事政治活动，目的绝对是为了造福百姓。忽略这个目的，就不是儒家。

【第299讲】#

下面我们要介绍的是《论语•尧曰第二十》第三章，也是整部《论语》的最后一章。它的原文是：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孔子说：“不了解命的道理，没有办法成为君子；不了解礼的规范，没有办法在社会上立足；不了解言辞的使用，没有办法了解别人。”

我们念书要有始有终，不但要知道《论语》的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还要理解这最后一句。它放在书末，并不代表是孔子最后说的话，只是正好放在这里。其实，这句话也很重要。一开头就说不了解什么是命，就不能成为君子。这是什么意思呢？成为君子是一个人、一个读书人的终极目标。《论语》对于君子的描述都非常理想化。为什么要先知道命呢？命有两个含义：第一是命运，第二是使命。所谓命运，代表无可奈何的遭遇。我生在这个时代、活在这个社会、在什么家庭成长、遇到什么老师、有什么样的朋友，很大程度上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正好碰上的，这称为遭遇，就是命运。第二个含义更重要。一个人不可能脱离命运，但一定要承担自己的使命。使命就是一生要完成的目标。讲到儒家的使命感，最简单的解释，是因为人性向善，所以使命就是要择善固执，以求止于至善。善就是我和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只要我和别人相处，就要创建适当的关系。那么，怎么判断是否适当呢？孔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他所知道的既包括命运，又包括使命。很多人说孔子通过学《易经》而知道自己的命运。这是不全面的，更重要的是，他有使命感，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君子。人的使命感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从平凡的生命成长为君子。如果不了解人生的使命，何必要成为君子？成为君子很辛苦的，因为要做到无私。君子与小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小人私心太重，总是先考虑自己，像小孩子一样。我们这样说，不是说小孩子不好，而是说小孩子比较单纯，什么都只想到自己，这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君子不同，没有私心，任何事都能够秉公处理。所以宋朝的学者把心分为两种：私心与公心。人应该去掉私心，秉持公心。公代表公开的、普遍的、公平的，这样的心就是无私的，其人的修养必然达到很高的境界。所以，只有懂得什么是命，让自己有使命感，才能让自己成为君子。

第二句话“不知礼，无以立也”比较容易理解。在《论语》里，类似的话出现了两次。〈季氏第十六〉中，孔子问儿子学《礼》了吗？儿子说没有。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两处的意思差不多。“立”指的是，在社会上立足。要在社会上立足，首先应懂得什么叫做礼？礼这个字我们也强调过，它包括礼仪、礼节、礼貌，一定要由内而发，用适当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真诚情感。如果只有好心、有情感，却不懂礼，如何能表达？有时候，我们会表错情。我本是好意，但是表达出来之后，别人却不理解，甚至误会。学习了礼仪规范，大家就有了共识，知道一个行为动作所代表的意思。所以，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立足，一定要懂得礼仪规范。

最后一句话，“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说明儒家是不能离开人群的。与别人相处时，怎样才能了解对方？如何分辨好人和坏人？我们得从对方的话去分辨。孟子有一个学生，曾直接问他说，老师你和别人有何不同？孟子说，我与别人有两点不同。第一，我知言；第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看来，第一点知言，正是来源于孔子。在《论语》最后一句话中，孔子说，不懂得分辨言论，就很难了解别人。而孟子自述自己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知言。可见，孟子很清楚，他应该接过儒家的接力棒。如何而能知言？如果对方说出一些偏颇的话，就知道他有什么样的误區；听见太过分的话，就知道对方的执着所在；对方说话闪烁其词，就知道他有什么样的逃避；说话很偏邪，也凸显了他的问题所在。这就是分辨言论。孟子说，如果不能听言识人就很麻烦，做官一定会出现差错。所有的人际活动都以政治作为最终极的目标。政治活动往往来自于心思，有什么样的心思就会有什么样的政策；有什么样的政策就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们从开始就要进行分辨，不能等看到结果再补救、再改善，那就来不及了。儒家很强调知言，听一个人说话就掌握了问题所在。所以，这三句话，都是用“知”来说明的。

《论语》的第一句“学而时习之”，讲的是学习。而这里讲的是“知”。可见，儒家确实很肯定人的理性；他们认为，通过教育，一个人可以循理而行。只要把道理说得清楚，说得透彻，然后再配合适当的行为表现作为示范，一定有很多人会愿意跟从。儒家不是教条，不是八股，不是封建，不是落后的思想，而是讲道理。《论语》的最后一章，确实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想要成为君子吗？整部《论语》不都是希望大家成为君子吗？那就要知命，了解了人生的使命，由不得你不成为君子。

也许有人会说，了解了儒家之后觉得成为君子太累，放弃算了。这样说表示你并没有了解儒家对人性的看法。一个人活在世上可以选择去做一个不好不坏的人吗？天下有什么不善不恶的人吗？没有，人生的路只有两条，或善或恶。不选择善，那就是恶了。例如孝顺，只能选择孝顺或是不孝。如果选择的是既不孝顺，也不是不孝顺，那其实就是不孝顺。和父母相处时，既没有孝顺，也没有不孝顺，这个念头就已经是不孝顺了。和父母相处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孝或不孝。和朋友来往也是一样，对朋友既没有守信，也没有不守信，那就说明没有守信。

所以，人生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正确的，另一条是偏邪的。学儒家就是要了解正确的路何在，然后由内而发，透过真诚的力量促使自己走上正确的道路。这就要从被动、被要求，转变为主动去做。这个关键，就是儒家思想的秘诀所在。

【第300讲】**#

总　结

大家学了《论语》之后，一定会有一些心得。我们首先要想一下，为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或者说，我们学习《论语》之后，会有什么具体效果？我们希望《论语》对我们的生命有所启发。我们现在重新回顾一下全书开头提到过的孔子思想的特色。

第一，温和的理性主义。此处的理性主义，不用考虑西方人的观点，仅就儒家而言。温和的理性主义是说，每个人都有理性，表现为有学习能力、有选择的要求。人活在世界上，一定要去学习某种道理，选择某种生活。儒家认为，既然人有理性，那就好好学习吧。凡是重视学习、重视教育的学说，都肯定了人的潜能是可以开发的；人是从无知到有知，从不懂到懂，逐渐进步的。

第二，深刻的人道情怀。儒者对每个人是普遍的、平等的关怀。全世界都知道孔子的八字箴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仔细揣摩之后，我们才会明白孔子的思路：因为别人和我一样都是人。遵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者是不分阶级、不分背景、不分国籍，也不分贫富的，其着眼点是普遍的人。这样的人道情怀，是全世界都需要的。

第三，乐观的人生理想。我常常建议朋友们一定要在春天读《论语》，因为春天是一个立志的季节，不管我们的年纪多大，每年春天都要重新立志。或者，要反思以前立的志向做到了多少？还有什么可以精益求精的？

儒家思想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很多人都想问，到底什么是儒家？《论语》就是儒家思想的源头；其后的发展，有两位代表人物：孟子与荀子。但是，这两个人的观点并不相同。荀子比孟子晚了大概六十年左右，对孟子很不满意。比如，孟子说性善，荀子就说性恶。孟子说的性善，不是性本善，而是向善。他说，人性是一种力量，像火向上燃烧、水向下流淌、野兽奔向旷野。孟子采用的比喻都是动态的，说明人性是由真诚产生出来的向善的力量。

孟子之后的荀子故意把孟子的性善解释为人性本善，在他的〈性恶篇〉里曾经四次提到孟子说性善，并把它解释为本善，然后加以批判。

我介绍孔子思想的时候，从来不谈荀子。孟子的向善说，把孔子的思想发挥得很好。而荀子的性恶说则有失偏颇。他受到道家的某些启发，但其系统不够完整，难以自圆其说。荀子有两大弟子，一个是韩非，一个是李斯。韩非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斯是秦始皇的宰相。好好的儒家，居然教出来两个法家人物。这说明，荀子的思想一定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否则，为什么学生走上了偏路？所以，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下，到底什么是儒家？

儒家有三点外在特色：第一，尊重传统；第二，重视教育；第三，关怀社会。传统代表过去；教育代表未来；社会代表现在。可见，儒家思想对于时间的三个向度，过去、未来与现在，都紧紧地把握着。每个人都活在传统里面，你能不尊重吗？没有传统会有我们吗？每个人都知道，子子孙孙都要靠好的教育。你能忽视吗？每个人都知道，活在社会上，要承担社会责任。这就是儒家的外在特色。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的读书人通常都具备了这三大特色。只要念过儒家经典，就会有所表现。

此外，儒家还有三点内在主张：第一，肯定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君子。重点在于“可能”两个字。因为人性向善是天生的，人人都有这样的可能性，只要真诚做事，就会发现行善的力量由内而发。

第二点更重要，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君子。如果只讲可能性，那我可能成为君子，也可能不成为君子。但这第二条指出，既然身为人，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不为君子，便为小人。这么说算是客气的。孟子是说：不为君子，便为禽兽！成为君子，是无需选择的答案。因为人只要真诚，就会发现不做君子，自己的心永远不得安宁。

第三，当一个人成为君子时，一定会带动相关的人也成为君子。这是儒家思想非常重要的一点。既然善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怎么可能只有一个人行善，而不影响周围的人呢？孟子为什么极其推崇舜？因为舜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他的父亲不明事理，他的弟弟胡作非为，都是有问题的人。但是舜孝顺父亲，使父亲受到感动，从一个不好的父亲变成慈父。他对弟弟友爱，使弟弟改邪归正，慢慢走上了正途。如果舜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他的德行也不一定这么高。为什么在这么复杂的问题家庭里，德行反而高呢？因为周围的环境正好让他修练，而修练的结果一定影响到相关的亲人。

所以，儒家思想的关键就在于这三点：人人都可能成为君子，人人都应该成为君子，成为君子就要带动别人也成为君子。

儒家思想与西方观念的立足点完全不同。西方的宗教徒有一种罪恶感，总觉得我没有成为一个好人，心里很愧疚；或者，无论如何，我都难以成为一个好人，因为我的本性有很多缺陷。相对于此，儒家影响下的中国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罪恶感，却有一种羞耻心。《论语》就常常强调“耻”。羞耻心，是指和社会标准相比时，觉得自己达不到标准，很丢脸，那就要奋起直追。人如果不学习儒家思想，很容易变成有怨而无耻，就是一生都在抱怨，怪这个怪那个，就是忘了自我检讨，毫无羞耻之心，得过且过。掌握了儒家精髓以后，发生任何事情，我们都应该先自我检讨，改善自己，并且有羞耻心。

中国历史上有孔子这样一位圣人是我们的幸运。我们今天有机会学习孔子的思想，就要把握这个机会，让自己的生命走向光明大道。所以，我常常说，认识孔子就是认识传统的开始，就是了解人生的方向，也就是正确实现理想人生的第一步。

17阳货第十七

Wed, 18 Jun 2025 00:25:15 +0800

阳货第十七

【第262讲】#

《论语•阳货第十七》第一章的原文是：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意思是：

阳货希望孔子去拜会他，孔子不去，他就送一只烧猪给孔子，孔子就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才去拜谢，不料，两人在路上碰到了，阳货对孔子说：“你过来，我要与你说话。”他接着说：“具备卓越才干，却让国家陷入困境，这样可以称作行仁吗？我会说不可以。喜欢从政做官却屡次错过时机，这样可以称作明智吗？我会说不可以。光阴似箭，时间是不会等人的。”孔子说：“好吧，我会去做官的。”

这件事发生在孔子四十九岁的时候。我们知道，孔子五十一岁时出来做官。所以，之前的两年是一个关键时期。阳货当时是季氏家的总管，季氏则是鲁国最有权力的大夫，几乎控制了鲁国的主要事务；他的总管阳货又通过季氏几乎控制了大半个鲁国，权力很大。这样的人当然希望拉帮结派来巩固自己的势力。阳货也知道，孔子这个人是压不住的。他本身的学识、能力、智慧、德行全鲁国人都佩服。再加上他还有很多学生，而且个个都是人才，所以，孔子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那当然要拉拢了。所以，阳货找人传话说：“希望孔子来见我。”因为阳货是季氏家的总管、大夫，地位比孔子高，所以他直呼孔子为孔丘。

孔子找各种理由推托，就是不见。阳货就送了一只烧猪给孔子。为什么这样做呢？古时候有个规矩，地位比较高的人送礼物给你，你不在家，就一定要去他家拜谢。所以，阳货就故意送了一只烧猪给孔子，逼着孔子为了烧猪去阳货家拜谢。孔子也有所算计，立刻派人去查看阳货出门的时间。阳货一出门，孔子立刻去他家拜谢，主人不在，登记下来，阳货及旁人就不能指责他没有礼貌了！没想到，孔子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阳货，这下走不开了。阳货当然是倚老卖老，上来就说：“来，我要和你说话。”孔子没办法，只好听他说了。其实，阳货的说辞也是很有道理的。他说：“你本身有这么大的才干，怀其宝(卓越才干)，但是却让国家陷入困境，这样可以算行仁吗？”有学问的人不要独善其身，而应该把自己的才学贡献出来，服务国家。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是不仁。其实，阳货是希望孔子能为自己服务。再则，你并不是不喜欢做官，但是屡次错过时机，这样可以算明智吗？既不仁，又不明智，这不好吧？“日月逝矣，岁不我与”，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时不我与”。时间过得很快，眼看就要五十了吧，不要再浪费时间了，赶快来做官吧！孔子只好说，好吧，我会去做官的。

后来，孟子对此事作了评论。孟子说，如果阳货以正式的礼仪，亲自到孔子家去拜访，孔子一定也以正式的礼仪去阳货家拜谢。但是，阳货先耍了手段。他怕吃闭门羹，下不了台，不愿意亲自去，只派人送了只烧猪，心想，送个礼物给你，你就必须来向我拜谢。阳货没有诚意在先。他端着官架子，不愿意放下身段，觉得孔子还没有做官，地位当然比自己低，先去孔子家好像有点吃亏。这说明阳货不真诚。若是真的礼贤下士，根本不会计较这些细枝末节，就像后来刘备“三顾茅庐”一样。孔子主张“以直抱怨”，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耍手段，我也会。我派学生观察你什么时候出门，确定离开了，我再去。结果，不巧在回来的路上碰到阳货了，这时毫无办法，只好听他讲了一顿。

孔子其实很讨厌阳货。后来，他还因为与阳货长得很像在匡城被百姓围困，差点被杀。不过，我难以想像阳货与孔子长得很像。孔子身高一百九十二公分，额头中间凹进去一块。这么特别的一个人，还会有人跟他长得很像？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当初，阳货带兵去镇压匡城百姓的时候，替他驾车的是颜刻，而颜刻后来成了孔子的学生，也替孔子驾车。他驾车到匡城的时候说：“当初我们就是从这个城门口打进去的。”别人听到了，仔细一看，这个驾车的人不就是当初替阳货驾车的吗？他居然还说，是从这里打进去的，肯定是阳货又来了，那可要报仇！其实，坐在车里的是孔子。所以，孔子一到匡城，立刻被包围。而且，阳货这个人名声确实不好。他在鲁国作威作福，明明只是季氏家的总管，却以为自己是鲁国最有权力的人，到处拉帮结派。孔子对此一清二楚。

后来，孔子确实出来做官了。鲁定公九年，他先做中都宰，也就是中都县的县长。一年下来，中都县成为全国模范县，孔子为这个县制定的典章制度，全国都来效法。以孔子的学问，要治理一个县，那是太简单了。别的县长有些就是孔子的学生，甚至比孔门弟子还差的人也当了县长，现在，孔子亲自出马，当个县长还会有问题吗？第二年，孔子立刻被升为小司空，就是负责国家建设的副长官；再隔一年，升为司寇，即负责国家治安的正式长官，位列大夫。孔子做官五年，表现非常杰出，不过，他很了解自己的处境。后来，鲁定公、季桓子不再信任他，他便找个理由辞职，开始周游列国。有些人说，假设孔子没有周游列国，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其实，孔子就算留在鲁国，也无法把国家治理好，因为鲁君无心于此；而他周游列国，正好使他一生的心得可以在游历过程中得到验证，更不要说他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还收了很多优秀的学生。孔门弟子中有一批人比孔子小了四十几岁，很多都是在周游列国的时候收的，其中有不少人才。这一章说明了当时鲁国的政治形势，以及孔子出来做官的一些缘由。

【第263讲】#

《论语•阳货第十七》第二章特别重要，但文字很短。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孔子说：“依本性来看，人与人是相近的；依习染来看，人与人就有很大的差异了。”

近与远，一般指距离。人与人本性相近，就是大致差不多，但是后天环境使人的习惯产生变化。有一句俗话说：“一种米养百种人。”大家吃一样的饭，怎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呢？这是由于后天的作为所导致。孔子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的整个思想创建在他的人性论基础上。一个哲学家如果不说清楚何谓人性，凭什么建构对人生理想的解读呢？凭什么教人行善避恶呢？这一章的重要性即在于此。今天，“性相近，习相远”是《三字经》的第二句，第一句是“人之初，性本善”。孔子没说过前面六个字，孟子也没说过。荀子呢？他说，人之初，性是恶的。所以，很多人以为“人之初，性本善”是儒家的思想，那就要注明是宋朝儒家学者的思想。一般人读《论语》，都看朱熹的注解，但朱熹的注解有一个大问题，就出在这一章。朱熹公开说，孔子在此处说的性不太单纯，把气质也拉进来了。因为，如果考虑到气质，讲人性的时候就不能说性相同。朱熹是宋朝学者，主张人性本善。如果人性本善，就必须说性相同。因为“相近”的意思是不相同、不相等。于是，朱熹就批评孔子说的不太对，至少没说清楚。朱熹的前辈，宋朝哲学家程颐对此也有一番议论。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论语•阳货第十七》第二章的注解里引用了程颐的话。他说，性就是理，理是没有不善的。

他还认为，这就是孟子所谓的性善，何相近之有哉！意思是人性本善，所以应该是性相同，孔子居然谈相近，何相近之有啊！老师教训学生的口气也不过如此。看到宋朝学者居然在注解《论语》的时候教训孔子，我们能接受吗？能忍受吗？我不行。如果孔子主张人性本善，当然会说性相同；正是因为孔子主张的不是人性本善，所以他才会说性相近。道理其实很简单。何谓“性相近”？按照我的理解，人性向善。“向”代表力量，力量有强也有弱，这就是相近。孟子后来是怎样发挥孔子思想的？孟子说，看到一个小孩慢慢爬到水井边，任何一个人都会觉得恐惧、不安、不忍。他并不想与孩子的父母交朋友，也不想在乡村里受到称赞，更不是害怕听到小孩掉到水井里的可怕哭声，但就是很紧张，觉得不忍心。事实是这样的吗？有些人看到外国小孩跑到水井边，恐怕会觉得，关我什么事，那是外国人，但看到本国孩子爬到水井边，会觉得不忍心──外国人的孩子无所谓，本国的孩子我在意。有人是本国的孩子无所谓，本乡的孩子才在意。还有的人本乡的孩子也无所谓，邻居的小孩才会不忍心。更有人是邻居的孩子也不在意，自己的孩子就很不忍了。如果有人连自己的孩子爬到水井边也无所谓，孟子就会说，这个人非人也，不是人。每个人在孩子有危险的时候都会觉得不忍，这叫性相近。但是，因为关系的远近，或者其他因素，外国、本国、本乡、邻居，或是自己的孩子，表现会有所分别。这叫习相远。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孩子爬到井边，都不觉得不忍心，他就不是人了。

回到这章来看，孔子其实也是这个意思。“性相近”意思是人性向善。“向”就有强有弱，关键看你是否真诚。有些人一定要自己家里出现大问题才会不忍；另一些人，就像林黛玉，花落了她还葬花呢。葬得完吗？我们看了都觉得，这么多愁善感，太辛苦了，能活多久呢？但是，你不能否认，她很有爱心，她连落花都不忍，何况是小动物呢？在金庸小说里，杨康的母亲不也是这样的人吗？杨康很坏，知道妈妈喜欢照顾受伤的小白兔，没事就弄伤一只，送给妈妈去照顾、包扎。人性相近，人对某种情况的反应各自不同，有些人比较敏感，有些人比较迟钝，这其中，后天环境的影响很大。比如，同样父母生的孩子，一个在正常家庭长大，一个在孤儿院长大。后天的遭遇会让两个人看起来完全不像一家人。孔子对人性有不少描述，如，君子有三戒、君子有三畏，都是提醒人性软弱，要好好修行。如果人性本善，为什么还要接受教育呢？难道还不够善吗？我对《三字经》的第一句始终是有意见的。因为人性本善根本讲不通，它可以是一种信仰，但是不是哲学。第二句“性相近，习相远”才是基于经验观察的哲学。哲学一定要基于经验观察，再做深刻反省。《三字经》开头就说“人之初，性本善”，这不是事实，怎能作为教材？小孩年纪越大越发现，根本没什么人性本善，到处都有人在骗人、做坏事。那应该相信书上写的“性本善”三个字，还是相信亲眼看到的现实社会呢？这样的教育是行不通的。

【第264讲】#

《论语•阳货第十七》第四章的原文是：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孔子到了武城，听到弹琴唱诗的声音，微微一笑，说：“杀鸡何必用宰牛的刀？”子游回答说：“以前我听老师说过，做官的学习人生道理，就会爱护众人；老百姓学习人生道理就容易服从政令。”孔子对学生们说：“各位同学，偃的话是对的，我刚才只是同他开玩笑啊。”

由此可见，孔子相当幽默。子游是文学科的高材生，曾在武城担任县长。之前，孔子问他，你当县长，有没有得到什么人才？子游说，有一个澹台灭明，做事秉公处理，不会走捷径，抄后门。这一次，孔子又来到武城，听到弦歌之声。古时候，《诗经》是合乐歌唱的，所以，弦歌之声一出现，孔子心情非常愉快。《庄子》的〈渔父篇〉里描写孔子在杏坛之上讲学，学生们吟唱着《诗经》，孔子弹琴伴奏，就是弦歌之声。而杏坛的典故就出于《庄子》。这一次，孔子看到子游把学到的那一套应用到县里，教化小小县城里的官员和百姓，不禁笑了。整部《论语》里面，孔子这个地方笑得最可爱，叫做“莞尔而笑”。《论语》很少提到孔子笑，其实，笑也不见得完全是好事。比如，孔子让学生谈志向，子路第一个发言说，我要当政治家、如何治理国家等等。讲完之后，夫子“哂之”，就是孔子微微笑了一下。后来，曾皙特别请教老师，刚刚听完子路的志向，为什么微微笑了一下呢？孔子说，治理国家需要礼仪，可是子路说话完全不知道谦让，所以我笑了一下。这笑有一点讽刺的意思，让子路警惕，不要事事抢在前面，治理国家要谦让、遵循礼仪。还有一次，孔子让学生漆雕开做官，学生答说，我还没有什么自信。然后，“子乐”。孔子很快乐、很开心，因为这个学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学得还不够，应该继续努力进修。本章夫子莞尔而笑，这真是打从心里面觉得高兴。孔子知道自己年纪大了，但是他的理想就好像代表了光明的火，由学生传了下去。这时候孔子的开心是可以理解的。“薪尽火传”这个成语也出于《庄子》。火怎么传下去呢？柴火烧完了，没关系，火种传下去了。哪一个人的生命不会衰老、不会结束呢？只要思想被后代发扬光大就行了。

“割鸡焉用牛刀”现在也变成成语了，意思是小题大做，杀只鸡小小的刀就够了，哪用得着很大的牛刀？子游在旁边听到了，有点委屈，分辩说，我以前听老师说过，做官的学习人生的道理就会爱护众人；老百姓如果学点人生道理，比较容易服从政令。君子、小人分别指的是做官的和老百姓。子游是县长，下面还有各级官员、公务员，最基层的就是百姓。上上下下学的就是《诗经》的道，人生的正途。说到让百姓服从政令，这是不容易的。《论语》有一句话常被误解，就是孔子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史上，对这段话的解释分歧太大了。我认为它的意思是，孔子说：“对于老百姓我可以让他们照着我的政令去做，我没有办法让他们了解为什么我要这样下令。”如果解释为，孔子说：“老百姓如果认同就让他们这样做，不认同就设法使他们了解。”但是有时间吗？今天这个时代要让老百姓完全理解政策尚且不太可能，何况是媒体不发达的古代，根本无法让老百姓都理解为什么这个房子要拆掉，要开一条公路。他们会吵个不停。这也就是提出“小人学道易使也”的原因。小人如果学会人生的道理，就比较容易服从政令。要老百姓服从政令始终是一个难题。因为政令是有要求的，现在要求这边的百姓做这些事，那为什么叫我们做呢？为什么别的地区的百姓不做呢？凭什么要我们牺牲呢？百姓看不到全局，只见自己的眼前利益，所以，他们只看到自己吃亏的地方，没想到将来全盘发展对大家都有利，他们看不到那么远。

子游明白了这一点，才设法让官员与百姓都来学《诗》，从中学会做人的道理。孔子听了子游的回答以后，当然没话说，因为学生把老师的主张应用到实践中，还能有什么不对吗？怎么能说是割鸡焉用牛刀，小题大做，多此一举白费力气呢？孔子立刻道歉说，各位同学，我刚才和他开玩笑呢。子游不要介意，继续做吧，你做的是对的。

【第265讲】#

《论语•阳货第十七》第五章与第七章的主题非常接近，我们合在一起来讲。第五章的原文是：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公山弗扰占据费邑，起兵反叛季氏，他召请孔子去帮忙，孔子想要前往，子路很不高兴，说：“没有地方去也就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氏那里呢？”孔子说：“请我去的人难道没有什么意图吗？如果有人任用我，我难道只想维持东周这种衰弱的局势吗！”

这段话的背景已经不太清楚了。费邑经常出现，是季氏的封地。公山弗扰占据了费邑。公山弗扰本来是季氏的家臣，负责费邑，大概因什么事情与他的老板吵翻了，起兵反叛季氏，并请孔子帮忙。他当然知道孔子有本事，并且孔子很多学生又有谋略又有胆识。孔子想去。请问，孔子为什么想去？大概公山弗扰反叛季氏的目的是要支持鲁君。帮助他去反叛季氏，这样就可以帮助鲁君，使鲁国更为统一、更为强大，继而可以帮助周朝，让分崩离析的春秋时代走上统一。当然，孔子的想法真的是很天真。帮助公山弗扰成功之后，他会支持鲁君吗？说不定正好取而代之呢！这个间接又间接的手段，离目的太远了吧？子路没想那么远，他很直接，立刻表现得很不高兴，质问说，老师，没地方去就罢了，何必去公山氏那里呢？话说得很难听，好像老师非做官不可，非要从事政治不可。孔子说，别人请我去有他的意图，这点我知道。但是，如果有人真的用我，我难道只想维持东周这种衰弱的局势吗？我的翻译与很多人不同，不少人把最后一句理解为，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将在东方使周朝复兴。这话好像不太通，在东方就是在鲁国，让周朝复兴，如何复兴法？周平王东迁之后称为东周，东周的局势非常复杂、混乱。所以，孔子希望通过帮助公山弗扰反对季氏，再来支持鲁君，最后振兴周朝。转了好几个弯，所以他最后说，难道我只想维持东周这种衰弱的局势吗？这说明，孔子很希望有机会实现理想。

第七章的情况类似，只是形势更加复杂了。它的原文是：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佛肸召请孔子，孔子想要前往，子路说：“以前我听老师说过：‘自己动手公然行恶的人那里，君子是不会前去的。’现在佛肸占据中牟，起兵反叛，您却想要前去，又该怎么说呢？”孔子说：“对的，我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我们不是也说，最坚硬的东西是磨也磨不薄的；我们不是也说，最洁白的东西是染也染不黑的。我难道只是匏瓜星吗？怎么可以挂在那儿不让人食用呢？”

这段故事与晋国有关。晋国的权臣赵简子权力很大。他攻打范中行。佛肸就是范中行的家臣。他身为中牟县长，就以中牟县做根据地起兵反叛赵简子。换句话说，晋国与鲁国一样，国君也是大权旁落。佛肸居然邀请孔子，而孔子竟然也想去──有人用我，我的才华可以发挥，最后还是要实现周朝的统一。这个弯绕得更远了。子路更生气了，他说，以前听老师说过，做坏事的人那儿，天下人都知道他是为恶的，千万别去。你既然这样说过，今天怎么解释自己的行为呢？孔子说，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不过，你知道什么叫坚硬吗？真正的坚硬是磨也磨不薄的，真正的白是染也染不黑的。孔子对自己很有自信，我是又坚硬又洁白的，我到任何地方去，别人再坏都不能污染我，我的理想很纯正，最后还是可以达到最高目标的。“匏瓜”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植物匏瓜，可以做菜吃；另一个是天边的匏瓜星。这里应该翻译成匏瓜星。意思是，难道我只是天上的匏瓜星吗？怎么可以挂在那边不让别人吃呢？换句话说就是，我如果是真正的匏瓜，就让别人拿来吃；就好像我是有用的人才，等待识人的明君来任用我。“坚”与“白”两字也是著名的典故。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的诗集叫《坚白精舍诗集》。精舍就是很精巧的房子。一般佛教居士，在家修行的人常把自己的房子命名为某某精舍。我们年轻时，看到这个书名还误会了，以为老师喜欢名家。因为在古代，名家的公孙龙子在讲到坚白石时，有这样的论证：一颗石头，你用眼能够看到白色，但看不到坚硬；你用手能够摸到坚硬，但摸不到白色。那你怎么知道它是一块又坚又白的石头呢？所以，各种感觉器官要配合起来下判断，才知道这是坚白石。后来，把《论语》看熟了才知道，“坚白”出自《论语》，意思是，坚持自己的理想，真正的洁白，不论天下如何混乱也不能染黑它；真正的坚硬，不论外面如何折腾也磨不薄。这是孔子对自我的肯定。

这两段话都提到有人造反，想请孔子帮忙。这说明孔子有国际声望，很有能力。但是，说实在，去帮别人的忙，又怎么知道别人下一步怎么打算呢？孔子最后哪儿也没去。

【第266讲】#

《论语•阳货第十七》第六章的原文是：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子张向孔子请教如何行仁，孔子说：“做人处事能符合五点要求就是行仁。”子张说，请您教导我这五点要求。孔子说：“庄重、宽大、诚实、勤快、施惠。庄重就不会招来侮辱，宽大就会得到众人支持，诚实就会受人任用，勤快就会产生功效，施惠就能够领导别人。”

孔子的学生又一次请教他如何行仁。我们也多次强调，当学生请教什么是仁时，他们问的其实是，我在这个阶段要走什么样的路，才能算得上是择善固执呢？也就是说，我在这个时候怎么做才是对的？所以，孔子的回答从来没有重复的，他是因材施教。子张是目前所知孔子最年轻的学生，比孔子小了四十八岁。他也请教怎样行仁，孔子当然很乐意回答。

这一次的回答中，孔子提到五个字，在天下任何地方做到这五个字就算行仁。也有人说，这五个字能不能算是标准答案？不能，它们只适合子张这样的学生。我们学习儒家，不要希望有简单的答案，如果一定要找到这样的话语，大概只有少数几句，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回答不同学生的话，目的是要让学生以答案为基础，根据不同的情况仔细推敲，择善的责任在自己。司马牛问仁，孔子对他说，你要行仁吗？行仁的人说话非常谨慎。司马牛就不能接受，立刻反问，说话非常谨慎算是行仁吗？他总觉得行仁应该有某种行动吧，你现在却只叫我说话谨慎。司马牛不懂，说话也是一种行动。西方近代哲学有一派叫做语言行动哲学，认为语言就是一种行动。比如，教育部规定老师不能体罚学生。但他们忽略了一点，如果老师真的对孩子不好，不需要体罚，不需要动手打，那是下下策。老师只要每天对学生说，像你这样的孩子没希望了，活着就是浪费粮食。讲到最后，小孩子受不了了，赶快转班、转学。可见，说话是很可怕的力量，千万不要忽略。有一个西方学者说，笔胜于剑。写一篇文章，它的影响力胜过用剑去对付别人。这就是人类的思想特色。真正主导这个世界的，不一定是那些有武力的人，而是那些有思想的人。

本章孔子对子张的回答。有五点：第一，恭，就是自己要庄重，其行己也恭；第二，宽，当然是对别人宽大；第三，信，就是诚实，不仅说话诚实，而且能够做到自己所答应的事；第四，敏，做事勤快，绝不耽误时间；最后，惠，就是施恩给别人，对别人很好。这五点之间其实没有什么逻辑性，但与子贡总结孔子的五个字“温、良、恭、俭、让”很接近。孔子只是告诉这个年轻的学生，应该在这五方面努力，并且一一说明理由。孔子有标准答案吗？其实没有。但这五个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立足于我与他人的关系，都是与人相处时的一种适当态度。可见，孔子从来不会脱离人际关系去讨论怎样立身处世。你要修养自己吗？你要走上人生的正途吗？那就在人际关系之中，尽你所能去实践。

【第267讲】#

《论语•阳货第十七》第八章的内容是：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孔子说：“由，你听过六种品德与六种流弊的说法吗？”子路回答说：“没有。”孔子说：“你坐下，我来告诉你。爱好行仁而不爱好学习，那种流弊就是愚昧上当；爱好明智而不爱好学习，那种流弊就是游谈无根；爱好诚实而不爱好学习，那种流弊就是伤害自己；爱好直率而不爱好学习，那种流弊就是尖酸刻薄；爱好勇敢而不爱好学习，那种流弊就是胡作非为；爱好刚强而不爱好学习，那种流弊就是狂妄自大。”

这是孔子特别告诫子路的。不过，这六言六蔽确实值得我们思考。一般人都认为，谁不希望去修行、具备品德呢？但是问题在于，孔子指出，你如果只知道实践六种美德，而不爱好学习，就会有后遗症。比如，一个人喜欢做好事而不去学习，以至于不了解人情世故，那就是愚昧，可能会上当。骗子当然是骗那些老实一味做好事的人。我这一路走来，上当的次数多了。就拿这句话自我解嘲。但是，不能说我不好学，只是我学的不是人情世故，我学的是书本的学问，那是不够的。还记得我刚开始教书时，每次去学校，都会经过一座教堂。那里有个小广场，广场上有个乞丐坐在轮椅上，腿上盖着一块毛毯，看到有人经过就乞讨说，给我钱吧！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不忍心，就给了他点散钱。之后，他就记得我了，每天我经过的时候，他就叫得特别大声，好像我欠他钱一样。到最后，我都不敢经过那个地方了，只好绕一个大圈到学校上课。直到有一天，学校一大早开会，我特别早出门，经过教堂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有人开着房车把乞丐送来，放在那儿。我没有车，天天要坐公车，他却有轿车接送。我这才知道，他们是一个集团。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理他了，他大声叫我，我就瞪他一眼，心想，你还把我当笨人吗？做好事是应该的，但是可不愿意受骗。不过，能怪乞丐吗？谁让我不懂人情世故。其实我心里应该知道，他一个残疾人，怎么可能一大早就到这里来，等着人给他钱呢？如果没有人接送，那他一定住在学校附近。这个地段的房子我都买不起，那他不是比我有钱多了吗？还需要我给他钱吗？你稍微想想就知道，这种情况最好让国家、让政府、让社会福利来救助他，我们一个人每天这样给钱是没有尽头的。第二句，如果喜欢明智，但是不好学，就会有游谈无根的后遗症。好学是有系统地去了解、研究，而不是这边看一点，那边看一点。再看，你爱好诚实吗？你爱好诚实而不好学的话，就会伤害自己。因为你不了解别人什么时候诚实，什么时候不诚实，你不了解别人有时候说的是客套话。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幼稚，听别人说什么，都以为是真的。别人对我说仰慕已久，就以为自己名气很大。仔细想想，我有什么名让人慕呢？人家只不过说客套话罢了。再看，爱好直率而不爱好学习，就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没有学会表达，就是心直口快，口无遮拦，可能会尖刻伤人。爱好勇敢而不爱好学习，就可能胡作非为了。孔子多次把勇敢和乱联系在一起。一个人很勇敢，别人不敢做的事他敢做，到最后恐怕就破坏了规矩，造反作乱了。爱好刚强而不爱好学习，可能会狂妄自大。有欲望就不会刚强，没有欲望才能刚强。

这六种德行都很好。任何一个人拥有这六种德行里面的一种，都值得称赞。但是，如果不好学，不了解在实际的人际关系中该怎么判断，那恐怕反而有害了。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学习儒家，除了真诚之外，还要学会适当的表达方式。如果没有适当的方法，无论多么好心恐怕都会被扭曲，最后还会觉得很冤枉。我那么爱好仁德、爱好诚实、爱好直率，都是好事，最后的结果却都是负面的，那多可惜。

孔子特别和子路谈及此事，可能是因为子路对学习的兴趣比较低。我们以前也读过，子路听老师说什么事该做，他就放下手上的工作去做；还没做完，又听到新的说法了，赶紧停下旧的，去做新的，累计到最后发现，学得越多，距离目标越遥远。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样就不学了，应该学了一件，再去学第二件。

有人问我，是否赞成让小孩子把《论语》、《孟子》都背下来，不用讲解，只背就好。我们都知道，小孩子记忆力很好，很多孩子看三遍就会背了。我的意见是，背下来固然不错，但是不理解意思，第一，绝不会实践，因为既不懂意思能实践什么？第二，即便背下来，也很容易忘记。所以，我认为还应该选择某些篇章加以讲解，让孩子理解。有些人说，那样来不及，就好像煮汤圆一颗一颗煮，这一颗熟了再煮下一颗，什么时候才能吃到汤圆呢？所以，应该全部倒下去，到时候全部一起熟了。小时候背的很多经典，长大了，自然就懂了。我则认为结果是都混成一团了。当然，这是不同的见解。我强调的是，人固然可以追求许多美德，但一定要学习、了解别人的经验和实际状况，然后才知道怎么样用适当的方式与方法去实践美德。

【第268讲】#

《论语•阳货第十七》第九章的原文是：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孔子说：“同学们为什么不学《诗》呢？学《诗》的时候可以引发真诚心意，可以观察个人志节，可以感通群众情感，可以疏解委屈怨恨。学了《诗》，以近的来说，懂得如何侍奉父母，以远的来说，懂得如何侍奉君主，此外还能广泛认识草木鸟兽的名称。”

这段话可以说是《论语》里面对《诗经》最完整的描述。孔子多次提到《诗经》。最早的一段是用一句话来概括《诗经》，就是思无邪，意思是，无不出于真实的情感。《诗经》不是谈思想，把它理解为思想纯正无邪，显然有些文不对题。《诗经》是文学作品，最重真实的情感，不能扭曲，不能矫揉造作，更不能只是堆砌一些辞藻而已，无病呻吟最是不可取。孔子提到《诗经》时，多次用到“兴”字，其字面意思是振作，引申为引发真诚的情感。《诗经》的内容都是真诚情感的表现，只有真诚才能引发真诚。我们在社会上待久了，难免变得有些世故。见面很客气，有没有真感情呢？那就不一定了。时间长了，连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都忘记了。一读《诗经》，内容有许多直接描写人在各种遭遇下的情感，发现自己也有类似的情感。引发真诚的情感，就是“兴”。第二，“观”是观察自己。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很有理想。只要有我在中国一定强，这话好多人都说过。但是，为什么后来只顾自己谋生活，慢慢忘记了国家、社会呢？“观”就是在引发真诚的心意之后，观察自己。所以，读好的文学作品，真正展现出来的是内心对自我的一种期许。第三点是“群”。我们是同一国家的人，读的是一样的《诗经》，有共识，听到别人一念《诗经》，立刻引发情感，甚至与之唱和。这就是群体情感。只有它才能凝聚一群人的共识。最后一点是“可以怨”。“怨”字在《论语》里出现了二十次，是所有描写情感的词汇里出现最多的一个。人生难免会有抱怨，通常是觉得自己受委屈了，没有受到公平的待遇。可是，这个世界上有谁觉得自己得到公平的待遇？自觉委屈吗？读了《诗经》才发现，比我们委屈的人多得是。在《诗经》中，多少有才华的人受委屈啊。《诗经》中甚至有这样的词“视天梦梦”，看到天的时候，就像天在做梦，好人倒楣，坏人得意。换句话说，自古以来，很少有人认为自己这一生毋须抱怨，怨是很自然的情绪，读《诗经》即可化解。《诗经》让我们明白，不要抱怨，而应该珍惜所拥有的，我们有机会把这一生过得很精彩。

我曾经出过一本书叫《成功人生》。编辑选了一句话放在封面上：“成功的人生不在于握有一手好牌，而在于把一手坏牌打得可圈可点。”人不就是如此吗？如果生下来什么都有，成功了有何可贵？如果这一生什么都不顺，一手坏牌，却照样打得可圈可点，这才值得称赞。孔子对学生的建议就是，读《诗经》吧，让人的情绪、情感、情操得到适当的调节。孔子最后提到，通过《诗经》，还可以广泛了解草木鸟兽的名称。有位学者做了个统计，《诗经》里面提到的草有一百一十三种，树木有七十五种，鸟有三十九种，兽有六十七种，虫有二十九种，鱼有二十种，《诗经》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姿的自然界。但是，说实在的，今天读《诗经》，知道这些也不见得有用了。一方面，古今名称有很大变化。另一方面，不少生物都已经绝种了。况且，古书上用这个词，也没有画出来，我们实在无法确定到底是哪一种生物。有一次，我讲到著名的翠玉白菜，说上面有一只蝗虫。学生马上告诉我，那不叫蝗虫，叫螽斯，《诗经》里面就有，寓意祝别人子孙满堂。因为这种昆虫繁殖很快，所以用来祝贺别人子孙满堂。但是，你再查什么是螽斯呢？就是一种体型比较小的蝗虫，还是蝗虫。如果研究生物分类，是可以分得很细的，但是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又不是生物学家，没必要读《诗经》的时候老想着生物分类。其实，《诗经》只是借各种生物的实际状况来描写人的状态。所以，孔子特别在后面加了这一句，让学生们多去了解生物的名称。知道名称的话，写作就方便多了。

但是，我们最应该懂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生。首先，要自我了解，兴观群怨，让情绪得以疏解，才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会喜、会怒、会哀、会乐，也要知道别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如此。所以，在古代，《诗经》的教育效果非常特别，叫“温柔敦厚，《诗》教也”。它使人的情绪、情感得到适当的调节。

【第269讲】#

《论语•阳货第十七》第十一章的原文是：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孔子说：“我们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在说玉帛这些礼品吗？我们说乐啊、乐啊，难道只是在说钟鼓这些乐器吗？”

这句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提醒我们，礼与乐不只是有形可见的东西，玉帛与钟鼓只是形式而已。“礼”字，左边是示，右边是丰富的丰。左边的示代表天上的日月星三光，所以示下面有三条线。凡是与宗教有关的字，左边都是用示部。丰字是二玉在器之形，桌上两块玉，下面的豆字是祭桌。所以，礼字一看就知道，与祭祀有关。礼在中国古代特别重要，它有三层含义：第一，宗教的含义；第二，政治的含义；第三，伦理的含义。先说宗教的含义。古代国家建构起来之后，一定是以礼作为基础。这时礼的功能类似于宗教。尤其是祭礼、丧礼，反映了对祖先的态度。古人强调国家最重要的两件大事就是祀与戎，祀就是祭祀，戎就是军事，祀始终排在前面。我们现在只知道国家需要国防武力，但除此之外，还需要祖先奠定的文化传统。后者可以用礼来概括。第二是政治的含义。商汤兴兵，就是以葛伯不肯祭祀为由，从葛伯开始，所以《孟子》里面才有“葛伯不祀，汤始伐之”的记载。换句话说，如果不肯祭祀祖先，别人即可以此为理由加以讨伐。如果对百姓不好，还可以商量改善，但如果不祭祀祖先，就代表数典忘祖，根本没得谈，只有出兵讨伐了。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三，礼还有伦理的含义，到最后变成了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在今天的《十三经》里，礼就占了三种，《礼记》、《周礼》、《仪礼》。《礼记》的内容很多是后来编的，但是《周礼》、《仪礼》保存了很多古代的材料，展示了古人的社会行为规范。

乐难道只是钟鼓吗？钟代表开始，鼓代表结束。早上敲钟，晚上打鼓，叫做暮鼓晨钟。演奏音乐时，钟与鼓也是重要的乐器，声音最洪亮，还可以与其他乐器相配合，钟鼓一响，大家知道，演奏要开始了，或者演奏结束了。周公制礼作乐，只是有形可见的材料或形式吗？当然不是。那应该是什么呢？答案是真诚的心、真诚的情感。在路上遇到老师向他鞠躬，如果内心没有真诚的尊敬，便只是弯腰的动作。音乐演奏也一样。听人演奏音乐，可以感受到其中是否有真诚的情感。有些人纯粹是技术，没有感情，这样的人不能称作音乐家，而只是工匠。有感情的演奏，才能打动别人。再以唱歌为例，我很喜欢听西方一些男高音的演唱，尤其喜欢盲人歌者安德烈．波伽利。事实上，他的音色不一定比帕华洛帝好。帕华洛帝被称作意大利国宝，他的声音简直是上帝点化的，那么优美，很少有人比得上，在世界三大男高音中名列第一，但是，他演唱的很多歌曲我觉得比不上波伽利。因为帕华洛帝看得见。当他唱一首悲伤的歌时，看到观众热烈鼓掌，他脸上的表情好像蛮愉快的，结果歌曲的味道就变了。请问，是歌声重要，还是歌声内在的情感重要？我选择情感。相对的，波伽利的眼睛看不见，所以他演唱任何歌曲都能完全沉浸其中，充分表达内在的情感，深深打动听众的心。

孔子的另一句话：“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恰好可以与这一段相参照。而这样的言论直接反映了四个字：礼坏乐崩。周公制礼作乐，到此时，礼乐只剩下空洞的形式。比如，我们现在行礼如仪，但内心没有感情，这个礼一定是虚伪的条文而已，就如同没有感情的音乐只是声音的集合，不可能成为真正伟大的乐曲。孔子的志向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承礼启仁，其中，“礼”包括礼与乐。也就是说，孔子接过传统，发现礼坏乐崩，就打开了新的路线称为仁。仁就是真诚的情感。礼乐的生命、内在依据，也就是人类真诚的情感，一切都要诚于中、形于外。礼乐就是外，人性是以内在的情感为中心。

尽管这段话很短，但是却表述了孔子思想中非常关键的看法。那就是，礼乐是一个社会文明教化所不可缺少的。但是，任何文明教化都要以人类真诚的情感做基础，否则，接受的教化越多，离真诚的情感越远。那就是所谓的人格分裂。西方世界有很多人在精神方面遇到很大的困扰，就是因为社会发展太过进步以后，各种繁文缛节让人忽略了内心真诚的情感，到最后变得内外脱节，人的生命就很难调和、统一了。这个问题不单是西方的，也是普遍的。我们学习儒家，就要特别注意这样的问题。

【第270讲】#

《论语•阳货第十七》第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的内容非常接近。

首先看第十二章，原文是：

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

12颜渊第十二

Wed, 18 Jun 2025 00:25:13 +0800

颜渊第十二

【第174讲】#

《论语•颜渊第十二》第一章是这样的：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

颜渊请教如何行仁。孔子说：“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就是人生正途。不论任何时候，只要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天下人都会肯定你是走在人生正途上。走上人生正途是完全靠自己的，难道还能靠别人吗？”颜渊说：“希望您指点一些具体做法。”孔子说：“不合乎礼的不去看，不合乎礼的不去听，不合乎礼的不去说，不合乎礼的不去做。”颜渊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也要努力做到这些话。”

这段对话非常重要，但是两千多年来，能讲清楚的人并不多。一般人把“克己复礼”四个字分成两部分，克己就是克制自己或约束自己；复礼是实践礼的要求。这样理解不太对。我曾经多次讲到，孔子教学始终遵循一个原则：化被动为主动。这就是理解的关键。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孔子最好的学生是颜渊。所以，最好的学生询问老师的核心思想，孔子的回答肯定是他一生思想的精华。难道孔子的思想精髓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实践礼的规范吗？首先，孔子喜欢因材施教。颜渊是孔子学生里欲望最少的一个，提到克己。子路、宰我、司马牛诸人更应该克制自己的欲望，好好约束自己。颜渊已经是箪食瓢饮、居陋巷了，还叫他怎么约束自己呢？天下人都知道颜渊穷困，都知道颜渊德行好，都知道颜渊寡欲。孔子怎会特别教训颜渊须克制自己呢？其实，“克”的意思是能够；“克己”就是我自己能够。古书里多处将“克”解为“能够”，如，“克明峻德，以昭九族”，能够让我高尚的德行表现出来，照耀九族。而把“己”字放在“克”后面，这是古文的特殊用法，类似的例子在《论语》中很多。比如，讲到无为而治，“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这里的恭己，不是恭敬自己，而是自己的态度很恭敬。另外，子贡请教怎么样才是念书人。孔子的答案是“行己有耻”。行己不是行动我自己，而是我自己的行为要有羞耻心。所以，克己复礼的意思是，能够自己做主，做自己的主人，去实践规范。这就是化被动为主动。每个人小时候都是被动的，父母要求，老师规定，便照着做；父母、老师不在身边，没人看到，就不一定做了，因为那些好行为都是被动的。人进行修养的目的就是，即使没人管束，自己也要主动去做──真诚产生由内而发的力量，促使人去做该做的事。这就是儒家思想的关键。如果孔子自述，仁是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实现礼。言下之意，欲望是不好的，礼才是好的。这是怎样的一种学说啊？“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正好与“克己复礼为仁”相呼应。走上人生的正路要靠自己，难道还要靠别人吗？人要从被动变成主动。小时候，我们要靠别人的督促和勉励，保持正确的方向；现在则要靠自己！自己做主走上人生的正路。

相反的，如果把克己理解为克制自己的欲望，就与“为仁由己”相矛盾。同一个“己”在前面是不好的，要克制；后面却成了好的，要靠自己。这恐怕难以说得通。而且，我们讲的是孔子的一贯之道，是完整的思想，而不是单单某一句。化被动为主动，确实是人生的关键。如果一个人懂得主动去做该做的事，他的生命就达到很高的境界了。像孔子说他自己到七十岁的时候，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主动！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无论如何都符合规矩，都是该做的事。

接着，颜渊问，教我一些具体的做法吧！孔子连着举出四个词：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意思是不要做不符合礼的事。孔子的教学方法是从消极变积极，尽管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消极的，但是可以从此入手。比如，教一个年轻人做好事，但他做不来，那就从不做坏事起步，先改正过失。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如果人有很多错误没改过，旁人却一味要求他做好事，那可能前进一步后退两步，到最后，弄得自己不知方向何在了。

四个“不要”都是以礼作为标准。这和我们前面的解释并不冲突。孔子的意思是，先不要做不对的事，然后才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仪的要求。这四个“勿”很有意思。以前，有些地方的祠堂里，放着四只猴子的塑像：一只蒙着眼睛，表示非礼勿视；一只遮着耳朵，表示非礼勿听；一只捂着嘴巴，表示非礼勿言；还有一只爪子规规矩矩地放在胸前，表示非礼勿动。古人就用四只猴子警告子孙后代，要自我约束，不要看、不要听、不要说、不要做不合礼的事情。

孔子教学，一向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但是，受礼仪约束是被动的，一定要转为主动才是仁。所以，孔子的思想可以概括为“承礼启仁”。孔子对自己最好的学生颜渊强调的是，要把被动变成主动，自己做主去实现礼仪的要求。这才是人生的正路。能达到这一步，天下人都会加以肯定，因为一方面遵守了礼仪的规定，另一方面是主动由内而发的力量推动自己去做该做的事。人格也将由此而走向圆满。

【第175讲】#

《论语•颜渊第十二》第二章的内容是这样的：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仲弓请教如何行仁。孔子说：“走出家门像是去接待重要宾客，使唤百姓像是去承担重要祭典。自己不喜欢的，不要加在别人身上。在诸侯之国服务没有人抱怨，在大夫之家服务也没有人抱怨。”仲弓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也要努力做到这些话。”

仲弓最后说的话，与上一章颜渊的回答完全一样。“某虽不敏，请事斯语矣”是标准答案。当老师教导时，学生就应该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也要努力做到这些话。这是礼貌得体的表达方式。我们以后会看到，有些学生对老师指点的反应，确实让孔子很头疼。

仲弓在德行科名列第四，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他是“雍也可使南面”，可以面向南方管理百姓的有为人才。孔子对仲弓的回答，说明他确实是因材施教。因为孔子从为政角度告诉仲弓，应如何行仁。他的回答可以分为三段。

第一段，走出家门就像接见重要的宾客。走出家门在外面，任何人都能看到你，因为你是国家的重要人物。这时，你的言行举止对别人就有教化作用。《易经》里有观卦，卦辞说，国君主持祭祀之前要洗手。老百姓看到国君洗完手，庄严肃穆，他们也自然庄重虔诚了。高居上位的人，一言一行都是老百姓的示范。接着，孔子提醒仲弓，使唤百姓做事时要谨慎，就好像在承办重大的祭典一样，不要随便使唤百姓。这也反映了孔子对仲弓的期许。

第二段，与别人相处的时候应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个字一般被认为是孔子的核心语录，这句话在《论语》中出现了两次，另一次是对子贡的回答。子贡请教，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身奉行呢？孔子说，就是“恕”吧。如心为恕，将心比心。“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维护人间的情义，就要靠这八个字。你不愿意遇到的事，就不要加在别人身上。比如，我不喜欢别人在背后批评我，那我就不该在背后批评别人。

第三段提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邦指的是诸侯之邦，就是国。家指的是大夫之家。如果仲弓在国家任职，替鲁君服务，属于国家的中央部会的官员，没有人抱怨，称为“在邦无怨”。如果在大夫之家服务，也没有人抱怨，就是“在家无怨”。我们都知道，从事公务，负责政治，要做到没有人抱怨，那真是难以想像的事情，顾此失彼是最常见的事，颁佈一项政策，一定是对某一个区域的人有利，比如，大陆发展经济，优先发展沿海地区，这一来，内陆地区可能就有人觉得，为什么我们被忽视呢，还要等多少年？

既然如此困难，为什么要告诉仲弓呢？因为仲弓是一个国家级的人才。人生的正路要与个人的特殊条件相配合。仁是个人的人生正路；道是人类共同的正路。只要是人，就应该走上人生的正路。但仁落实到个人身上，就各不相同了。也就是说，大原则是一样的，但具体的方法、路线是不同的。几个学生都曾经请问仁，孔子的回答都不同，他是针对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因材施教，对仲弓的答复就是针对为政阐发的。

【第176讲】#

我们把《论语•颜渊第十二》第三章和第四章放在一起讲，因为这两章谈的是同一位同学。

第三章的原文是：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司马牛请教如何行仁。孔子说：“行仁的人说话非常谨慎。”司马牛再问：“说话非常谨慎，就可以称得上是行仁了吗？”孔子说：“这是很难做到的，一般人说话做不到非常谨慎。”

司马牛这位同学和前面两位大不相同。司马牛听到老师的回答之后，不但没有说出“牛虽不敏，请事斯语矣”的标准答案，反而提出了质疑。因为老师的答案，他听起来实在很难接受。老师告诉他，行仁的人说话非常谨慎。为什么这样回答我？给别的同学的答案那么精彩，都可以写成对联了，却叫我说话谨慎。难道我这一生，仅仅说话谨慎就可以了吗？所以后代学者们往往认定司马牛有一个毛病，叫做多言而躁，就是话很多，还很急躁。司马牛确实是这样，他想到就说，根本收不住。当老师对他说行仁的人说话很谨慎，他立刻追问，说话很谨慎就能算是行仁吗？他来不及自己反省，一定要请孔子把话说清楚。孔子答说，这是很难做到的，一般人说话很难做到谨慎啊。可见，孔子因材施教，针对司马牛的个性特点给出解决方案。

我们都知道“祸从口出”这句俗语。世界上的人，听到这四个字，大概都是于我心有戚戚焉。我自己的问题也是说话太快了，有时候偶然提到什么人，无意说了几句话，别人就把话传过去，而且越传越难听。最后追问是不是我讲的。虽然不是我讲的，不过也和我讲的差不多了。因为传话时，时间、地点都说得清清楚楚，最后的话虽然夸张了一点，但开始毕竟是我讲的啊。类似的情况也不少。电视节目中，有时候名嘴们辩论、讲话的时候批评了别人，事后细究，其实是事出有因。但无论如何，说了就是说了，很可能会被人责怪的。司马牛就有这个毛病，他个性比较急躁，有时候说话口不择言。

他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再看下一段，就会发现，他果真如此。

《颜渊篇第十二》第四章的原文：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司马牛请教，怎么样才算是君子呢？孔子说：“君子不忧愁，也不恐惧。”司马牛再问：“不忧愁也不恐惧，这样就可以称得上是君子了吗？”孔子说：“要能自己反省而没有任何愧疚，这样又忧愁什么、恐惧什么呢？”

显然司马牛的老毛病又犯了。老师告诉他，不忧愁也不恐惧就是君子。他立刻问，这样就算君子了吗？孔子了解他的个性，就说了四个字：“内省不疚”，反省自己没有任何愧疚。人不反省的时候，觉得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一旦反省才发现，其实做错了很多，只是别人不计较而已，如果别人计较的话，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司马牛这个学生，真是缺乏反省的态度。

其实，君子不忧不惧是很高的要求。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不忧不惧，包括了仁者与勇者。要想做到既不忧愁，也不恐惧，就应内省不疚。儒家很强调自我反省。孟子就经常提到，做事行不通的话，应该怎么办？反求诸己，要反省自己，要改善自己，这就是“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用很多生动的比喻来说明这种观点。一个人和别人比赛射箭，没有射中箭靶，他绝不会怪别人，而要问自己为什么没有射中。因为责怪别人，自己还是射不中。有些人更夸张，没射中，就推说箭靶放歪了，箭靶应该放在我射中的地方。这个故事说明自我反省的重要性。

在孔门弟子中，司马牛的层次、理解力都比较低。但是据说，司马牛的哥哥就是曾经想杀孔子的宋国将军桓魋。哥哥的声名太坏了，所以司马牛觉得，有这种哥哥还不如没有算了。他有时候也觉得遗憾，别人有好兄弟，大家相处愉快；可是我哥哥名声不好，常做一些坏事，连老师对他都有很多批评，司马牛就觉得很孤单。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司马牛的性格，会得到有趣的结论。他哥哥是宋国将军桓魋，但又名声不佳，司马牛从小可能一方面觉得哥哥是个大官，有点得意；另一方面，又觉得哥哥让他很丢脸。所以，他心理上一定有很多解不开的结。他问问题的时候没有耐心，比较急躁，恐怕都与此有关。其实，孔子给司马牛的建议，也是给我们的建议，一般人说话确实不够谨慎。我自己教书教了几十年，也常常犯这个毛病。有时候，我对学生有话直说，之后才发现，恐怕得罪人了，但怎么得罪的我不知道，反正人家不理我了。自己一想，大概是太直率了，别人受不了。我在课堂上讲课，有时候不能不做评论，可是一做评论，有些同学们就会联想，老师是不是在指桑骂槐，是不是在暗示我有问题？有的同学事后还到办公室追问，老师今天上课讲的什么什么是不是说我啊？我吓了一跳，赶紧声明，只是举例而已。所以，说话谨慎是不容易做到的。

【第177讲】#

《论语•颜渊第十二》第五章的内容是这样的：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司马牛很忧愁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就是我没有。”子夏说：“我听到的说法是：‘死生各有命运，富贵由天安排。君子态度认真而言行没有差错，对人谦恭而往来合乎礼节，四海之内的人，都可以成为兄弟。’君子又何必担心没有兄弟呢？”

这段话内涵确实很丰富。我们今天最喜欢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就是出自本章。贯穿上下文来看的话，就会发现，孔子在前一章才劝过司马牛，君子不忧不惧，可是他立刻就陷入忧愁了。可见，司马牛根本就没把老师的话放在心上。他忧愁什么呢？他说，别人都有兄弟，只有我没有！而事实上，根据资料记载，司马牛的哥哥就是桓魋。可见，他说别人都有兄弟，是指别人都有好的兄弟，兄弟之间相处愉快、兄友弟恭，和乐融融。司马牛的哥哥显然很糟糕，所以他很忧愁，说别人都有兄弟，可以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只有我没有。他那个哥哥，说实在，不要也罢，不但不会帮忙，不会给他正面指导，反而为他带来很多困扰。子夏答话了。我们都知道，子夏属于文学科，对于文献知识掌握得特别好。他说，我听说的可不是这样。请注意，在《论语》中，孔子的学生说“我听说”，通常是听孔子说的。因为当时并没有普遍的教育制度，学生们只跟着一位老师，所以，尽管他没有明确地说是老师说的，但显然是听老师讲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八个字的顺序一定不能念错。“命”就是遭遇。“天”是一切的来源。命也属于天。人的遭遇，最后还是要归到万物之源。既然是天生万物，一切遭遇自然要归于天的安排。“死生有命”，比如孔子的学生颜渊，“不幸短命死矣”；另一个学生伯牛有疾，“子曰：命矣夫”，这是他的命啊。那为什么先说死呢？因为我们已经活着了，死放首位，说明命中最重要的就是死；其次才是生活中的各种遭遇，有一定的条件，就会造成某种结果。也许有人说，这样讲不是宿命论吗？说实在，这是古人的基本共识。鲁迅有一篇小说，描写有一家人生了个儿子，很高兴，很多朋友来祝贺。第一个客人进来说，这孩子将来一定做大官，结果很受欢迎。第二个客人进来说，这孩子将来一定发大财，也是好话，同样受欢迎。第三个人跑来说，这孩子最后一定会死掉。糟糕，谁欢迎这种客人啊！但是请问，三个客人里面谁说的是真话？谁的话将来一定能实现？第三个，只有第三个人说的是事实。只是没有人喜欢听真话罢了；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听到这种真话，简直受不了。“富贵在天”意思是，富贵有时候不是努力就能得到的。多少人有学问、有才华、有德行、有操守，但不见得有富贵。有些人煳里煳涂就当了大官，这就是富贵在天。这八个字有点宿命论色彩，但它也反应了基本的观察结果。事实上就是这样，因为无法解释，所以只好归之于命。孟子也有类似的说法。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归结于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天的安排。所以，儒家把天与命联在一起。

君子应该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就是态度认真而言行没有差错，对人谦恭而往来合乎礼节。只有这样，才有资格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否则，对别人不尊敬，做事情不认真，与人相处不合乎礼仪，谁愿意与你为兄弟呢？所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前提是“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能做到这一点，即使到外国去，就算是语言不通，与人相处也不会有问题，这才真是四海之内都可以称兄道弟。

这一章的立足点就是儒家人性向善的观点。如果人性不是向善，到外国去凭什么又敬又恭的？别人又为什么要和你称兄道弟？如果人性不是向善，别人凭什么看到你的善行，就愿意支持你，与你做朋友呢？归根究柢就是因为人性向善。我们学习儒家，每一句话都要仔细思考，揣摩他为什么要这样说。绝对不能因为是孔子的话，就认为完全正确。这是权威崇拜，并没有任何价值，有道理才是对的。宋朝学者陆象山曾说：“东海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西海、南海、北海都一样。东南西北四方，都有圣人，心同、理同，就是指人性向善。只要行善，到任何地方都受欢迎。因为每个人看到善行，都觉得欢喜，觉得与自己的内心要求、最原始的愿望是一致的。这种普遍性来自共同的人性。

【第178讲】#

《论语•颜渊第十二》第六章的原文是：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子张请教明见的道理，怎么样才看得明白。孔子说：“日积月累的谗言与急迫切身的毁谤，在你这里都行不通，你可以说是有明见的。日积月累的谗言与急迫切身的毁谤，在你这里都行不通，你可以说是有远见的。”

学生只问了“明”，孔子的回答却提到“远”，显然是受《尚书》中“视远惟明”的启发。要想看得远，就要先看得明白。连身边的事情都看不明白，怎么能看得远呢？年轻的子张问孔子，我怎么样才能够看人、看事比较清楚？孔子的回答分两段。

首先是浸润之谮。“谮”就是谗言。如果有人经常对我讲某人的坏话，听久了，我肯定受影响，将来遇到这个人就会预先防范他。这说明，我已经无法明辨是非了。古往今来，类似的事情不可计数，很多忠臣就是被奸臣的谗言所害。这就像是滴水穿石。尽管石头很硬，水极其柔软，但是日积月累，效果就出来了。“不行焉”意思是，在我这里行不通。就是不管别人如何慢慢下工夫，在我耳边说这道那，我始终都能保持客观的态度评判被议论者。一个人要想看得很明白，他必须心里有数，不轻易受影响。有一句俗话，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总是说别人是非的人，就是制造是非的人。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完全不与人沟通，有时候，听别人讲，也会有些帮助。

其次是肤受之诉。别人诽谤我，对我来说是急迫切身，仍能心平气和是很不容易的。比如，我是老师，有时会有学生跑来说，老师，有人在背后批评你。当老师的理应大度，所以我说，不管他，哪个人背后没人说！可是，回家左思右想，第二天忍不住把学生找来，一定要问清楚，是谁批评我的。这就是受不了“肤受之诉”。庄子把言语称作“风波”，有风有浪。诽谤之词，或者正常的评价言论能不能起作用，要看人修养的高低。比如，今天上班的时候，有人对我说，你穿这套衣服真是合身。我开心得不得了，整个上午心情都很好。结果，后来发现那人对每个人都这样讲，原来他是在日行一善，给别人一个好心情。但如果哪天他不这样说，我们的心情可能就会受干扰。我在美国上学时，有位老师学问非常好，选他的课的学生总是很多。有一次，课讲得特别精彩，下课的时候，学生们自动鼓掌。他得意极了，很开心，抬头挺胸走出教室。可是，以后就麻烦了。如果下课的时候没人鼓掌，他就垂头丧气，很沮丧。可见，人很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提高修养，保持平和宁静的心态。首先，听到诽谤之词应该想：有则改之，无则嘉勉。别人既然这样讲我，一定有某些事情让别人误会了，那就先自我反省。儒家的特色就是强调自我反省，有些人觉得学儒家之后，成天都在自我反省，反而缺乏主动性或攻击性，这种观点根本就是没有读懂儒家。儒者的自我反省并非没有条件，永远反省下去。我们读到孟子就会发现，自我反省，事不过三。孟子说，如果有人对我很无礼，非常蛮横，我们应先自我反省。先看自己是不是没做好事，不仁；再看自己是不是对别人没礼貌，无礼。如果做很多好事、对人也很有礼貌，别人的态度还是这么坏。那就第三次反省，是不是做事没有尽心尽力，不忠。如果发现自己确实尽心尽力了，而对方的态度仍旧不好，孟子说，原来这是个狂妄的人，狂妄的人与禽兽没太大差别，又何必和禽兽计较呢？其次，应该有“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自信。如果有人议论我什么，而我心中坦荡，问心无愧，自然无所谓。关于修养的最高境界，庄子的一句话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庄子说，天下人都称赞我，不会使我更振奋；天下人都批评我，不会使我更沮丧。这点太难做到了。就像我那位美国老师一样，同学们一鼓掌，他很高兴。下一次不鼓掌，他就被干扰了，觉得自己大概讲得不够好。所以，我上课时常对同学们说，讲得好你们别鼓掌，讲得不好也别嘘我。反正我尽到自己的讲课责任，你们听多少算多少，考试还是要考的。这样一来，双方都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了，各尽自己的本分。

我们讲儒家时，有时候会用庄子或老子的思想来参照。这是因为古代思想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它们的基本原理也许不同，但是做人处世的态度与方法有很多类似之处。

【第179讲】#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子贡请教政治的做法。孔子说：“使粮食充足，使军备充足，使百姓信赖政府。”子贡再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先去掉这三项中的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那要先去掉剩下的两项中的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难免一死，但是百姓若不信赖政府，国家就无法存在了。”

这段话非常特别。首先，孔子的回答很有逻辑性。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他请教怎么从事政治活动。孔子说，第一，粮食要充足；第二，军备要充足；然后使老百姓信赖政府。这三点是有顺序的。足食是必要的。民以食为天，一个国家没有食物，百姓如何生存呢？军备是需要的。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武力保卫自己，在春秋乱世早就被吞并了。再则百姓信赖政府更是重要。孔子看似随口一答，其实是很了不起的观点。他按照必要、需要、重要，一层层向上提升，这个答案符合自然规律。人有身、有心、还有精神。我们的身体需要吃饭；我们的心代表我们构成了保护个人的国家；在这两个条件具备后，最后一定要在精神上形成真正的、可信赖、可依靠的国家，否则民心思变，分崩离析，如何存续？

如此讲解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是，子贡非常聪明，又提出了更深入的问题。如果逼不得已去掉一项，去掉哪一项？孔子毫不犹豫去掉军备。因为吃饭是必要的；老百姓信赖政府是重要的；中间的需要是有弹性的。所谓去掉军备，不是说军备都不要了，而是缩减军备，减少开支。子贡再问，剩下两项中，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去掉哪一项？这时候，一般人都以为吃饭当然最重要了。结果，孔子居然说去掉粮食！要知道，在儒家眼中，或者说在大哲学家眼中，吃饭从来不是重要的事，只是必要的事。所谓“必要”，就是：非有它不可，有它还不够。人活在世上，非吃饭不可，但光吃饭还不够。所以《孟子》中才有“嗟来之食”的故事。有个人叫黔敖，在路边赈济灾民，看到一个人饿得东倒西歪，就吆喝道：“喂，来吃吧！”那个人听到后说：“我就是不吃嗟来之食，才饿到这个地步。”黔敖向他道歉说，真抱歉，刚刚对你不礼貌，请你来吃吧。可是，那人认为，你已经侮辱我了，我就是不吃。最后饿死了。这就是人的尊严。有人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可以做很多事，为什么一定要死呢？我们不要替别人做判断，否则，屈原为什么要投江呢？大家都苟且偷生，谈判妥协算了。当然也有变通处事的例子。起初，管仲与他的朋友召忽都跟着公子纠，与他们针锋相对的就是公子小白，也就是日后的齐桓公。公子纠失败被杀；召忽自杀；管仲就是不死，还设法去投靠齐桓公。结果，孔子反而更赞赏管仲。因为管仲留得青山在，替齐国服务，造福了天下百姓。近代也有类似的事，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与谭嗣同商量，如果没人留下来，就无法报答圣上；如果没人逃走的话，就无法谋划将来，也就没有未来了。所以，谭嗣同选择了牺牲；梁启超则流亡国外，后来对国家也很有贡献。

儒家思想绝不会告诉我们一个客观的标准。因为每个人进行判断的时候，都应该像孔子那样，“无可无不可”──我没有要怎么做，也没有不要怎么做，关键要看道义何在。对道义的判断，一方面是个人的抉择；另一方面，要看以后的效果。说实在的，有时候，慷慨就义反而比活下来继续努力容易一点，反正一刀下来结束了，别人提到我，还是烈士。活下来的，就要用一辈子的努力来证明自己。进行判断时，还要问自己是否心安。管仲为什么一定要活下去？据说，管仲家里还有老母亲，他想，如果这样死去的话，谁照顾母亲呢？而且，他自信是个人才，要为国家服务，不能因为在政治纷争中站错了队，就白白送命。

所以，我们不要对儒家有成见，不要觉得儒家一定就是杀身成仁。哪有那么多仁义让人去完成？相比之下，杀身成仁比较容易，难的是一辈子努力行仁，最后止于至善。我们有时看到人一辈子努力，到最后晚节不保，会觉得很可惜。比如王莽，早年大家都把他与周公相提并论，如果他的生命在那时结束，也就名垂史册了。可惜他多活几年篡了西汉刘氏帝位，永远被人唾骂。

儒家谈“择善固执”，固执二字在这里，不是顽固，而是能够判断、坚持某些原则。

【第180讲】#

《论语•颜渊第十二》第八章的原文是这样的：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棘子成说：“君子只要有质朴就够了，要文饰做什么呢？”子贡说：“先生这样谈论君子令人感到遗憾。须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文饰就像质朴一样，质朴也像文饰一样，那么去掉文饰的话，虎豹的皮就像犬羊的皮一样。”

孔子对于君子的看法是文质彬彬。“文”就是文饰，指后天所受的教育与文化素养。“质”就是质朴，指人天生的、纯朴的、未经雕琢的本性。棘子成是卫国大夫。他大概听说了孔子的见解，就和子贡讨论。他说，君子质朴就够了，真诚最重要，何必需要文饰呢？文饰就显得文绉绉的，见面鞠躬，说些客套话，真真假假分不清楚，这有什么意思呢？干脆大家直来直往，不是比较爽快吗？子贡答说，先生这样理解君子实在太遗憾了。他接着说了一句成语，“驷不及舌”。“驷”就是四匹马，驷马难追的意思。“舌”就是舌头。这个词后来演变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其实出自子贡。接着的比喻很有意思。子贡说，如果把虎豹与犬羊的毛全部刮干净，挂在那边，谁知道哪一个是虎豹，哪一个是狗羊呢？一般人会觉得，好像还是应该有差别吧，体型、形状应该可以分辨啊。但是，此处强调的是，虎豹之所以为虎豹，就因为其毛色斑斓。以前，很多山大王都弄个虎皮坐埝，非常威风。在《易经》里，有一个卦叫革卦，卦象是泽火革。爻辞是“大人虎变”。就是说，一个平凡的人磨炼修为，最后“虎变”成为大人。同样都是人，有些人修养提升到一定境界，给人的感觉像老虎一样，色彩斑斓，很漂亮。而另外一些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仍然是平凡人，不会像老虎一样有绚烂的毛色。类似的境界就是“君子豹变”，君子变得像豹一样，毛色绚烂而且仪容威严。例如一些著名的领袖，出来站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他有足够的分量。曹操的一个小故事就很有趣。有一次，匈奴的使者要来。魏王曹操心想，我长得不好看，匈奴人看到我，恐怕会觉得我们汉朝没人才。于是，他就找到帅哥崔琰，让他穿上大王的衣服，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曹操自己则假装武士，拿着把刀站在旁边。匈奴使者离开之后，曹操派人去打听他对魏王的印象。匈奴使者答说，魏王当然是相貌堂堂，不过，真正的英雄应该是旁边那个捉刀人。使者见多识广，一看就知道这间房里谁是真正的领袖。那个穿着魏王衣服的，谈到重要的事情，还要看看别人的脸色；旁边的捉刀人却抬头挺胸，气势很高，一看就知道他才是真正的领袖。

那么小人是何等景况呢？古代的小人指的是一般百姓。“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大家注意，这里只说“革面”，没说“洗心”。这说明，《易经》认为，小人能够表面上学学样子就不错了；洗心是一种功夫，小人也不会明白为什么要洗心，学个样子就行了。可见，若忽略了“文”，文化就不知将如何发展了。当然，我们也反对过度文饰，那会显得太虚伪。后来，道家也从这个角度批评儒家过度讲究礼乐教化，反而脱离了社会的真正需要。这种观点到魏晋时代发展到极致，一些人认为，我们何必在乎礼教呢？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也从政做官，但就是不喜欢儒家重视外在形式的表现，所以他在母亲过世时，照样吃肉，照样喝酒。别人觉得他太过分了，简直是不知道什么叫守丧。结果，母亲出殡的时候，他一哭就吐血了。这时候，大家才知道，他表面上吃肉、喝酒像没事一样，其实心里悲痛得不得了。阮籍反世俗之道而行的行为说明，悲痛是本质，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文”与“质”两相配合，才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大家都讲质朴，都变成山中的野人，这不是办法。大家都讲文饰，彼此听不到一句真话，更不是办法。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强调文质彬彬的重要性。“彬彬”是指像斑马线一样，一条白、一条黑，搭配得恰到好处。一个人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又有真诚的情感，这是儒家所肯定的君子的特点。

【第181讲】#

《论语•颜渊第十二》第十章的原文：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子张请教如何增进德行与辨别迷惑。孔子说：“以忠诚信实为原则，认真实践该做的事，这样就能增进德行。喜爱一个人希望他活久一点，厌恶他的时候又希望他早些死去，既要他生又要他死，这就是迷惑。”

10乡党第十

Wed, 18 Jun 2025 00:25:11 +0800

乡党第十

【第149讲】#

《论语•乡党第十》第一章与第二章。乡党篇有不少是孔子日常生活的描述，包括他做官的时候在朝廷上的情况，他在家乡如何与别人相处等，有很多宝贵的资料。

第一章：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孔子在乡里之间温和而恭顺的样子，像是不太会说话的人。他在宗庙里、朝廷上说话明白流畅，但是很有分寸。

众所皆知，孔子的口才一流，学问更不在话下。至于道德之崇高更是令人尊敬。但是孔子在家乡，好像是不太会说话一般，木讷而恭顺。何以有这种差别呢？因为家乡长辈很多，这些人是看着他长大的，当然要表示恭敬，在长辈面前，不需要表现口才。但是，在朝廷上就不同了，他在朝廷上或在宗庙里说话明白流畅，表现恰如其分，符合身份。

这一章描写了孔子日常生活中说话和行动的方式。

第二章也类似，专门讲他在朝廷上怎样同别人说话，细节也很有趣，原文是：

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

孔子上朝时与下大夫说话温和而愉快的样子，与上大夫说话正直而坦诚的样子，国君临朝时恭敬而警惕的样子，稳重而安详的样子。

孔子对三种官员，包括国君，表现不同的态度。他在朝廷里面与官位比他低的下大夫说话时，温和而愉快的样子。遇到官位比他高的上大夫，说话就正直而坦诚的样子。与国君相处又不同了，国君是国家最高领袖，国君一旦临朝，孔子是恭敬而警惕的样子，随时注意国君的要求。同时也表现得稳重而安详，不会过于局促不安。

这段话，说明孔子做官的时候面对同事，面对君上的状态，儒家强调与人相处要考虑三点：第一，内心感受要真诚，清楚知道自己是谁，与谁来往，自己的角色为何。第二，对方期许要沟通，与谁来往，对方对我有什么要求。第三，社会规范要遵守。孔子对国君特别尊重。他曾经抱怨自己侍奉国君完全按照礼的规定来做，居然被认为是谄媚，这实在是很大的冤枉。依照当时的规矩，做臣子的拜见国君要跪拜两次。第一次在堂下先跪下来，第二次上堂之后再跪一次，要两次跪拜，表明我是臣属你是国君，臣对君表示尊重。当时的风气已经把第一次跪拜废掉了。但是孔子非常遵守礼仪的要求，他每一次上朝时，在堂下先跪一次，上堂之后再跪一次，别人看了便不顺眼，孔子的跪显得旁人太不懂礼仪了，所以大家便指他谄媚，这实在是冤枉。孔子非常强调礼仪，因为如果没有礼仪、礼节、礼貌，社会就会因为混乱而慢慢瓦解，所以我们今天从乡党篇里，看到孔子在乡里、朝廷上、私下场合、公开场合的表现。

乡党篇里面还有很多生活的细节值得我们进一步了解。

【第150讲】#

《论语•乡党第十》第八章，这一章内容与饮食有关，原文：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食物不以做得精致为满足，肉类也不以切得细巧为满足。食物放久变了味道，鱼与肉腐烂的都不吃，颜色难看的不吃，味道难闻的不吃，烹调不当的不吃，季节不对的菜不吃，切割方式不对的肉不吃，没有相配的调味料不吃。即使吃的肉较多，也不超过所吃的饭量，只有喝酒不规定份量，但是从不喝醉。买来的酒与肉干，不吃，姜不随着食物撤走，但不多吃。

这整段话和养生有关。孔子谨慎对待的三件事是：斋戒、战争，以及疾病。为了避免生病，吃东西就要小心。这里的第一句，经常带来误会。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很多人以为孔子是美食主义者，就是食物做得越精致越好，其实不是的。他的意思反而是不以此为满足，食物只要做得不错，肉只要切得还可以，孔子不会挑剔非要如何精巧才行。孔子吃东西没那么挑剔，如果把这两句话理解为他是美食家，吃东西一定要吃最高级的，那误会就大了。后面接着连续谈到十个不吃，或者不多吃的东西。第一，食物放久变了味道，鱼与肉腐败了，当然不吃，吃了一定会生病。再者，颜色难看的不吃，味道难闻的不吃，色香味一有问题，说明食物变质了，吃下去之后恐怕也会生病。再接着，味道烹调不当的不吃，季节不对的菜不吃，这是孔子的饮食习惯。为什么割不正不食？肉没有割正的话，煮不熟，吃了也咬不烂，孔子年过五十以后，牙齿不好，所以不吃。吃东西要有相配的调味料。肉吃得再多，也不要超过吃饭的量，只吃肉，不吃饭，对身体不好。只有喝酒不规定份量，但从来不喝醉。接着这句话很重要，他不吃买来的酒和肉干，我一直强调孔子教书不收束脩，这就是证据之一。因为如果送给孔子肉干，孔子就要问：这是外面买的还是妈妈做的？谁家里经常做肉干呢？当然外面买的。孔子既然不吃，送给他不是很尴尬吗？所以这也是很好的证据。在古代，自己家里都会酿一点酒，孔子只喝自家酿的酒。再接着最后一句，他说姜不随着食物撤走，但是不多吃。姜可以帮助消化，吃肉配点姜很好，但也不能多吃。从孔子这段话就知道，原来孔子确实重视养生。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不是随便讲的话，很多人就因为说错了话得罪人，要收回却来不及了。那么吃东西吃坏了肚子，要后悔恐怕也来不及了。

孔子这段话，启示我们预防胜于治疗。孔子曾经给一个贵族子弟孟武伯这样的建议：让父母只为你生病的事情发愁，别的事情都不要让他们操心，这样就很孝顺了。所以很多时候提到孝顺，孔子的意见并不是要孩子努力做很多事服侍父母，他们也不见得需要孩子做这些事。如果父母年纪已大了，请教孔子该如何孝顺，他也许建议孩子陪父母去运动，让父母身体更健康，这就是因材施教。

【第151讲】#

《论语•乡党第十》的第十章还有后续的几章，合在一起讲。

第十章原文是：

食不语，寝不言。

我们要先说明的是“语”和“言”不同，“语”指讨论，像《论语》的“语”；“言”是自己说话。孔子建议我们，吃饭的时候不要讨论，一天三餐，你一边吃饭，一边讨论，真是伤脑筋，因为要思考，有时还辩论，甚至还吵架，吃饭怎么消化？所以，他建议吃饭的时候不要讨论问题。睡觉的时候，不要说话，因为睡觉说话会造成睡眠品质不好，容易做噩梦。所以孔子劝我们，吃饭时不要讨论，睡觉时不要说话，这都和健康有关。做事要把心放在事情上。吃饭时和人讨论，一不小心就咬伤舌头，这时便懊恼为什么不专心吃饭呢？睡觉的时候讲话，对身体也不好。以前有位于右任先生，留个长胡子，有一天一个小学生碰到他，问老先生您睡觉的时候，胡子是放在棉被里面呢？还是放在棉被外面？结果这一问害得老先生好几天睡不着觉。他平常睡觉的时候没想这个问题，棉被拉过来一盖就睡了，被小孩子一问，他睡前便非常注意，胡子放棉被里，怪怪的，放在棉被外面吧，似乎也不太对，结果一晚上没睡着。这说明做什么事都得要专心，一旦分心，不仅该做的事情没做好，恐怕还耽误其他的事情。

第十二章提到“席不正，不坐。”就是席子没有放正，他不坐下。孔子时代的人是席地而坐，就像日式房子的榻榻米一样。其实日本的榻榻米，就是延续我国古人生活的习惯。人都坐在地板上，有客人来的时候就跪坐。跪坐就是上身直立起来，称为“正襟危坐”。没有客人的时候，可以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席子没放正，该怎么坐？席子有点高度，如果没放正，坐的人很容易歪滑或仆跌，是有危险的。

第二十四章提到“寝不尸，居不客。”何谓寝不尸？前面才讲过寝不言，睡觉时别说话；现在又说睡觉的姿势不要拘谨僵卧。尸指像尸体一样，僵卧不动。有些人睡觉是直挺挺的，面朝天。根据专家的说法睡觉最好的姿势，是向右方侧卧，右方侧卧的话，对于胃的消化比较有帮助，也不会压迫到心脏。直挺挺地躺着，这个睡姿不舒服，所以孔子建议我们“寝不尸”。“居不客”则提示有关日常生活的姿态。平常在家里面称“居”，家居生活。平时不需要像作客那样跪坐着，到别人家去做客就得正襟危坐，但是平常自己在家里，可以坐得比较舒服一点，不必太过拘谨。

这些关于生活细节的篇章，并不是规定大家一定要学习，而是要能体会孔子在任何时候对待任何事情都专心致志。佛教喜欢提醒人们：行、住、坐、卧，心都要放在当下。不要小看这些细节规矩，这些规矩可以让人做事更加专注，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将有助于成就更大的事业。

【第152讲】#

《论语•乡党第十》的第十一章以及后续的几章，都非常短，一起探讨，会理解得比较完整。第十一章：

虽疏食菜羹，必祭，必齐如也。

即使吃的是粗饭与菜汤，也一定要祭拜，态度一定恭敬而虔诚。

本章让读者感到奇怪，难道孔子吃每一顿饭都要祭拜吗？事实上，古人有个习惯，在吃饭的时候，要从每一盘菜里拿一点出来，放在一个盘子里，表示感谢祖先，感谢发明食物的人。孔子即使吃的是简单的食物，喝的是菜汤，也一定要祭拜。表明孔子做任何事，都要想到祖先，是他们奠下的基础，我们才能够有好的食物可以吃。现代人早已没有这样的习惯，但吃饭时至少应该感谢父母亲，父母亲辛苦工作，赚钱养育我们，要请父母亲先用，这是礼貌和尊重。要知道一衣一饭，当思来处不易，所谓“一人之身，而百工所为备”，靠众人合作才有方便的物质生活。所以在吃饭的时候，心怀感恩是正确的。

接着的这两段，描述的是孔子的生活状态，在这一篇的第十三章。原文是：

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

孔子与同乡人一起聚餐饮酒的时候，要等到年长的人都离席了，他才走出去。

杖者就是走在路上要撑拐杖的人。古代有个规定，一个人到了六十岁才能够扶杖而行。出门撑杖，倒不是脚一定有问题，或走路不方便，而是代表年龄到了六十岁，撑个拐杖慢慢走。别人看到撑拐杖的人，自然知道是位前辈，就会表示尊敬。所以拐杖可说是年龄的象征。孔子与同乡人吃饭时，要等那些年长的人，六十岁以上的人先离席，他才离开。我们不要忘记，孔子在鲁国可是做过大官的，从五十一岁到五十五岁，当到司寇大夫，那是很高的官，等于现在部长级的官员。但是，他回到家乡，和乡亲父老一起吃饭时，从不摆高官的架子。平常的生活，不管官位高低，一定讲究敬老尊贤的礼仪。

孔子的表现为何值得记录与流传，是因为一般人不太会注意到这些细节，但孔子却不同。他不到六十，还没有资格撑拐杖，扶杖而行，虽然官位比较高，面对的只是一般百姓，但是大家同乡一起吃完饭以后，长者先行，等到扶杖的人都走了，孔子才离开。他对于比他年长的人，一定秉持尊敬的态度。一个人在某一方面有成就，但见到同乡的长辈，仍是一个晚辈，就像一个人不论成就再高、年纪再大，在父母亲眼中永远都是孩子一般。

我现在遇到我的小学老师，还是毕恭毕敬。这是一种正确的心态，因为人要感恩。孔子对于他同乡的这些长辈前辈，态度是非常尊敬的。

另外一段，第十四章，谈到了民俗信仰。原文是：

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

乡里的人举行驱逐疫鬼的仪式时，他穿着正式朝服，站在东边的台阶上。

本章记录乡里百姓有时候会有一些民俗信仰的活动，每年在特定的节日就要驱逐疫鬼。古代医药不太发达，往往会希望通过一些特殊的仪式把瘟疫的鬼驱逐出去。就好像我们过年放鞭炮，目的是把“年”这种怪兽吓走，我们这一年就平安了。这是民俗信仰，先不要问究竟有无效用，但是至少举行之后能让老百姓心安。孔子看到这些民俗活动，并没有嘲笑，也没有批评。反而穿上正式的朝服，站在家里东边的台阶上，表示尊敬。

特别强调是站在家里东边的台阶上，因为古代的房子多是坐北朝南，一般客人走西边的台阶，主人走东边的台阶，代表是这家主人。全天下只有一个人，到任何地方都走东边的台阶，那是国君。比如鲁国的国君，到鲁国任何人家去，都走东边的台阶，表示他在全国境内都当主人，这在古时候是一个礼仪。

我们要尊重社会已经有的习俗。现代观光业发达，每个人终其一生多半会有到外国去的机会，看到别人在办嘉年华，穿上奇怪的服装，身上还画着各种颜色，有时候像野兽一样，这是他们代代传下来的风俗习惯。像西班牙有奔牛节，大家跑着被牛追，有人被牛角顶伤了，在医院里面躺着，还很愉快的向记者描述如何惊险刺激，在外人看来，这些人不是穷极无聊，自找苦吃吗？没事放几条牛出来追人，受了伤居然还沾沾自喜。还有番茄节，满地番茄，大家打番茄仗，外人看来也觉得浪费又无聊。同样的，外国人也不了解我们端午节划龙舟，中秋节吃月饼的意义，风俗习惯大多有渊源、有故事，有它非常深刻的文化的含义。作为观光客，若能了解其中的背景，并予以尊重，自然便能感受到民俗活动的可贵。

儒家的立场，就是尊敬与肯定任何一种好风俗习惯，只要可以疏导百姓的情感，不要造成负面的效果，都应该珍惜。

【第153讲】#

《论语•乡党第十》第十六章，原文是：

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

季康子派人送药来，孔子作揖接受，他后来说：“我不清楚这种药的药性，不敢服用。”

这事大概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孔子周游列国是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他六十八岁时，年轻的季康子执政，季家在鲁国是一个大的家族，叫做季氏家族。季康子二十几岁就当了鲁国的正卿，正卿就是行政院长的位置了。孔子是鲁国重要的人才，所以季康子请孔子回来担任国家顾问，这时孔子已经接近七十岁了。

在《论语》的记载中，至少有两次写到孔子生病。有一次，子路对老师说，我们来为你祷告吧，孔子说我一直都在祷告，我与鬼神之间没有误会，都相处得很好。另外一次，子路觉得老师情况严重，和同学们组织一个治丧处，这些都与孔子生病有关。本章，季康子知道孔子生病了，就派人送药来。季康子是鲁国的正卿，他派人送的药一定是很好的药。这些药材，孔子没有研究过，显然不是鲁国本地，也不是附近国家常见的药材。孔子拜而受之，打躬作揖，因为季康子官位高，孔子年纪虽然大，还是得尊重大官。但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种药的药性我还不懂，丘是孔子，丘未达，“达”指了解，我还不了解这种药的药性，我不敢轻易尝试。孔子在这里，表现了他养生的原则，没有把握的，不懂的东西，千万不要乱吃。孔子懂不懂医术呢？根据我们的资料，孔子应该是懂得医术的。他有个学生叫做冉伯牛，这个学生列名在德行科。德行科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和仲弓。冉伯牛排第三，很了不起。但是很可惜，没有人知道冉伯牛做过什么事。在《论语》里只说冉伯牛有疾，生了很严重的病，孔子去看他，从窗户拉他的手。之所以从窗户拉他的手，恐怕他的病具有传染性，所以不方便到房间里面去。孔子从窗户拉他的手，接着就说我们要失去这个同学了，这么好的人，得这么严重的病，孔子很感叹。孔子为何说要失去这个同学了呢？我认为孔子会把脉。他从窗户拉他的手就是在把脉，一摸就知道这个脉搏已经不太有活力了。

像孔子这么用功的人，广泛涉猎各种知识，医学方面的书，他应该也了解。所以孔子显然对于各种药都有所认识，但是确实没有研究过这种药，所以孔子很谨慎。从这个短短的一章，我们可以发现，孔子最谨慎的事情之一，是疾病。对于自己不了解的药材，不随便食用。

【第154讲】#

《论语•乡党第十》第十七章，原文是：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家里马棚失火烧了，孔子从朝廷回来，说：“有人受伤吗？”没有问到马。

这段话是我年轻时读《论语》最感动的一句话。我们可以想像这个情况，孔子在鲁国做大官的时候，有一天回家，家人报告说，马厩失火烧了。这时候他的直接反应是问：“有人受伤吗？”他没有问有没有马被烧死。如果马厩、马棚失火的话，谁会受伤？马车夫、工人、佣人。他们是社会底层的人，但是在孔子心中，却一视同仁，只要是人命都值得珍惜和尊重。在古代社会，马是非常贵重的。比如齐国的国君齐景公，《论语》里面就说他过世时留下了四千匹马，代表家产很多，马是贵重的家产。在孔子看来，财物并不重要，人命关天这才重要。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念到这一句话，心里面很受震撼。孔子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具有深刻的人文精神。在《论语》里，这一则简单十二个字的记载，就把孔子的人文精神表现出来了。要知道儒家最可贵的就在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他处在古代封建社会，却能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不受任何社会条件的限制，可以突破空间，突破时间，使得两千多年后的我们读到这段话，还是深受感动，不免肃然起敬，觉得孔子这样的人真是可爱。

西方大哲学家康德，一辈子住在当时普鲁士东北角的科尼斯堡，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他有个绰号，叫“住在科尼斯堡的中国人”。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目的，不能把别人当手段来利用，要尊重每一个人。同时他也强调要以道德作为宗教的基础，信奉何种宗教是个人的事情，但是在道德的层面，人人都有理性，每一个人的理性都一样，都应该去思考并理解道德是自己该追求和拥有的。西方人很喜欢强调宗教是道德的基础，而康德不同，他说应该反过来，以道德作为宗教的基础。如果一直强调宗教而忽略了道德是人的理性的普遍要求的话，那非常可惜。这就是所以康德为何被称为中国人的原因。

西方的传教士在明朝时来到中国，他们曾经向罗马教皇报告，说中国有些念书人学了儒家的思想，他们并没有信仰我们的上帝，但是有很高的道德水准。所以学儒家之后，不一定要信仰宗教，本身就会有很高的道德水准。它的出发点就在于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有各种解释，最基本的就是把人当作目的来尊重，而不能把人当作手段来利用。我们也知道，人与人相处，难免互相利用，但是不管如何互相利用，一定要记得别人本身也是一个目的，要尊重他。他的职业也许比较平凡，也许比较普通，但是他的人格与其他人都一样。人格是平等的，这就是人文主义。儒家的思想完全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它不但具有现代性，还具有普世性。

西方学者把孔子列为人类历史上四大圣哲之一。何谓四大圣哲呢？最早的是释迦牟尼，他创建了佛教。第二位就是孔子，创建了儒家。第三位是苏格拉底，创建了西方哲学的传统。第四位是耶稣，创建了天主教、基督教。

【第155讲】#

《论语•乡党第十》二十二章与二十三章，这两章谈到孔子同朋友的互动关系。第二十二章：

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

遇到朋友过世，而没人料理后事，孔子就说：“我来负责丧葬。”

这时的孔子是标准的雪中送炭。他知道这时候帮朋友忙，也许不会有人感激他，但他觉得自己道义上应该这么做。替别人办理丧事，本来是孔子的专长之一，但是做的时候，一定会花很多时间，力气，甚至金钱。可是孔子毫不在乎，他觉得能够为朋友做最后一件事，是应该的。我小时候看到这段话，就觉得孔子真是一个侠义之士。常言道“富在深山有远亲，贫在乡里无人问”，这是很现实的一句话。人情冷暖，有时候也难免。但是孔子真诚地对待朋友，孔子对朋友的态度就是他一生思想的具体表现。孔子平常总是倡行仁义，这就是把这一理想付诸行动的证据。

接着的第二十三章，原文是：

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

朋友送的礼物，即使是车与马，只要不是祭肉，孔子也不作揖拜谢。

14宪问第十四

Wed, 18 Jun 2025 00:25:09 +0800

宪问第十四

【第205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一章。

我们常常提到，要把《论语》的二十篇都记熟的话，大家最好一次记五篇，记的时候顺便把篇序念出来，比如〈学而第一〉、〈为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长第五〉，这个比较好记。接着〈雍也第六〉、〈述而第七〉、〈泰伯第八〉、〈子罕第九〉、〈乡党第十〉，再来是〈先进第十一〉、〈颜渊第十二〉、〈子路第十三〉、〈宪问第十四〉、〈卫灵公第十五〉，最后还有〈季氏第十六〉、〈阳货第十七〉、〈微子第十八〉、〈子张第十九〉，最后〈尧曰第二十〉。你把它分开四组就比较容易记了。

在这里谈到〈宪问第十四〉，“宪问”是两个字，本来应该分开的，“宪”是孔子的学生原宪，又名原思；他请教问题叫做“宪问”。原文是这样的：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原宪请教什么是耻辱，孔子说：“国家上轨道才可以做官领俸禄；国家不上轨道而做官领俸禄，就是耻辱。”原宪又问：“好胜、自夸、怨恨、贪婪这四种毛病都能免除，可以算是行仁吗？”孔子说：“可以算是困难的事，至于是否行仁，我还不能确定。”

先看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孔子为什么不能确定是否行仁？因为行仁一定不能离开个人，对张三来说这样做算是行仁，对李四来说同样的做法未必就是行仁，应该就当时的处境做一种灵活的思考，明智的判断，才能确定，这是孔子的意思。孔子并不是浇他冷水，他讲了四点，好胜、自夸、怨恨、贪婪这四点以自我为中心的缺点都不做，还是不能谓之行仁，只能说这是困难的事。

首先谈谈原宪。这个学生很特别，他曾经做过孔子的家臣──管家。孔子当司寇是大夫，可以有大夫之家，就请了管家和各级官员，让原宪担任他的家臣，给他的薪水是小米九百石。原宪说我不能接受。孔子说你最好接受，这是你该得的，你可以把多余的分给家乡的穷人。在庄子笔下特别称赞孔子的三位学生，一位是颜渊，大家都推崇；一位是曾参，大家也很熟悉了；第三位便是原宪。庄子为什么称赞他们呢？因为这三个人都很穷，与庄子处境很接近。庄子称赞原宪时，有一段话非常生动，他说：子贡很有钱，坐在马车里，拉车的是一匹又高又大的肥马，他穿着天青色的衣服、白色的衬里，去找老同学原宪。因为原宪住的地方非常偏僻、非常狭窄──“居陋巷”，马车进不去，子贡只好下了马车走进去。他对原宪说，老同学你怎么这样落魄呢？原宪说，我这不叫落魄，一个念书人有志向不能实现才是落魄。他倒反过来批判子贡。子贡很惭愧，进退不得。原宪接着说，有学问是用来炫耀的吗？你学了老师这么多理想，有没有实现呢？这就是原宪的表现。本章原宪请教什么是耻辱。我们常常提到儒家的思想有一个特色，要把个人的作为用社会的标准去衡量，所以原宪很想知道人活在世界上如何可以了解或者避开所谓的耻辱。孔子的回答其实很简单，一个人在国家上轨道时，可以做官领俸禄，如果国家不上轨道，却做官领俸禄就是可耻。在别的地方孔子也提到，在国家上轨道时如果贫贱那是可耻的。因为国家上轨道代表政治清明、人才辈出，如果这个时候没能出来做官，又过着很穷困的生活，代表此人并非人才，所以应该觉得自己可耻，好好修练吧；反之，在国家不上轨道时又富又贵也可耻，此人一定是同流合污，完全没有原则。

所以一个人应该有钱还是应该贫困，要看时代、看环境而定。

原宪大概就是因为这句话，后来看到孔子也辞职周游列国去了，便不愿意再做官，此后便过着非常穷困的生活。天下那么乱，连老师都待不下去，学生更该好好修养自己。接着他再问，如果有四种缺点我都避开的话，老师认为这是行仁吗？“仁”这个字在《论语》里面统计超过一百次，大概有一百零七次。像樊迟三次问仁，三次得到的答案都不同。同学们大概都知道了，所以每一个人在课余就常常想，那对我来说，什么叫做行仁呢？原宪并没有直接问老师什么叫做行仁，而是主动提出他的心得，说我避开四种毛病：第一，好胜。第二，自夸。其实好胜和自夸两者十分接近，我胜过别人才能自夸，二者联在一起代表自我膨胀。我不要这样做，我要避开这两个毛病。第三，怨恨。第四，贪婪。怨恨和贪婪也可以放在一起，我贪婪，不能够得到满足，我就怨恨。因为贪婪表示我有很多欲望，看到别人有什么我也想要什么。我的愿望没有实现，就总觉得别人对不起我，好像我专门犯小人，没有贵人相助。这四点都是缺乏修养的表现，对自我完全放纵，因而本能、冲动、欲望都表现出来。所以原宪的这种理解基本上是不错的，就是尽量约束自己、收敛自己，在自己身上下功夫。但是我们知道，他的说法是“克、伐、怨、欲，不行焉”，这四点我都免除；而孔子教学生有一个原则，分两面：第一方面，要设法避免所有的不好的行为；第二方面，要正面积极地去做好的行为。所以当一个学生说，老师，我要免除四种缺点，这样做可以算是行仁吗？孔子一定会说：这个固然是困难的事，你要说这是行仁，我不知道。因为他并没有说要积极地去做哪些该做的事。人的正确行为本来就包含两方面：第一，不要做不该做的事；第二，去做该做的事。第一种属于有所不为，偏向狷者；第二种属于勇敢去做该做的事，偏向狂者。这是孔子的思维模式。所以一个学生如果说我不要做这、不要做那，孔子认为这样还不太够，应该积极地去想要怎么样做得更好，这才是正面积极的。

【第206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四章，原文是：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孔子说：“有德行的人一定能说出有价值的话，说出有价值的话的人却不一定有德行。行仁的人一定有勇气，勇敢的人却不一定能行仁。”

这段话分两方面来看，值得我们思考。首先，有德和有言是两个情况。有德的“德”在古代的用法与获得的“得”可以相通。孔子提到德会强调“据于德”，紧紧把握住德，因为那是自己修养的心得，很可能会失去的。德需要不断累积，不断修练，有了好的成果还要继续下去。一个人修练有了德代表有了心得，对于做好人、做好事有了理解，这时说出来的话就是实践的心得，所以“有德者必有言”，因为诚于中、形于外。但是反过来，“有言者不必有德”。这个“不必”不是“不需要”，而是“不一定”的意思。说话说得很好听的人，他不一定有相应的德行。难道一个人很有德行就一定能说出很好的话吗？其实，他不见得是口若悬河，讲的不见得是长篇大论，但是他说出来的话一定很中肯。比如孔门德行科的闵子骞，当鲁国想扩建一个叫长府的仓库时，闵子骞说：“仍旧贯，如之何？”意思是照过去的规模就好了，何必把它扩建呢？因为扩建一个仓库就要收容更多的财物、更多的武器，对鲁国来说不见得是好事。所以孔子就给他一句评语，说这个人平常不说话，一说话就中肯，击中要害。这就是“有德者必有言”，因为他知道一个国家重要的不是武器、不是粮食，而是在上位者有德行，所以劝在上位者不要老想着扩建仓库，要想着自己的德行够不够。这就是“有德者必有言”的一个例证。

至于“有言者不必有德”，因为口耳之间不过四寸，可以道听涂说。听者觉得讲得真有道理，其实说者是只是转述别人说的话而已。自己并没有实践、也没有真的心得。所以孔子对于道听涂说很反感，他说：“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路上听到什么就去说，这种人对道德是完全没有兴趣的。因为他缺乏修练、缺乏自己的心得。所以讲到德与言，不是口才的问题，而是实践的心得的问题。当听到一个人说话说得很好，不要以言举人，也不要以人废言。因为坏人的话不见得都不可信，有时候坏人可以说出很好的话，因为有的坏人也念书，也会说出正确的话。比如在《孟子》里，引用过阳虎的话──“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我们今天还在用。阳虎就是阳货，他在鲁国是一个有名的有权力的人，是季氏家的总管，做过很多坏事。他说，如果拼命想发财，就不会做好事，称为“为富不仁”；同样，努力做好事，不会发财，称为“为仁不富”。我们今天希望大家先发财再做好事。

第二段谈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一个人行仁就应做到“当仁不让于师”，碰到该做的事对老师也不要客气。再加上见义勇为，遇到该做的事就要勇敢去做。为什么“仁者必有勇”呢？老子曾说他有三种法宝，第一是慈、慈爱；第二是俭、节俭；第三是不敢为天下先，要让、要在后面，不要抢先。这出于《老子》第六十七章。老子接着说，“慈故能勇”，一个人真正有慈爱之心的话，才能够勇敢，俗语说“女子虽弱、为母则强”。母亲表现的勇敢经常会让人吓一跳，父亲都比不上。因为母爱是天生的，一旦表现勇敢时，是可以舍命相救的，这就是“慈故能勇”。与“仁者必有勇”一样的意思。一个人有爱心、有仁德之心，遇到该做的事便比谁都勇敢，绝对不落于人后。这是儒家的思想，和道家在这一方面正好一致。真的有爱心的人，怎么可能没有行为表现呢？

反过来说，“勇者不必有仁”。一个人非常勇敢，不一定有慈爱之心。《世说新语》里记载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冲入敌阵，所向无敌。他的叔叔被围困了，他就一个人杀进去把他救出来，有点像金庸小说里面的萧峰，千军万马之中他一个人把统帅抓出来。后来别人就把他的像当做门神一样，专门用来挡煞。这个人确实勇敢，他有仁吗？不见得。仁者的勇敢不以杀人或者伤害别人为目的，最后还是要实现“爱人”的理想。

所以，有德者必有言，我如果要劝别人行善，一定要自己行善之后有了心得再劝，这样才有效果。我们在学校里面教书，对学生说要好好孝顺，自己却没做到，说出来的话就理不直、气不壮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仁者必有勇。做任何事都要问动机是什么，如果只是为了表现勇敢，好勇斗狠也是一种勇，那不好。真正的勇敢是遇到该做的事就不落人后。

【第207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六章，原文是：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孔子说：“君子而做不到择善固执的例子，是有的；但是从来没有小人会择善固执的。”

这段话为什么值得思考呢？因为照字面的意思来看，孔子提出，从来没有小人会行仁。这让我们很奇怪，难道一个人没有志向，不能偶尔也做好事吗？这里我们把“仁”字理解为“择善固执”。因为择善固执是需要一辈子做验证的。既然小人代表没有志向的人，他凭什么要择善固执坚持一辈子，甚至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生命呢？

君子偶尔会做不到择善固执，这种例子是有的。

让我们回顾孔子所说“仁”的意思。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整个孔子思想的核心就是一个“仁”字。怎么去理解这个“仁”呢？要分三个层次。第一，人之性。我生下来就有这样的本性，我把它理解为人性向善。孟子后来说得很多，我如果行善就心安、心忍；不行善，就心不安、心不忍。这说明人性是向善的。孟子说得非常清楚。他甚至说“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我的心喜欢理、义(理代表合理性、义代表正当性)，就好像我的口喜欢各种美味的料理一样。生命的存在难免牺牲消耗另外一些生命。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不必多去深究，孔子也曾打猎，他不射那些在巢中休息的鸟，要射就射在天空飞的鸟，一方面练习箭术，另外一方面也是一种休闲活动；他钓鱼的时候只用一根鱼钩，他不用一根粗绳子绑很多钓钩，一次钓十几条鱼。孟子所说的“我的心喜欢理义，就好像我的口喜欢料理一样”，代表我的心不等于理义，我的口不等于料理，但我的口喜欢料理这是天性，我的心喜欢理义这也是天性。这就是人性向善。最主要的是真诚，这种本性才会自然流露。孔子说过很多话，都是强调要真诚。比如他说，巧言令色，很少有真诚的；《诗经》三百零五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一切都出于真诚的情感。这就是我学习儒家的心得所在，不强调人性向善的“向”，那力量就显不出来。仁的第二层是人之道，就是一个人一生要往哪里走，也就是要如何择善固执的问题。人的一生都在择善固执，而最后的目的是第三个层次，人之成。人的完成是止于至善。那是一个完美的境界。在这里我们要了解，择善固执是需要智慧的。要学习何谓善，并且配合内心真诚的力量去做选择，根据情境和对象来决定该怎么做。孟子特别强调，“固执”绝不是顽固，儒家最讨厌不能变通的人。孔子说自己是“无可无不可”，我没有必要非这样，也没有必要非那样。所以，“固执”是坚持原则，但是要配合实际的状况加以变通。

孔子说：一个君子做不到择善固执的例子是有的。做君子的人努力择善固执，但偶尔还是会犯错，犯错之后再改。孔子也承认自己经常会有小的过失。他说，让我多活几年，到了五十岁的时候专心研究《易经》，以后就不会有大的过失了。这说明他学《易经》可以避开大的过失，但是偶尔有小的过失还是难免的。在《论语》里面他的小过失也让别人发现了，他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我孔丘很幸运，只要有过失别人就会发现。后来他的学生子贡说：我们老师犯过失就像日蚀月蚀一般，当他有过失时，大家都看到；一旦改过以后，别人还是一样仰望他。说明君子努力在择善固执，偶尔也会做不到。从来就没有小人会择善固执的，则说明小人偶尔会择善，他没受过好的教育，也没什么志向，但偶尔还是会做好事，只是从来不会择善加上固执。至于说择善固执到牺牲生命，那更是不可能。因为为了择善、为了仁义而牺牲生命，称为“杀身成仁”，就成为很完美的君子了。孔子说要杀身成仁，孟子说要舍生取义，表面上牺牲了生命，其实是完成了的生命，不但没有损失，反而成就了这一生的目的。人生自古谁无死？能够在活着的时候选择正确目标完成生命的要求，这是死得其所，重于泰山。

这一段讲到君子小人，是不易理解的。许多人碰到这一段就跳过去。我们要强调的是：就算我们有志向想要做个君子，固执还是很难的。很多时候人会松懈，所以孔子教育学生要做到“无倦”，不要倦怠。设法把每一天当做新的一天，把每一次做事都当做第一次做，就比较不会倦怠。我自己教书三十几年了，还是认真讲课，因为我常常当自己是第一次上课。我讲《论语》讲过多少遍了，每一次都把它当做我这一生第一次讲。这样我才能够让自己不要倦怠。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每一次都不同。能有这样的理解，生命的力量才能够日新又新，源源不绝。

【第208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七章，原文是：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孔子说：“爱护一个人，能不让他劳苦吗？真诚对待他，能不给他规劝吗？”

这两句话最适合用来教育孩子。很多父母照顾孩子无微不至，要求孩子把书念好就好了，别的事都不要管。这句话害了多少孩子，让孩子变得比较自私自利，遇到任何为大家服务的事都不做。所以很多学生上了大学连扫把都没拿过。请问他将来如何去组织自己的家庭呢？怎么和别人合作呢？太难了。在很多大学里都加了一门劳动服务课，让学生在学校对于他本系的系馆，或者学校某些公共活动的地方，去作清洁服务，也算学分的，但不打真正的分数，由老师来督促。这是好事。但是我看到很多学生拿拖把像拿毛笔一样，乱挥的，因为在家里没拖过地，还要老师示范。对小孩过度保护绝对不是好事。

西方一位大哲学家柏拉图，一生没有结婚，但是他说过一句话，说要伤害一个孩子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他从小心想事成。这的确值得思考。孩子从小要什么给什么，这小孩就完了，就变成废人了。所以做父母的对于小孩怎么教育呢？“爱之，能勿劳乎”，让他做一点事。小时候父母叫我们分担家务，帮父母扫地、洗碗、倒垃圾等。有些父母会要孩子好好写功课，不要管家务事。请问这种话要说到他几岁呢？孩子一路长大都没有做过家务事，这是让人担心的。柏拉图不愧是一位哲学家，他自己没有子女，虽然没有亲身的经验，还是可以看得出一个孩子难免有生物的特质──好逸恶劳。让他劳苦活动，他更懂得珍惜环境。比如定期让孩子在家里扫扫地，他就会保持干净。

我有一个朋友，家里有一个宝贝儿子，他请了一个菲佣来照顾孩子。家住三楼，早上起床之后，小孩下楼都要佣人背，背到上初中了还要背。我心里想，这样能背到几岁呢？孩子最终还是要自己走路。自幼好逸恶劳将来怎么独立呢？其实一个人最可贵的是能够替别人着想，知道自己所得来的一切都要感恩。没有感恩的心，一辈子和别人相处都会有困难。因为他得到了不知道感恩，稍微失去、需要牺牲奉献一些，就会抱怨不已。所以爱护小孩就要让他练习劳动，有时候可以稍微谈谈条件。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的，父母都谈条件的，那时候家里很穷，我们好好帮忙家务，下个月父亲发工资时会给五毛钱。我们小时候总把五毛钱存起来，非常珍惜，知道这个钱是努力挣来的，不能乱花。自己努力劳动之后，就会特别珍惜环境，保持干净整洁，因为知道弄脏了自己要负责。这样多好，否则随便浪费资源、糟蹋环境总有人收十善后，这样的孩子永远无法独立。

第二句话，“忠焉，能勿诲乎”，这个忠当然不是指忠于长官或忠于国家，而要理解为“真诚”。别人若真诚对你，能够不给你规劝吗？有人劝告是幸福的事情。一个成人有错误、有缺点，别人看在眼里多半会选择沉默以对，那么大年纪，能改早就改了，如今大概已改不了，何必苦劝又惹你嫌呢？我有时会想如果父母还在世的话多好，印象比较深的是自己都已经四、五十岁了，母亲那时候还在，有时候看到我会说，你衣服穿得够不够，会不会着凉，要不要帮你打一件毛衣。我母亲卧病在床三十年，半身不遂，我心里想您老人家照顾好自己就好了，不要担心我，我到处跑来跑去健康得很。有父母亲这样关怀，是多么幸福的事啊。父母亲规劝是为我们好，老师规劝也是为我们好，否则他们为什么要说呢？可以不说的，尤其是学生到了大学以上的阶段。很多学生因为从小生活在太平盛世，不知道什么是战乱、什么是贫穷，以为一切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其实谁能保证一生都那么顺利呢？也许外面还是太平，但个人的遭遇就很难说了，往往是前半生越顺利后半生受的苦越大。美国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家里有钱的孩子，到了中年之后，特别容易觉得人生乏味。一个人工作了好几个月，才挣钱买到一双鞋子，一定会很珍惜；如果是父母买的，过生日一口气买了三双鞋子，孩子会珍惜吗？反正穿坏了又来三双新的。父母还在时可以照顾孩子，将来总有一天孩子要独立的，怎么办呢？

从这些话可以看得出来，孔子很了解人性。要一个年轻人成长就要给他训练，甚至是磨练。军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香港人拍很多电视剧，其中有一句话说的真有道理，“慈母多败儿”，一个慈爱的母亲经常会教出败家子。这时候我们要提醒了，慈爱的母亲很好，但是要有智慧。该批评管教就批评管教，否则孩子成长到生命的一个阶段，来不及了。就好像一棵树，小时候没有帮它剪枝叶，它不能长得挺直，长成了以后再去砍斲，那就伤筋动骨了。

孟子强调要易子而教，孔子是就普遍的意义来说，对待年轻人，不管是自己的孩子还是别人的孩子，要爱护他就要让他劳动、让他辛苦，让他以自己的力量去得到他所要的东西，不要完全靠别人给予。对他真诚就要劝导他，而不是一味的宽容或替他找借口。

目前我们所读的，在《论语》里面是属于后半部分，越到后来很多话越有分量。尤其是将来会看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益者三乐、损者三乐；君子有三畏、君子有三戒等。所以读《论语》不能永远只看前面几篇，要有恒地继续读下去，对于所有的话都要认真思考。

【第209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十二章。原文是这样的：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子路请教怎样才是理想的人。孔子说：“明智像臧武仲，淡泊无欲像公绰，勇敢像卞庄子，多才多艺像冉求，再用礼乐来加以文饰，也可以算是理想的人了。”稍后又说：“现在所谓理想的人何必一定要这样呢？看到利益就想该不该得，遇到危险愿意牺牲生命，长期处于穷困也不忘记平生期许自己的话，也可以算是理想的人了。”

本章提到“成人”，在《论语》里是第一次出现。成，代表完成，是理想的人。因为子路的个性比较直爽，他有很多优点，相对的也有一些缺点，所以他很想知道一个理想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孔子的回答内容非常丰富，他举的人物都是当时大家认识的。鲁国的很多名人各有专长，但是孔子把四种人合在一起说，再加上礼乐，那是难上加难了。他谈到五点内容。

第一，要明智。像臧武仲。臧武仲是当时鲁国的大夫，以明智出名。

第二，要淡泊无欲。像公绰，没有欲望和私心。

第三是勇敢，像卞庄子。

第四是多才多艺，像孔子的学生冉求。可见冉求这个学生多才多艺是鲁国人都知道的。

孔子举出当时有名的四个人，各有一项特色，我们分析的时候可以把前面三个作为一组。三者类似于现代心理学所说，一个人的生命在心智方面的发展有三方面：知、情、意。在知方面要求要明智，就好像我们说一个人了解人情世故，每一次选择判断都非常正确；第二是不欲，要做到不欲是不容易的，孔子说过“无欲则刚”，代表一个人在情感上没有牵累；第三是勇敢，勇敢代表在意志上能够坚决，比如见义勇为，这需要靠意志来作用。所以我们把西方的心理学或西方有关的学问拿来对照时，就会发现，孔子思考时很自然就把一个人各方面的条件都照顾到了，明智、无欲、勇敢，再接着是才艺，多才多艺方能有路可走，做官做事都没问题。这四个条件都具备之后，还要“文之以礼乐”。我们一再提到“文”这个字，“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用礼乐来文饰一个人，代表一个人受过教育，说话做事合乎规矩，自己的生活也有音乐来调节。孔子说这样可以算是理想的人了。我们一听就知道想达到这些标准非常困难，通常一个人能够有前面四种特色之一就可称为人才了，四者具备真是太难了。这说明人生的修养永无止境。

儒家观察人，是看潜能是否发展，如能加以发展，一辈子便不会停歇。孔子自述五十、六十、七十，每一个年龄阶段都有不同的境界。我们相信，假设孔子活到八十、九十，他肯定还有更高的境界。一般人只把某一方面的才干或专长发挥出来，他需要修练的是其他方面，尤其最后还要文之以礼乐，那更是不易做到。

孔子讲完之后，隔了一会儿又说，现在所谓的理想的人何必一定要这样呢？他接着讲了三点现在所谓的理想的人：第一，见到利益就要想该不该得。在《论语》里面经常出现利与义的问题，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儒家都排斥利益，谁不要利益呢？但是要问该不该得，这就是衡量的标准。我们有时候说，一个人做同一件事，比如我在学校上课得到这样的待遇，我在外面上课待遇不同，这就是合约的问题，不能说，以前这样的待遇满足了，现在怎么不满足呢？这个社会还有供需的问题，大家要协调，很多时候不要和别人比，“人比人气死人”。我记得在念中学时有位同学，三年都不敢和我讲话，因为我考试都考第一，他排在后面。中学毕业之后念大学，隔了二十年大家开同学会，他开着一辆賓士轿车来，我是坐计程车的，散会之后他便载我回家。他那时候的表情充满了自信。说实在，我也替他高兴，何必一定非念书不可呢！我就是书念得太好只能教书了，这条路很辛苦的，要念很多书，一直念，念不完的。那个同学呢，他中学时代不喜欢念书，但是他发展别的才干，毕业之后去做生意做得很好。这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本事。但是如果他以为他今天有了钱，开一辆好的轿车，就觉得好像高人一等，可以向我炫耀的话，那他又错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价值不能以金钱来衡量。所以不要以为只有钱是最重要的，我们也不要抱持“万般皆下品，只有读书高”，这种老观念，过去的读书人出路的确比较有保障，但现在呢？满街都是大学生了。我们知道有些人获得诺贝尔奖，那可是了不起的。诺贝尔奖得主还是要教书，还是要做研究。许多诺贝尔奖得主到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去应聘，这个大学给的特殊待遇，就是有个专用停车位，其他没有任何优待。这个第一流大学校园停车困难，通常要一大早去才有地方停，一开走再回头就找不到停车格。学校给诺贝尔奖得主的优待，就是画一个停车位，写上名字给予专用，所以很多人去这个学校，一方面是因为学校很好，另一方面觉得自己受到尊重。其实各行各业都有人才，不要钻牛角尖。

孔子后面说的话，“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这是两方面，利代表好处，危代表坏处。遇好处就要想该不该得，遇到坏处就要想是不是该拼命，不能一看坏处就逃。“久要”的“要”代表约，就是非常穷困。这一生都要讲一些理想，但是经过长期穷困之后，还能坚持吗？这三点做到，孔子说，也可以算是现在所谓的“成人”，也就是理想的人了。

【第210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十三章。这一章的内容是：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孔子向公明贾问到公叔文子这个人，他说：“公叔先生平常不说话，不笑，也不拿取财物，这是真的吗？”公明贾回答说：“这是传话的人说得夸张了。公叔先生在适当的时候才说话，别人不讨厌他说话；真正高兴了才笑，别人不讨厌他笑；应该拿取的财物他才拿取，别人不讨厌他拿取。”孔子听了之后就说：“你说得好，但是真有你说的那么好吗？”

这段话很有趣。孔子到了卫国，要与卫国很多大夫接触，这时就会听到一些传言，说公叔文子这个人修养非常高，不轻易说话，不苟言笑，同时更难得的是，他也不贪财。孔子就请教公明贾说：公叔先生真是这样子吗？公明贾就说：传话的人说得太夸张了，但他后面的解释更夸张，简直把公叔文子捧上天了。他说，公叔先生在适当的时候才说话，所以别人不讨厌他说话。

注意“时”这个字，它经常出现，都指适当的时候。比如“学而时习之”的“时”，千万不要理解为“时常”，它也是指“适当的时候”。一个人在该说话时说话，别人便不会感到讨厌。有些人说话很麻烦，不该他说他也说，该他说他却不说了，同时他说话不看别人的脸色。孔子批评过这样的人。适时发言很重要，我教书久了之后对学生已经有相当的理解，因此很少规劝学生。都已经上了大学，劝告他会有用吗？真的不知道。他如果愿意听老师的话，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哪一个老师没教他孝顺，哪一个老师没教他行善避恶？所以要知道，说话有适当的时机，对孩子越早教越好，那个时机一错过，将来你要花加倍的力气才能再让他走上正路。

第二点，他真正高兴了才笑，别人不讨厌他笑。注意，这里都会强调别人不讨厌。比如你看到一个人笑不觉得讨厌，代表他时机适当。那我们就要问了，难道有人在笑的时候，其他人会讨厌吗？当然会的，一个人中了奖大笑特笑，别人看了就生气，他那么得意，他中奖我没中奖，自己太委屈了。所以不要随便笑，得意时就要想到有人失意，否则，刺激了失意的人，恐怕令他更难过了。我们不要因为某些外在的因素而感到得意，要内心真正快乐了才笑，这种快乐是自然的表现，别人看到我们的快乐，也感受到这个气氛，顺着这个脉络渐渐被感染，然后我们笑的时候别人也会乐意接受。

第三点，义然后取，更难了。我们谈过见利要思义，义，就是该与不该。了解这个字，可说是了解儒家的关键之一。孟子讲仁义礼智，第二个就是义；孔子也经常谈到义，所以大家要知道何谓义？义者，宜也，适宜。但是昨天适宜的今天不见得适宜，张三这么做适宜，李四这么做却不见得适宜，所谓适宜有时并不好判断，义从“宜”到“适当性”，从“适当性”到“正当性”，想到义就要想到正当，而正当经常要配合社会规范。比如说我现在开车，绿灯亮了我开，这是义，红灯亮了我还开，就是不义。如此一来，正当与否，也要配合外在的条件以及当时的社会规范。

孟子说过“义是人要走的路，礼是人要走的门”。要出去一定要经过门，就是礼，要有规范；走出去后该选哪条路走呢？这是义，需要与选择配合。孟子经常提到，仁是从内而发的，义也是由内而发，但还要配合外在的判断。当时和他辩论的人认为，仁是由内而发，义是由外而来。孟子却认为虽然义要配合外在的情况判断，但不能忽略，它还是要由内而发，也就是要有真诚的情感，见到老师应该鞠躬，我鞠躬，但没有真诚的情感，那不叫做正当。正因为义也是由内而发，所以该得的才去得，别人不会讨厌你得那么多。

这三点是公明贾进一步解释这位公叔大夫的特色。孔子听了之后当然很感动，他也知道很不容易做到这三点。所以他说，你说得好，但接着又说，真有像你说的那么好吗？很多时候传言会有一些失真，因为那个人恐怕人缘不错，大家都希望说他好话，尤其像我们当学生的，有时候有人问起我的老师，我一定都说老师的好话，否则，我为什么要追随这位老师呢？我若是说我老师不好，我不是更差了吗？有各种关系可能导致传言失真，比如公明贾有可能是公叔文子提拔的。

所以我们听了别人的评论后，还要亲自观察，看看实际的作为。只听别人讲，未必可靠。比如我们有时候对自己的家乡，离开一段时间后，所回忆的都是经过过滤的、美好的。有些话听来很有趣。一位英国作家说，如果一个英国人不曾离开过英国，他就不认识真正的英国，离开英国之后与别国对照比较，才知道自己国家的特色何在。另一位荷兰人说，我回到荷兰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荷兰，因为现实的荷兰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好。我们说“少小离家老大回”，回去了，就发现与小时候不太一样了。我们对自己的家乡都有一个憧憬，真正的故乡在自己心中，永远不会褪色。人与人相处也是一样。

【第211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宪问第十四》第十六章。这一章很有趣，我们看看原文。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路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为此而自杀，管仲却仍然活着。”接着又说：“这样不能算是合乎行仁的要求了吧？”孔子说：“齐桓公多次主持诸侯会盟，使天下没有战争，都是管仲努力促成的。这就是他的行仁表现，这就是他的行仁表现！”

整部《论语》中只有六个人被孔子称赞说合乎行仁。管仲之外的五个人下场都很凄惨、很辛苦，比如将来会看到〈微子篇〉第十八：“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说，商朝末年有三位仁者，微子是商纣的哥哥，他离开了朝廷，因为商纣横行霸道；箕子是商纣的叔叔，只好假装发疯，才保全性命，后来被关了起来；比干也是商纣的叔叔，被剖心而死。孔子说，这是商朝末年三位仁者。另外两位时代也差不多，就是伯夷、叔齐，他们劝周武王不要革命，武王革命成功之后他们就不再吃周朝的食物，活活饿死。《论语》里面五个人行仁，我们看了都觉得害怕，行仁难道真要那么惨吗？幸好还有第六位，就是管仲。

11先进第十一

Wed, 18 Jun 2025 00:25:07 +0800

先进第十一

【第158讲】#

《论语•先进第十一》第一章。原文：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

孔子说：“先学习礼乐再得到官位的，是淳朴的一般人。先得到官位再学习礼乐的，是卿大夫的子弟。如果要选用人才，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再做官的人。”

这段话的翻译向来就有许多争议。有些人把“先进”当作商朝的人，“后进”当作周朝的人。我们认为，“进”应理解为“接近”或“进入”之意，可引申为“学习”。先学习礼乐，然后再做官的，是为“先进于礼乐”。而那些卿大夫、贵族之家的子弟生下来就有官位，然后再去学习礼乐，便是“后进”。

孔子所教的学生多半为先学习礼乐，然后再做官。这样的人原本是“野人”，即淳朴的一般百姓。在上位者有两种选择，大家都有一样的能力，要选用哪一种人来任命官职呢？孔子喜欢用第一种人。在平凡家庭长大，没有做官的机会，就设法学习礼乐，学会了之后才去做官，他肯定会认真学习。就比如两个学生，一个没有任何保障，如果功课不好，毕业之后就没有工作了；另一个已经有工作，只是去进修，有时候就不太在乎，即使学得不好，还是有工作。这两种人就类似上述两种情况。孔子接着说，“后进于礼乐，君子也”。此处“君子”，不是指德行高超的人，而是指家庭背景特别，卿大夫的子弟。按当时的规定，卿大夫的子弟十五岁以后可以上大学，三年之后，如果通过测验就可以做官了。比如先担任副县长，再慢慢往上升。这称为“后进”，就是先有官位，然后再学礼乐的人。

孔子说，如果让他选用人才，他会找“先进者”，也就是和孔子大部分的学生一样的人。这些学生按照过去的情况是没有机会学习的，更不要谈做官了，但是因为整个国家社会的需要，人才需求量大增，所以才从民间选拔人才。这样的选拔，比较客观公平，端看各人能力是否足够。

当官为什么一定要懂得“礼乐”呢？因为在周公制礼作乐以后，礼乐成为社会教化的基础。礼包括所有人与人的适当关系，乐更是上层阶级生活及相互来往所不可少的。所以，礼乐对想走上仕途的人，是基本训练。作为一般百姓，礼乐则没有太多用处，何况学习礼乐需要花钱。孔子曾批评管仲说他“器小”，别人以为他很节俭；孔子说他一点都不节俭，别人就以为他懂得礼。这说明有钱与礼有关。孔子也说过“礼，与其奢也，宁俭”。可见，礼是讲究规格的，需要花钱才能够维持。一般百姓哪有这个条件！所以如果要当官，就得把礼乐学会；如果不当官，学礼乐也没用。

由此可知，孔子的这段话与他的学生有关。因为整个〈先进第十一〉多处谈到他的学生，等于是将学生加以分类，加以观察。哪些学生有什么特色，表现得如何，孔子都作了说明。比如中间连续几章谈到颜渊，特别是孔子对颜渊的早逝非常遗憾。可见孔子很希望他的学生能够出来为社会服务。因此这样的理解比较清楚。若把“先进”解为古代的商朝，“后进”代表周朝，就与孔子所谓的任用人才根本不相干了。

当然我们都知道，很多名词或术语，后代用法可能不同。今天我们也常用“先进”一词，比如开会时会称呼大家“各位先进”，意思是在尊称这个专业领域里的前辈。以“前辈”称呼，有时可能把别人讲得太老了，反而不好；其中可能有些是年轻人，年纪虽轻，专业水准却很高，称他前辈也不适合，这时候也可称为“先进”，表示他先接触到这个学科，表现杰出。这样的用法，当然与古代的背景无关。我们称别人“先进”，对方如果吹毛求疵，立刻就产生误会了。因为《论语》里面说得很清楚，“先进于礼乐，野人也”。难道说他是“野人”吗？当然不是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古代有很多重要的资料，传到后代，用法可能变得不同，甚至很多成语的意思完全相反了。比如说“愚不可及”，我们也念过了。今天说这个人笨得不得了，简直无可救药，就是愚不可及。但是孔子认为，这个人不简单，他的聪明我们可以学到，他的愚笨反而是我们学不到的。那么，孔子这段关于“先进”的言论，在今天是否适用呢？我认为还是适用的。比如让我选用人才，我面对的是两种人，一是完全没有家世背景的，一是有家世背景的。我宁可选用没有家世背景，靠自己的努力表现杰出的。因为他必须靠自己，没有任何侥幸。相反的，如果我选择有家世背景的人，将来也不见得好沟通。万一他总把家庭背景抬出来，可能公务都不能办好了。

【第159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先进第十一》第二章、第三章。把这两章放在一起谈，因为很多版本的《论语》是把这两章合在一起的。但合在一起不见得合适。为什么？我们马上就会知道答案。

第二章提到：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

孔子说：“跟随我在陈国、蔡国之间的学生，与这两国的君臣都没有什么交往。”

有些人把它和下一章连在一起，下一章就是有名的“四科十哲”──孔子列出在四个学科里面，有十个表现杰出的学生。于是就会作这样的解说：孔子很感叹，说：当初跟随我在陈蔡之间的那十个学生，现在都不在我的门下了。事实并非如此，这十个学生，有些一直在孔子门下，像颜渊、子路，到死为止，都在他的门下。所以，“皆不及门也”，不是说不在我的门下。门是指“陈、蔡这两国的门”。我们根据的是《孟子》的解释，应该比较可靠。孟子描写孔子在陈、蔡之间被围，为什么被围呢？因为他和他的学生与陈国、蔡国的君臣都没有什么来往。在一个国家，却与该国的君臣没有来往，一旦出了事，谁来帮忙呢？所以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还是有道理的。孟子说，孔子当时很为难，简直是动弹不得，别人在打仗，他就困在那里不能动，连东西都买不到，吃饭都成问题。所以“皆不及门也”，是皆没有及这两国的君臣之门。后来还要靠着楚国，楚昭王派兵来帮孔子解围。楚昭王对孔子非常尊敬，本来想请孔子去做官，但来不及了，孔子在路上他就过世了。接位的人不见得对孔子这么信赖。这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第三章原文是：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意思是：

德行优良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杰出的有宰我、子贡。长于政事的有冉有、子路。熟悉文献的有子游、子夏。

我们都知道，孔子学生很多，这十位确实了不起。比如提到颜渊，天下人都知道他的杰出。后来在《庄子》里面，也把颜渊写得很好。对于颜渊的表现，孔子直接赞美他：“贤哉回也”。颜渊简直是好得不得了，又是他所见惟一好学的同学，所以他排在德行科第一名，没有人反对；第二个是闵子骞。闵子骞的孝顺天下人都知道，我们后面还会看到闵子骞怎样孝顺；再看冉伯牛，很可惜，他的资料很有限，只有生病的时候，孔子拉着他的手说，我们要失去这位同学了，这是命呀；仲弓我们也知道，孔子说过，“雍也可使南面”。他可以面向南方治理百姓，当一个国家的正卿没有问题。德行科第四名的，可以当国家的正卿，前面三名，显然成就可以更高。但是颜渊“不幸短命死矣”，闵子骞不愿意出来做官，冉伯牛也是生病早死。所以孔子为什么有时候觉得很遗憾，看他这四个学生的情况就知道了。仲弓后来做官，在季氏家担任总管，但是表现平平。因为季氏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对于鲁国的国君也不是那么尊重，在季氏手下做事，对整个鲁国帮助不大。

言语科的两位同学，更是赫赫有名了。在《论语》中宰我每次出场，似乎都让孔子伤脑筋，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宰我只是负面的例子。我个人对宰我非常尊敬，因为他在〈阳货第十七〉，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提问，虽然最后还是被孔子教训了，但是他这个提问使我们知道孔子对于人性的看法，所以他的贡献很大；至于子贡，大家都知道，他是孔子非常喜欢的学生之一，甚至可以说是三大弟子：子路、颜渊、子贡。子贡的口才特别好，如果要练习说话，可以学子贡，如何使用比喻，如何旁敲侧击，如何委婉地表达想法。

在政事方面，政代表政务，事代表事务，有专长可以做官的，就是冉有和子路。子路在这一方面虽然有能力，但是他不懂得稍微转个弯，以致于最后死于非命。冉有就比较聪明，但是太聪明了，最后被孔子批判，说他根本就没有原则。至于文学科，代表人物是子游、子夏。子游很年轻的时候，就当到武城的县长，孔子曾经问他有没有得到什么人才，他特别提到澹台灭明。子夏在孔子过世后，则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我曾经稍微调整孔门十大弟子，在德行科里颜渊当然占一位，仲弓也占一位，但是闵子骞和冉伯牛材料太少了，我就把他们合在仲弓里面谈，然后空出两个名额，加上了孔门另外两位杰出的弟子，一是曾参，另一位是子张。加起来还是十位同学。我把曾参和子张加进来，因为这两个同学的表现也非常亮眼。如果忽略他们，会觉得有所欠缺。《论语》里曾参说过很多话，难道不值得介绍吗？他还特别孝顺，是很好的典范；子张提出很多好问题，在孔子回答之后，确实给我们许多提醒，让我们了解孔子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与观念。后来这四科形成大家重视的传统，在魏晋南北朝，有一本书叫做《世说新语》，分篇章的时候，前面四章就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

【第160讲】#

《论语•先进第十一》的第五章。

这一章所谈的是：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孔子说：“闵子骞真是孝顺呀，别人都不质疑他父母兄弟称赞他的话。”

我们终于找到一段介绍闵子骞的记载了。闵子骞另有一些事迹我们曾经谈过。比如季氏曾经想找闵子骞做官，闵子骞不愿意，他对来人说，你替我好好推辞吧，再来找我的话，我就要逃到汶水以北的齐国去了。说明闵子骞有他的原则，不愿意与季氏同流合污，更不想替他做事。因为替他做事，就要听他的话，完成他交代的任务。这些如果对国家有害、对百姓不好怎么办呢？但后来经过孔子的劝说，他还是做了官。

在这一篇的第十四章有一段话，我们要一起来看：

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意思是：

鲁国官员准备扩建叫长府的国库。闵子骞说：“照着原来的规模有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一定要重新扩建呢？”孔子说：“这个人平常不说话，一说话就很中肯。”

这段记录说明闵子骞后来可能做官了，因为有官位之后才有机会发表言论。鲁国想要扩建国库，国库里面可以放金钱，也可以放兵器。扩建之后，金钱多了，兵器多了，将来可能就会打仗了。鲁国的国君与孟氏、叔氏、季氏三家一直不合，如果扩建国库，将来力量越来越大，必然造成内部更复杂的状况。所以闵子骞说，依照原来的就好了，何必扩建呢？“仍旧贯”，就是照过去的方式来做就好了。从孔子的评论可知，闵子骞平常不爱发表言论，而是默默做事，但他头脑很清楚，德行也很高。

再回顾有关闵子骞孝顺的篇章。能被孔子称赞孝顺，的确不容易。我们从二十四孝的故事里知道，闵子骞小时候母亲过世了，父亲娶了后母，后母又生了两个儿子。后母比较偏心，家里面好吃的，好穿的，都给了两个弟弟，因为是她自己生的。闵子骞就受到虐待了。

有一年冬天，他穿着无法御寒的稻草棉袄，两个弟弟穿的是真正的棉袄，十分温暖。父亲叫他拉车帮忙家务，他拉不动，父亲生气了，一鞭子把棉袄打破了，露出里面的稻草。父亲这才明白了真相，非常生气，就要把后母休掉。闵子骞跪求父亲，说：“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母亲在的话，只有我一个儿子会冷，但是母亲离开的话，三个儿子都孤单了。因为他的后母是两个弟弟的亲妈，把她赶走，两个弟弟也变成和闵子骞一样没有亲娘疼的孩子了。这些话，让千载之后的我们听到也真是感动啊！想想看，后母受到这样的教训，从此一定会对闵子骞视如己出。而两个弟弟知道这件事后，也一定对这个哥哥特别敬重。所以孔子说闵子骞为人孝顺，别人对于他父母、兄弟称赞他的话都没有任何怀疑。一般情况，家人的赞美，外人听了多少会打折扣，但是闵子骞是个例外，说明他的孝顺实在是无法挑剔。孔子有这样的学生，当然很高兴。因为一个孝顺的人，在社会上待人接物一定也非常友善。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在家里尊敬自己家的长辈，到了外面，就会尊敬别人家的长辈；我成为大人之后，照顾自己家的晚辈，到了外面，也会照顾别人家的晚辈。这是“推己及人”。反之，在家里对父母不孝顺，到外面对长官却很有礼貌，又能够敬老尊贤，与同事相处融洽，那一定不是出自真心的表现。因为人的生命是连续的，不可能长时间伪装。所以，修养是一贯的，由内而外真诚待人，而非八面玲珑，讨每一个人欢心。

儒家一直强调真诚，如果没有真诚做基础，人的修养是无源之水。我经常提到研究儒家的一位学者朱熹，朱熹注解的《论语》有些地方值得商榷，但他写的一首诗却讲得很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水何以如此清澈呢？正因为它有源头活水。源头活水就是我们真诚的心，从根本做起，在家里面与父母、与兄弟姐妹相处是真诚的，推而广之，到外面去才能够一样的真诚。所以在中国传统思想里，会说“一家仁，一国兴仁”(《大学》)。在《易经》里面有个卦叫做家人卦，风火家人。内卦是火，代表温暖，一家人有温暖的情感。外卦是风，就把这个温暖的情感吹到整个社会。这就是推广的力量。

【第161讲】#

《论语•先进第十一》第九章、第十章的主题几乎是连在一起的，都谈到颜渊过世的事情。

第九章是这样的：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颜渊死了，孔子说：“噫，天亡我也，天亡我也！”

这段话含着很深的哀伤。颜渊是孔子最好的学生，他的学习，在孔子看来，只见到他进步，没见到他停下来。但是这样的学生居然比孔子还早两年过世，所以孔子受不了，他说“天亡我也”。这说明孔子真的相信天。他说天怎么没有注意到我的学说要往下传，是需要颜渊来接班的呢？因为孔子比颜渊大了三十岁，照正常的情况，颜渊至少可以比孔子多活几十年，可以把他的学说、他的思想、他的理想，加以发挥及实现。如今，成了我们常说的“白发人送黑发人”。孔子相信天给了自己使命，这天命将来怎么传下去呢？孔子当然不可能想到一百多年之后会有孟子，这是不可预测的。就孔子来说，眼看别的学生都不够好学，不像颜渊一样，他所谓一以贯之的道，就要停下来了，内心是非常痛苦、非常难受的。我们可以作一个简单的对照。比如说基督徒都知道(我有时举基督徒的例子，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基督徒很多，将近二十亿。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上的人在想什么，大家了解一点基督徒的思想是有帮助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天父啊，你为什么舍弃了我？我们看这两位历史上的伟人，他们在生命将要结束的时候，都有共同的感叹。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孔子的哀叹代表人类共同的悲伤。

接着与本章有关的就是第十章了。

这一章的原文：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颜渊死了，孔子哭得非常伤心。跟随在旁的学生说：“老师过度伤心了。”孔子说：“我有过度伤心吗？我不为这样的人过度伤心，又要为谁过度伤心呢？”

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白了。孔子哭得很伤心，同学们一定没见过老师这样哭。孔子的儿子孔鲤，比颜渊还早一年过世。那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孔子肯定哭得也很伤心，这是可以理解的。颜渊过世的时候，孔子七十一岁了，哭得也非常伤心。弟子们觉得孔子为儿子哭得那么伤心可以理解，为颜渊哭得一样伤心，是不是有点过度了？因为儒家讲究喜怒哀乐要“发而皆中节”，情感的表达最好能够适度。孔子也强调，读《诗经》时，哀而不伤，悲哀但不要伤痛。学生们因此有一些疑惑。孔子说：我有过度伤心吗？我不为这样的人过度伤心，要为谁过度伤心呢？说明孔子并不否认他可能伤心得过度，但是同学们觉得他过度，他自己不觉得过度。既然讲“发而皆中节”，这个节要配合外在的要求，也要配合内在真诚的情感。因为我就是这么伤心啊，我并没有故意装出特别伤心的样子引人注意，而是身不由己，心里面的伤痛就这样表现出来了。学生们听了之后，一方面理解了，另一方面一定也觉得难过。如果是别的学生过世了，老师肯定不会那么伤心。

我们学儒家一定要记得：我们与别人来往，首先内心情感要真诚，其次对方的期许要沟通，不能忽略对方的期许。彼此之间的感情，只有两个人知道，不能用泛泛的话来说明。比如师生之情，天下有多少老师、多少学生，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老师和学生的感情。并没有一定的规格来限定老师和学生的感情，那是外在的。父母子女之间的感情也是如此。每一家人都不同，同一家人，兄弟姐妹也不同。我们家里七个兄弟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和父母之间的感情也不太一样。同样的，父母对我们七个兄弟姐妹也有不同的感情。其实大家都知道，爸爸特别喜欢哪两个，妈妈特别喜欢哪两个，不自觉地就会表现出来，另外三个自己看着办吧。大家心里都有数，其实没有关系。我们对父母亲也一样，比如我，似乎我对母亲感情比较深一些。每一个人最主要的是要真诚，与别人交往，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都要记得别人对自己也有某种期许和要求，彼此要沟通。要求太多，自觉做不到，请对方降低；要求太少可以提高。然后，第三点考虑是遵守社会规范，如此就可以维持人间的秩序了。

这两段是孔子最伤心的时候，甚至说“天丧予”。常言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孔子也是个平凡人，有丰富的情感，更有伟大的使命感，希望学生可以接他的棒来为社会做更多的事。

【第162讲】#

本讲要介绍的是《论语•先进第十一》第十二章。本章的原文是：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子路请教如何服侍鬼神。孔子说：“没有办法服侍活人，怎么有办法服侍死人？”子路又问：“胆敢请教先生，死是怎么回事？”孔子说：“没有了解生的道理，怎么会了解死的道理。”

这段话的重要性在于其中谈到生死，也谈到人与鬼神相处的问题。但是好问题被一个不太适当的人提出来了。我们说子路不太适当，并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而是因为子路属于行动派，任何事情他知道了就要去实践，他实在不适合做比较抽象的思考，或者比较形而上的探讨。这与个性和能力有关。如果这个问题由颜渊提出，孔子的回答应该是不同的。由子贡来问，回答肯定也不一样。事实上在《礼记．祭义》里，宰我曾经请教过有关鬼神的问题，孔子的回答就长篇大论了，谈到鬼是怎么一回事，神是怎么一回事。外国人学我们中国的思想，对中国古代的鬼神观也很有兴趣，谈到古代的鬼神观就一定引用到《礼记》的那一章，由此可知孔子确实因材施教，这是我们首先要了解的。孔子是回答子路才这样说，有些人就通过这一章说孔子不了解何谓鬼神，或者再进一步认为孔子不了解何谓死亡。说孔子不懂得死亡，这话带有批评的意思，好像说孔子的功力不够，只能谈生命活着的道理。我觉得根据这一章去做那样的评论，是非常不公平的。如果一定要讲一个字怎么出现怎么使用，我曾经做过简单的统计，在《论语》里，生命的“生”出现十六次，死亡的“死”出现三十八次。“生”虽然出现次数比较少，但是哪一章不是在讨论生、生命、生活？同样不能忘记的是，死亡的“死”出现三十八次之外，还有很多与死亡类似的词，比如“杀身成仁”，杀身不就是死吗？可见孔子并没有忽略死亡这个命题。

所以我们在这一章就要了解，子路比较适合从事具体的工作，所以他请教如何服侍鬼神，很可能让孔子吃了一惊，他回答说你还不懂得如何与活人好好相处，怎么有办法与死人相处呢？鬼神都是过去的人。先尽到自己的责任，和别人好好来往，使大家都可以有秩序、很和谐，这些做到了，再说怎么去祭拜祖先吧。这是孔子的原则，很合理。

再看什么是死亡。孔子说：还不了解什么是生的道理，也就是还不了解活着是怎么一回事，何必探讨死亡呢？因为死亡并非经验，是不能够成为探讨题材的。所谓经验是经历过了之后才加以诉说。有谁能经过死亡再回来呢？西方的研究很强调“濒死经验”，接近死亡的经验。一个人几近乎死亡，灵魂离开了身体，真的有这样的资料记下来。有的人说，发生车祸之后躺在医院，然后，看到医生怎么样解剖自己的躯体进行急救，清楚的看到医生的长相。恢复过来之后，发现果然是那位医生。灵魂离开身体观察自己被急救的样子，的确有很多资料可以证明的。但是，这也不等于是生命结束了。很多人说，人在生命结束的时候，会经过一个白色的信道，这时候看到很多已经过世的祖先，来迎接自己。在西方电影里有不少这样的画面。这个我们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表示尊重就好了。事实上重要的不是这些，重要的是孔子说，要考虑当下如何活着。活着的时候，如果能够把人的责任统统尽到，对死亡有什么好担心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有名的句子。孔子若不懂死亡的话，怎么可能会公开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早上听懂了人生的理想，晚上要死也无妨。

对孔子来说，因材施教执行得很彻底，他不会对不适合的学生说一些特别的话。若能对照看《礼记．祭义》里，他告诉宰我有关鬼神的话语，就会更明白孔子的观点。千万不能因为这段话，就得出孔子不懂死亡的结论。真正的哲学家没有不懂得死亡的。

【第163讲】#

《论语•先进第十一》第十五章。这一章的内容：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孔子说：“由所弹的这种瑟声，怎么会出现在我的门下呢？”其他的学生听了这话就不尊重子路了。孔子说：“由的修养已经登上大厅，只是还没有进入深奥的内室而已。”

这段话是孔子教学的另外一个例子。由就是子路，子路也练习弹瑟。孔子教学生的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学习乐就要弹瑟，这是必修课。子路显然弹得不太好，但还是要学。孔子皱眉头说，子路的这种弹瑟声，怎么会出现在我门下呢？子路因为个性非常豪爽，他喜欢的就是从政做官、带兵作战，武的方面比较擅长，文的方面，比如艺术科、音乐科，可能略差些，所以才有这段资料。可见，孔子对学生的批评也很直接。瑟弹得这么差，我的学生怎么会有这样的水准呢？也有人说，子路弹瑟的时候，出现了杀伐之声。杀伐之声，就是要打仗了。如果子路真的可以弹出打仗的心声，那代表他琴艺很高，能够传达心意了，我不这样认为。一个人弹瑟如果可以表现出他的心里想著作战，那已是一流高手，孔子就没有理由要去批评他了。子路应是疏于练习，弹得不太理想，所以孔子皱眉头讲了这样的话。结果，“门人不敬子路”。说明同学们对子路本来是很尊敬，一方面子路年纪比较大，在同学里面是大学长，只比孔子小九岁。别的同学大部分都小三十岁、四十几岁的，年纪很轻；另一方面，是因为子路为人很勇敢，个性比较直爽。经过老师这样一点评，好像子路的音乐科不及格，同学们就不再尊敬他了。老师一看这不好，就帮子路说了一句话，说子路已经登堂，只是还没有入室。

今天“登堂入室”已经是一句成语。古时候的建筑，堂代表客厅，室代表内室，就是所谓的卧房。堂的外面是庭，庭院。所以到一个人家里，先到院子。孔子在家里怎么生活呢？根据他的儿子孔鲤的介绍，有一次孔子站在堂上，孔鲤趋而过庭，也就是快步走过庭院。当父亲站在堂上的时候，面对庭院，做儿子的经过庭院，不能大摇大摆慢慢走，那是没有礼貌的。孔鲤说，这时候父亲叫我停下来，问我学《诗》了没有？学《礼》了没有？这段内容，我们后面还会讲到。由此可以知道古代家庭的结构，外面是庭，里面有堂，再里面还有室。登堂，代表已经上了大厅，比喻已经有一定的水准，只是还没有到最深奥的境界。学任何东西，都有可能达到深奥境界的程度，所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从本章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如何教学生。孔子的教学，一向是强调全人教育。今天全世界的教育家都重视全人教育，一个人在社会上，只要能表现某种专长，就是一个人才，但除了专业教育外，每个人都需要接受人格教育。人格教育并非立刻使人变成君子，但至少会懂得自我反省。一个人念书的成就，要看他学习方面的智商。智商一百，代表具有平均水准，智商一百二十，代表超过了同年龄的人。智商八十，学习就比较辛苦了。有部电影叫做《阿甘正传》，主角阿甘的智商只有七十，以他的智商只能念完小学，但他后来念完了大学。他自己说是靠跑步跑完大学的。因为他小时候脚不好，常被人家欺负。有一个女同学是他邻居，鼓励他多跑，别让别人欺负，他就拼命跑。这个人智商很低，但做事很专注，就靠这一点，胜过大多数人，一直上了大学。在大学里面，比赛橄榄球的时候，他每次抓到球，一跑就跑到终点，没有人赶得上他。阿甘一路跑，跑出自己的人生，可以拍成电影。所以智商高低不要太在意，重要的是有这一方面的缺点，就要发挥相对的优点。在《阿甘正传》里面，别人都说阿甘是一个笨人。但是他做任何事都很专注，到最后，反而比一般聪明人表现更杰出。

如果我们在学习的某一方面不太好，也不要担心。孔子鼓励子路，说他已经登堂但尚未入室，还可以继续深造。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在学习、在教育方面的启示。

18微子第十八

Wed, 18 Jun 2025 00:25:05 +0800

微子第十八

【第279讲】#

这一讲，我们要介绍的是《论语•微子第十八》第一章，它的原文是：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离开了纣王，箕子沦为他的奴隶，比干劝谏而被杀。孔子说：“商朝末年有这三位行仁的人。”

这一段所讲的是商朝末年的悲剧。我们都知道，商朝灭亡的时候正值纣王当政，后来被周武王推翻，取而代之。孔子提到这一段历史时，内心是非常痛苦的。

首先提到微子，微子是商纣同父同母的哥哥。古代的制度很特别，母亲生微子时是妃；后来升为后，才生下了纣王，因此哥哥没有机会，弟弟反而当了天子。弟弟本来是不错的，从小在智力、体力方面都超过一般人，后来才渐渐变坏。我们说，权力使人腐化，商纣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微子屡次劝谏，弟弟不听，还把他赶出了朝廷。

箕子是商纣的叔叔。商纣小时候，箕子觉得他还不错，后来发现商纣喜欢玉做的筷子。他便知道这么发展下去必有恶果，君上喜欢象牙做的酒杯，喜欢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就会有人投其所好，从各地找来各种所谓的宝贝献给他。一旦他任用这些献媚的人，国家便危在旦夕了。可见，箕子很有远见。他从一个孩子开始喜欢奢侈品，就预知了国家的危亡。箕子后来多次劝谏商纣被拒，他察觉到危险，就假装发疯，但还是被商纣关了起来。

比干也是商纣的叔叔。商纣不但不接受他的诸多劝谏，反而声称“要看看圣人的心是什么样子”，将比干剖心致死。上述三人都是商朝王室的重要人物，可是因为商纣这个昏君，都遭到迫害，不过他们各自择其善而固执之。

所以，仁有三个层次：人性向善；真诚带来力量，由内而发；自我要求。这里还涉及人之道的问题，就是打算怎样活在世上呢？要择善固执，其中最难的是如何择善。因为每个人的善都不太一样，要看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如何。做哥哥的该怎么对弟弟，做叔叔的该怎么对侄儿，有各自不同的要求。各自问心无愧，尽力去做。并非全部都要牺牲才能算是杀身成仁。后面，我们讲到箕子的故事，大家就会明白他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孔子认为这三个人都是行仁之人。在整部《论语》中，有六个人得到孔子的肯定，说他们是在行仁。这里提到了三位；另外两位伯夷和叔齐，也是商末周初时人，他们劝周武王不要革命，周武王不听。革命成功之后，这两兄弟就不再吃周朝的粮食，最后饿死在首阳山。最后一个是管仲。管仲与他们完全不同，富贵荣华享受不尽，但是为什么孔子认为管仲也是行仁呢？就因为他用外交手段避免了战争，不但保全了齐国百姓，也关照了天下百姓。所以，这样一种判断符合孔子对人性的理解。所谓善，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所以我们在念《论语》时，不要以为行仁，一定很苦、很惨、非死不可。管仲也算行仁。他靠的是智慧，他的功绩造福了百姓。所以，儒家思想并不是泛道德主义，并不认为除了道德外，其余都不用管。道德如何能脱离人世？又如何能离开事业与功劳？有人也许会说，像管仲这样，既享荣华富贵，又流芳百世，岂不是占尽了便宜？管仲造福了天下苍生，这功劳是不可替代的，我们评价一个人要看大局，不能抓住小毛病不放，天下谁没有缺点呢？可见，儒家的判断是非常全面的。

微子是商纣的哥哥。商朝被推翻之后，周朝就把微子的后代封在宋国，而孔子的祖先又是宋国的王室，换句话说，如果追根溯源，微子可能是孔子的远祖。后来，孔子的祖先来到鲁国，所以后人说孔子是鲁国人。周武王革命成功后，曾向箕子请教如何治国。他说，商朝统治了六百年，知道如何治国、平天下；而我们周朝从西部边疆来，文化水准有待提高，所以我们诚心请教。箕子当然通晓治国之道，但是商朝被推翻了，他不忍心谈论商朝政治，于是就以夏朝为例讲解。这段很有名的话，记录在《尚书•洪范篇》中。箕子告诉周武王，当初大禹治水成功，上天为了肯定他的功劳，就给了他洪范九畴。洪范九畴就是大的规模，让他知道怎么样治理国家。洪范九畴留传了下来，周朝就以之为蓝本来治理，开创了周朝新的规模。所以，中国历史文献对箕子非常推崇。因为他身为商朝贵族，没有因为自己的国家被周朝推翻了，便拒绝回应周武王的请益。他是实实在在的为苍生、为天下百姓着想。箕子晚年逃到了朝鲜半岛，直到现在，朝鲜还有箕子庙、箕子墓，很多韩国人都以此为荣，他们还进一步说，孔子也是韩国人，因为他要传播箕子的理想，就从朝鲜半岛坐船到了山东半岛。这当然是他们一厢情愿的说法，不过，我们也很能理解这种心情。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出现的圣人只有寥寥几位，哪个民族不想跟他们拉上关系呢？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儒家思想，好好珍惜孔子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其实，孔子也曾经两次想移民，幸好没有移走，否则就是我们莫大的损失。

孔子有智慧、有能力，最重要的，他还有德行。他用自己的人生实践告诉大家，应该怎么样度过一生。很多人没有受教育，或者没有得到好的教育，尽管他的一生也是几十年，但是他所过的是平凡的生活，和动物差别不大。这样讲，没有批评别人的意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过日子很容易，只要物质一天丰富过一天，我为什么要修德呢？劝人修德行善要有理由，必须说明，人性真诚，就会行善，因为力量由内而发，所以人们行善时感到心安，为恶时心不安。但是，这需要有人教我们。此后，我们还会进一步发问，何谓善？怎么去判断？于是，就需要先知先觉之士启发我们，让我们认识到，人生怎样才有意义、有价值；否则只是从生到死，哪一种生物不是这样？人又有什么特别的呢？

我们分析孔子的观点，看他怎么去评价历史人物，要从中学习，得到启发。

【第280讲】#

《论语•微子第十八》第二章的内容是：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担任典狱官时多次被免职。有人对他说：“您这样还不愿意离开鲁国吗？”他说：“坚持原则为人工作，到哪里去不会被多次免职呢？如果放弃原则为人工作，又为什么一定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呢？”

这段话很有特点。其中提供的一些材料，促使我们做进一步的逻辑思考。

柳下惠是鲁国的大夫。典狱官就是司法官，负责审判案件。审判者的基本要求是公平、公正，但一定会有很多干扰因素，如果有大官犯了错，该怎么判？会不会有人关说？老百姓受委屈时，敢替他伸张吗？这类问题不胜枚举。不过，柳下惠很有原则，所以在孟子的心目中他算圣人。孔子定义圣人，都是圣人加帝王连称“圣王”，换句话说，必须有能力当帝王，恩泽百姓，德行才能显现出来。而孟子认为圣王的标准太高了，自古以来有几个帝王同时也是圣人的呢？所以，孟子就稍作调整，把圣人分为四种，让大家都看到希望。第一种最清高的代表就是伯夷。他们对任何一点点问题都不妥协。满朝文武中只要有一个坏人，他就辞职，实在是太清高了。第二种代表是柳下惠，处事非常随和，不在乎对方是好人还是坏人，你是你，我是我。你就算是赤身裸体在我旁边，又怎么能玷污我呢？我是清者自清，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柳下惠之所以如此随和，是不忍心看到老百姓没有人照顾。如果每个人都像伯夷、叔齐那么清高，坏人就会霸占朝廷，鱼肉百姓。这时候，就需要柳下惠这样的人，不管别人怎么样，我做我该做的事。结果就是“三黜”。“黜”就是罢黜、免职；“三”代表多次，并不是正好三次。正好三次，也倒可以忍了，至少没有第四次。但是，这里的“三”代表多次。被免职后又再次被任命。为什么？大概是免职之后换别人来做，评价更差，只好让他回来做，做着做着又得罪人，再下台，如此多次被免职。于是有人劝他说，你在鲁国这样受委屈，为什么不离开鲁国，既然不受信任，就不用在这儿浪费时间了。柳下惠说，我如果坚持原则做事，到哪里都会被多次免职！这话说得很痛心，反映出在春秋末期，各国的政治混乱的状况都差不多。他接着说，如果我放弃做事的原则，又何必出国呢？我在鲁国就可以安安稳稳做官，根本不会被免职。这种思维逻辑与古希腊时代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很像。苏格拉底在七十岁的时候被人诬告，说他腐化雅典青年，说他不信城邦的神。这在当时是两大重罪。他接受审判并为自己辩护，不过，他的辩护词完全是在教训别人。那时，雅典的审判由一个五百人的陪审团负责。苏格拉底的陪审团成员，大部分都是他的晚辈，因为他已经七十岁了。于是，苏格拉底教训了这些人一顿。陪审团投票判他有罪，并处以死刑。苏格拉底拒绝了学生们安排的越狱计划。他说，如果越狱，我到其他城邦去，别人一样视我为罪人。既然在外面，别人也不接受我，我又何必越狱呢？不管我是否冤屈，城邦都是按照程序正义审判我的，我就要接受。这叫做程序正义，但并不等于实质正义。所以，当时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流传至今：今天你们审判我，将来历史会审判你们。苏格拉底为什么不愿意越狱？因为他认为，我现在被判有罪，无论逃亡到任何地方，大家都觉得我有罪，是逃犯。如果无罪，何必逃亡？这是一种逻辑。如此说来，我何必自找羞辱呢？这么大年纪还要流离失所，何必呢！人生自古谁无死啊。

孟子说第三种圣人的代表是伊尹。伊尹是商汤的宰相。很有责任感，他认为自己是先知先觉之士，有义务让后知后觉的一般百姓了解何谓人生的正路。人活在世界上为什么要接受教育？如果不受教育，我们就不知道人生的路该如何选择。如果按照自己本能的欲望为所欲为，眼里就只有吃喝玩乐这些享乐，生命就无法得到提升。如果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羡慕别人的财富、地位，不择手段去追求，人的价值又何在呢？最终就是人类世界毫无人道精神和人文思想。人之所以为人，最可贵的是有丰富的潜能，可以通过学习、锻鍊、成长，让自己的生命焕发光彩。所以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个人自身纯朴不难，但是很难抵挡社会风气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接受过教育，虽然面临诱惑、心中有困惑，但会坚信自己是对的。在这个时代，也许找不到知音，但是在古代、或在将来可以寻觅到有志一同的人。不但儒家有这样的观点，道家的庄子也一样。庄子很喜欢在文章的末尾说，自己这套道理即使当今无人理解也无所谓，万世之后，总会有人明白，就好比早上讲，晚上才有人明了一般。何必计较时间呢？看看整个人类历史，有多少伟大人物都是在后世找到了知音。就像司马迁写《史记》，他自己也说，藏诸名山，传诸其人──即便当时没有人理解，后代有一个人明白也就够了。

人活在世界上，要设法突破时间的限制。不要因为得不到认同而随波逐流。人的价值是超越时空的，有自己特别的尊严。

【第281讲】#

《论语•微子第十八》第五章的内容是这样的：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

楚国有一位狂放不羁的人名叫接舆，他经过孔子的马车旁，唱的是：“凤凰啊、凤凰啊，你的风格怎么变得如此落魄，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未来的还来得及把握。算了吧，算了吧，现在从事政治的人都很危险。”孔子下车想要同他说话，他却赶快离开了，使孔子没有办法同他说话。

这段文字相当生动，后代就变成了李白的一首诗：“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狂人”在古代是常用词，不是指发疯的人，而是代表非常狂妄，即狂放不羁的人。这种人对于世间的各种教训、各种规定、各种礼乐制度都不放在心上。他看重的是人的原始面貌。人在天地之间，任何地方都可以遨游，何必受限制？一旦做官穿上礼服，那就动弹不得了。何必呢？

楚狂，是楚国的狂人。“接舆”二字本意是紧跟在车后面，但是跟在车后的这个人没有名片，就姑且把他称为接舆。在古代，有些地方喜欢用一个人的特点来做他的名字。《论语》里面提到的一些人，根本就不知道名字，于是根据其特点命名。比如说，孔子有一次在卫国击磬，外面有一个人。谁呢？荷蒉者，挑着竹筐的人。后来，提到“荷蒉者”，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人，因为他的行为特质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中国人给小孩起名字，总是包含着父母的希望，算笔划、合八字、找谐音，十分费周章，其实名字取得好未必有用，关键要看本人是否奋发上进。显然，楚狂接舆知道孔子是谁，所以才吟唱“凤兮凤兮”。古人把凤凰看做百鸟之王。他把孔子比喻为凤凰，可见他虽然不是孔子的学生，但平常还是很留意孔门讯息，所以知道孔子了不起，知道这个人的才华、学识、品德都是第一流的，只可惜生不逢时，又在当时的鲁国，再有本事也发挥不了，处处被掣肘不让发展。所以，接舆就说“何德之衰”，你的风格怎么那么落魄呢？“德”并非“道德”；而是指“作风”。我们都记得，孔子说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小人也讲德，这个德当然不是品德，而是说，君子的作风像风一样；小人的作风像草一样，风往哪里吹草就往哪里倒，上行下效。那么，孔子是凤凰，风格怎么会落魄呢？凤凰飞天，所有人都会仰望，可是孔子今天周游列国，都被人说成丧家狗了，还不知警觉吗？所以进一步提醒他，“往者不可谏”。“谏”就是劝阻，就是别人要做坏事了，我来劝阻他。比如，忠臣就要劝皇上不要做坏事，对待父母也一样。孔子说过，侍奉父母，要委婉地劝阻他们的不当行为。显而易见，儒家对父母不是无原则地百依百顺。那其实不叫孝顺。《孝经》里面就明确说，做父母的如果没有儿子肯去劝阻他不要做不该做的事，那就不算有孝顺的儿子。同样，对于国君来说，如果没有大臣敢劝阻他不要做不该做的事，那朝庭上就没有忠臣。所以，忠臣孝子不是百依百顺，一定要依理行事，这才是儒家的理念。楚狂接舆说，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但未来还来得及把握，他希望孔子及时停下脚步，悬崖勒马，不要在人间周游了。像楚狂接舆这样的隐士都很有智慧，他们在思想上偏向道家，对世事看得很透彻，知道天下不可为，就明哲保身，隐居起来过几年舒服日子。想要从政、造福百姓的心愿固然很好，但是在乱世中个人力量微薄，能做些什么呢？所以，楚狂接舆希望孔子最好能够加入他们的队伍，一起来隐居，隐士团体就会更有号召力。孔子听到这个人的歌声，知道他很了解自己，又对自己提出某些劝告。孔子立刻下车，想与他谈一谈。可是楚狂接舆很快跑掉了，才不想与孔子谈话呢！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也是孔子自己的观点。

我们今天称孔子是至圣先师，但千万不要以为孔子当老师，就能把学生都感化。没那么容易！只有学生自己有心向上，老师才能够发挥作用。孔子强调启发教学，但是启发是有条件的，同学们想懂而懂不了的时候，老师再来开导；同学们想说而说不清楚，脸都涨红了，老师再来启发你，教你怎么说。如果学生自己不求上进，谁也帮不上忙。所以，孔子的教育原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后代把孔子神化了，说他是“万世师表”，这其实只是后人的心愿。

这段故事，对孔子来说，仅仅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孔子非常清楚“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原则。那就不妨各行其是吧，各人有自己的选择，心安就好。

【第282讲】#

《论语•微子第十八》第六章的内容比较长，像是一篇短篇小说：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避人之士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长沮与桀溺一起耕田的时候，孔子路过，吩咐子路去向他们询问渡口的位置。长沮反问子路：“那位手拉缰绳的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他早就知道渡口在哪里了。”子路又去问桀溺。桀溺反问他：“你是谁啊？”子路说：“我是仲由。”桀溺说：“是鲁国孔丘的门徒吗？”子路说：“是的。”桀溺说：“大水氾漤的情况到处都一样，你要同谁去改变呢？你与其追随逃避坏人的人，何不跟着我们这些逃避社会的人呢？”他说完话，继续不停地耕田。子路回来向孔子报告了这一切。孔子听后，神情怅然地说：“我们不能与飞禽走兽为伍，如果不同人群相处又要同谁相处呢？天下政治若是上轨道，我就不会带你们去从事改革了。”

这个故事生动地揭示了儒家与隐士的不同。长沮、桀溺是两位隐士。孔子带着学生们周游列国，不认识路时，当然要问当地人了。既然两个老人在那儿耕田，他们一定知道最近的渡口在哪里。子路问第一个人。对方不但不回答，反而问拉缰绳的人是谁？孔子身高一百九十二公分，高大魁梧，他站在车上拉缰绳，一定很威武。所以长沮大概也猜到了。子路说，是孔丘。向别人介绍老师，不能说是孔夫子、孔老师，对方未必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所以只好直呼其名，答说是孔丘。长沮追问，是鲁国的孔丘吗？齐国、吴国、越国也许也有人叫孔丘呢。鲁国的孔丘当然只有一个了。子路点头。长沮说，他早就知道渡口在哪里了！此话怎讲？这是反讽，长沮的意思是：孔子怎么会不知道人生的路该怎么走？他四十而不惑。如果他都不知道，还有谁知道？你问我渡口怎么走，我说孔子早就知道渡口在哪里，答非所问，故意给钉子碰。其实，孔子根本不知道此地的渡口何在，但是孔子知道人生的河该如何渡。可见，当时孔子的名声确实非常好，非常大，连隐居的人都知道。于是，子路只好请教另外一位老先生了。这位不但不告诉他渡口在哪里，反而追问你是谁？子路答说，我是仲由。那你就是鲁国孔丘的学生了？得到肯定答复后，桀溺劝子路改投隐居一途，不要跟着孔子了。天下这么乱，到处都一样，谁能改善？谁能拯救？与其跟随孔子这种逃避坏人的人，你还不如跟随我们这些逃避坏的世界的人，我们更彻底。你要逃避坏人，鲁国有坏人、齐国也有坏人，其他如卫国、晋国，哪一国没有坏人呢？所以，你想避开坏人，到处跑，是躲不开的。我们隐居是逃避什么？逃避坏的世界、逃避乱世。他居然想劝服子路投到他们这边来。隐士们大概也知道子路很勇敢，一旦同为隐者，可以保护他们。

子路听了之后当然没话说，没有问到渡口在哪里，反而被两个老人教训了一顿。回来之后，向老师报告刚刚发生的事情。整部《论语》里面，只有这里形容孔子“怃然”，就是怅然若失。他的心情显然受到干扰。因为人生本来就是选择。隐士很聪明，选择隐居，独善其身。耕田过日子，无论天下多么混乱都能事不关己，没有荣华富贵，但也没有杀身之祸。以孔子的本事要想平安过日子太容易了。学生们聚在一起，建个村子，孔子当村长就行了，何苦要周游列国，到处被赶来赶去，有两次还差点被杀？人与人就怕不同的观念或者行为来做对照。没有参照时，会觉得自己这样做是对的，很有信心。一旦比较，才发现别人那样过也蛮好，更没什么烦恼。这乱世又不是我造成的，谁规定我就应该去拯救？而且，我想改善，就能做到吗？所以孔子怅然若失。

但是，后面的话太重要了。孔子说，要我与飞禽走兽为伍是不可能的。我如果不与人类相处，又能同谁相处呢？这是儒家人文主义的基点。隐居与鸟兽为伴当然没有问题。鸟兽和人的利害关系不大，就算人要打猎，也不过每天打一两只吃饱就行。所以，双方的互相伤害有限。但是，与人相处，危险就大多了。可是，我不能离开人群。儒家所谓的善，是指本身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离开人群，就不可能行善。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孔子为什么绝不隐居？因为隐居之后，和别人不来往，人性向善的愿望就落空了。看到天下那么乱，百姓流离失所，又帮不上忙，不是很难过吗？如果知其不可而为之，虽然一百分里只能做一分，但是这种努力精神会感动很多学生，会感召一批人，甚至后世百代。若认为天下这么乱，再努力也无济于事，还不如自己过个安定日子，这绝不是儒家的态度，也许较偏向道家。其实道家也不是消极避世，它另外有一套观点，与儒家的思想体系完全不同。

谈到儒家与隐士的对比，要明白隐士不等于道家。表面上看，与孔子一比，道家好像只贪图自己的安逸，实在没什么好学的。学道家，谁不会？手一摊，什么都不管，不就是道家吗？没那么简单。道家的理论其实非常难，道德经首句“道可道，非常道”，在古往今来的学者中，便没有几人能真正懂得。儒家理论比较合乎一般人的需要。我做自己该做的事，做到了心安，做不到心不安，内心给我最好的指示。换句话说，不能只关心自己，天下哪怕有一个人的生活不安定，就觉得于心不忍，这才是儒家。

这个故事用隐士作为儒家的参照，更能凸显出孔子思想的特质。

【第283讲】#

《论语•微子第十八》的第七章也是一篇短篇小说的素材。原文是这样的：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莜。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耘。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跟随着孔子，却远远落在后面。他遇到一位老人，用木棍挑着除草的工具。子路问他：“您看到我的老师了吗？”老人说：“你这个人四体不劳动，五谷也分不清，我怎么知道你的老师是谁？”老人说完，就放下木棍去除草，子路拱手站在一旁。稍后，老人留子路在家里过夜，并杀鸡做饭给子路吃，还叫两个儿子出来和子路相见。第二天，子路赶上了孔子，报告这一切经过。孔子说：“这是一位隐士。”并吩咐子路回去看看他。子路回到那儿，老人却出门了。子路说：“不从政是不应该的，长幼之间的礼节不能废弃，君臣之间的道义又怎么能废弃呢？原本想要洁身自爱，结果却败坏了更大的伦常关系。君子从政是做道义上该做的事，至于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则是我们早已知道的啊。”

这段故事更清楚地凸显了儒家思想的特色。孔子带学生周游列国时，经过的一些地方可能是荒野。我们以前提过，孔子曾经问学生，《诗经》里有一句话“非兕非虎，率彼旷野”，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什么在旷野中跑来跑去呢？这其实是孔子在自我解嘲，我们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在旷野里跑来跑去，怎么回事呢？子路很能干，也很勇敢，能完成一般人做不到的事。这在《论语》里面没有记载，但别的文献中留下了这类轶事。有一次，孔子和学生们十分饥饿，子路不知道从哪儿找到一只烧猪，众人大吃一顿。有人就说，孔子为什么不先问问烧猪怎么来的？偷的、抢的、骗的，都有可能啊。孔子不问，先吃再说，吃完再问。先活命再说其他。如果换了另一个脑袋不清楚的人，看到烧猪，会追问怎么来的，如果来路不明，坚决不吃，那只能饿死了。所以我们要明白儒家的变通之道，不要在危急时刻拘泥于小节。

这一次，孔子带着同学们大概走得比较快。子路可能又负责做什么事情，落在了后面，找不到老师了。这时候，就看见一位老人，用木棍挑着除草的工具，显然要下田干活。子路想，老人在路边，大概能看到行人，就问，您看到我的老师了吗？老人觉得这个年轻人莫名其妙，就教训他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现在的读书人经常被别人说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四体不勤就是不劳动，不从事生产劳动，而不是不运动。五谷，指稻麦黍稷菽等谷类。老人说了，不劳动、五谷不分，谁是你老师啊？子路这个人有一个优点，被人教训的时候，尤其是面对一位老人，他就很乖，拱着手，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老人一看，这人挺懂礼貌，又找不到老师，无家可归的样子，就让子路到他家留宿，还杀鸡做饭给他吃，并让两个儿子出来与子路相见。老人也许认为子路年纪较长，让两个儿子出来拜见。这说明他认同长幼有序的伦理原则。第二天，子路终于追上了孔子，向老师报告昨天发生的事：昨天在哪里过夜、还吃了一只鸡，等等。孔子听后对子路说，这个人是隐士，你回去向他转达几句话。子路就回去向老人道谢，结果，老人出门去了。子路便迳自开始说话。子路的话是谁的意思？当然是孔子授意的。如果是子路自己的话，他昨天在老人家里过夜为什么不说？道理很简单，无需争论。而且，老人既然不在家，子路对空气发表宣言吗？当然是对两个孩子说的，父亲不在，我只好留话了──不是我要说，是我老师孔子让我转达的。“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你不做官，出世隐居是不对的。我到你们家吃饭，你让两个儿子与我相见，长幼之序都不能废，君臣之义又怎能废除？没有国，哪有家呢？没有国家，谁保护你呢？你以为能隐居是你天生赢得的吗？不是，还是有国家在保护你。所以，你如果有能力、有才华却不做官是不对的。既然长幼有序的礼数不能废除，那么，君臣之义是更大的伦常关系，你怎么可以抛弃呢？“欲洁其身，而乱大伦。”你本想洁身自爱，却反而毁坏了、弄乱了更大的伦常关系；你只注意到细节，却没有看到更重要的部分。所以，“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最后八个字，除了孔子之外，谁都说不出来。大道无法实现，我早就知道了。这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明知道不行，但是还要尽力做。

不同学派、不同想法的人碰在一起，就会擦出思想的火花，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他们各自的主张。两相对照，隐者显然输了。如果是真正的隐者，不论是子路或是别人来家里，何必叫儿子与他相见呢？既然隐居，就不必在意人与人之间的正常的、适当的关系。隐居起来不管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却让孩子依“长幼有序”的原则拜见一个陌生的客人，那怎么能自圆其说呢？可见，儒家思想可以流传下来，而隐士的思想却传不下去，自有它的道理。

【第284讲】#

《论语•微子第十八》第八章中列举了七个古人，都是逸民。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不得志的人才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说：“志节不受委屈，人格不受侮辱的是伯夷与叔齐吧。”又说：“柳下惠、少连尽管志节受委屈、人格受侮辱，可是言语合乎规矩、行为经过考虑。”他还说：“虞仲与夷逸隐居起来放言高论，人格廉洁，被废也合乎权宜。我是与这些人都不同的，我没有一定要怎么做，也没有一定不要怎么做。”

这段话涉及很多上古轶事，我们没必要都了解得清清楚楚。谈这一章是为了最后五个字：“无可无不可。”这一章，孔子比较集中地评论了前人。他认为古代有很多了不起的人，尽管不得志，但是仍然表现得很杰出。他列举了七个人，分为三组，各有特色。伯夷、叔齐我们都很熟悉了。他们志节不受委屈，人格不受侮辱，很清高。柳下惠志节受委屈，人格受侮辱，可是言语照样合乎规矩，行为照样经过考虑，他很随和。那另外一组呢？他们干脆隐居起来，放言高论，人格廉洁，所以，不让他们做官也合情合理。而孔子居然说，我和他们都不同。

孟子谈到的四种圣人其中包括伯夷和柳下惠，第三种是伊尹，第四种就是孔子，而孔子最伟大。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也”，时间的时、时机的时。简单来说，孟子认为，孔子做事能与时机契合，该清就清，该和就和，该任就任。前三种圣人，能够清高的不能随和，能够随和的不能清高，能够负责任的不考虑清高与随和，都有局限性。其实，人活在世界上本来就只能选择一条路走，不可能什么都要。如果想什么都要，那就要有非常高的智慧作出判断，每一次选择都必须是恰当的，这太困难了。所以，孟子说圣人有四种，对我们而言，反而是很好的参考。如果你喜欢清高，那就学伯夷；喜欢随和，就学柳下惠；喜欢负责任，就学伊尹。就怕你弄不清楚自己喜欢什么。人天生有一种性格特质，努力修练德行就能有所成就。

但孔子的境界一般人极难达成，他是该如何便如何，视情况而定。孟子用这样一个故事来描写孔子：孔子早期到齐国去，发现齐国国君不能用他。他离开齐国时是“接淅而行”，就是把正在淘洗，准备蒸煮的米捞起来就走。米都已经洗了，吃饱了再走不也多一些力气吗？不行，马上离开。因为齐国既不是我的祖国，又不能用我，所以米捞起来就走，离开齐国之后再吃饭。我们现在看来，可能会觉得不太理解。而孔子离开鲁国的时候就不同了，“迟迟其行”，慢慢走，慢慢走。这是自己的祖国，总希望当政者能够及时觉悟，把孔子追回来。结果，希望落空。他们看到孔子要走，反而说，赶紧走吧，免得看到你我们有压力。这是多让人难过的事！孟子后来真的学了孔子，他曾在当时的强国齐国担任国家顾问，做得不错，后来离开时，在齐国边境的一个小城多住了三天。有人就跑来说，你要走就走，何以又多住三天？他说，当初我怀抱理想来到齐国，希望齐国国君可以给我机会，推行仁政，造福百姓。可是，现在我发现和国君谈不来，无论如何都无法影响他。有句名言是“一曝十寒”，晒一天太阳，然后在冰箱里冻十天，再好的种子也不能发芽啊。孟子把自己比喻为温暖的太阳，我一去就将齐国国君照耀得很温暖，让他愿意行善。但是，我一走，就有十个齐国大臣来当冰箱了，劝他说，何必去奋斗努力呢，享乐多好啊！既然无法实现理想，那我就离开齐国。为什么还要等三天呢？孟子说，我才不像那些小人呢，有人用，就高兴；不受重用，就怨恨，连夜赶路立刻冲出国境。孟子也有自己的解释。所以，有些时候，判断自己该做什么是很不容易的。

什么时候慢慢走，什么时候要赶紧离开，都必须有一个说法。孟子是个很聪明的人，他的说法就很多。他离开齐国的时候，齐宣王也知道对不起他，不希望孟子在外面乱批评，就送他上等的金一百镒。“镒”是古代的重量单位。上等的金，也不是金子，古时候把黄铜叫做“金”。战国时，老师都带着很多学生周游天下，所受馈赠往往是给学生用的。所以，送钱给一个人，不能说送钱给您，而要说送钱给你的学生用。这样，别人才会接受。孟子当下拒绝这一百镒，学生便抗议说，老师你以前离开宋国时，别人送你七十金你接受了；离开薛国时，别人送你五十金你也接受了；今天离开齐国，别人送一百金你怎么不接受呢？如果以前接受是对的，那现在不接受就是错的；如果现在不接受是对的，那么，以前接受就是错的。孟子说，我都对，都没错。我离开宋国时，要去很远的地方，客人临走前接受主人赠送的盘缠，并不为过。我离开薛国的时候，外面正在打仗，他送我盘缠说，你可以雇几个保镖，保护你的安全，合情合理啊。我现在离开齐国，又不去很远的地方，只是回到鲁国；外面也没打仗，我何必接受馈赠？难道君子可以被钱收买吗？我们从孟子的行为可以知道孔子“无可无不可”的意思。学习儒家精神，不能只看字面，说要和孔子一样“无可无不可”。如果每次都是投机取巧，那就不是学孔子了。

学儒家，要知道行善是原则，如何行善是方法，方法一定要变通。只有这样，才能使原则得以实现。

【第285讲】#

《论语•微子第十八》第十章的原文是：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周公对鲁公说：“君子不会疏忽慢待他的亲族，不会让大臣抱怨没有受到重视。长期追随的属下如果没有严重过失，就不要开除他们。不要对一个人要求十全十美。”

这段话是周公对他的儿子伯禽所说。伯禽是鲁国的第一代国君，就是鲁公。周公告诉儿子为政的原则，也就是提示他治国方法。西周初年，姜太公的后代封在齐国，周公的后代封在鲁国。姜太公与周公两位大老就要研究一下怎样治理国家。周公说了，必须“尊尊亲亲”。尊尊，意思是要尊敬值得尊敬的人。值得尊敬的人不见得有本事，不见得有才华，但一定要有德行。尊尊其实就是要尊敬德行高的人。亲亲中的第二个字“亲”，是指亲戚，就是说，要亲近家族成员。可见，鲁国的治国原则是：做人要厚道，要有情义，要亲近家族的亲人。一家人就应该互相照顾，不要因为亲戚鲁钝便不理会，而另外用人才。与此不同，齐国任用贤能的人，则无论亲疏，只要有能力就会被任用。齐国的强盛与此密不可分。鲁国任用自己的亲人，德行高的人，所以鲁国不会强盛。春秋五霸哪里有鲁国？他们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但是，鲁国可以维持比较长久。齐国很强大，春秋五霸第一霸就是齐桓公，直到战国时代，齐国还是万乘之国。但是，齐君只传了二十四代就被篡位，国君被杀。篡位之后，还是叫齐国，但是血统变了。鲁国传了三十二世，比齐国足足多了八世，多了三分之一。

周公是周文王的儿子，姓姬，名旦，现在听起来觉得很好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孟子有一段解释，很有意思。他说，周武王上台六年就过世了，然后，他的弟弟周公辅佐武王的儿子成王治理天下。周公非常敬仰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政绩，决心要向他们学习。所以，他晚上不睡觉，研究以前天子如何治理国家，有了心得体会后，希望天快点亮，以便自己能好好做事、照顾百姓。称为“坐以待旦”。周公的名字与此有关，“旦”指的是白天。周公的原则是，第一重视亲族，第二重视大臣，第三“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首先要尊尊亲亲，同时不让大臣抱怨没有受到重视。很多大臣曾经功勋卓著，但是年纪大了，或者是人才更多了，或者是政策的重点改变了，他们就会抱怨不受重用。国家是由君臣合力治理的。所以，君主就要任用贤臣来辅佐。“故旧”是我们常常讲的亲朋故旧。过去长期追随的属下如果没犯严重的过失，就不要开除他们。这样才厚道。比如说，创立一家公司的时候，有几个老员工一起合作，后来他们真是老煳涂了，没做好。如何处置呢？开除，用新人，公司发展得好。如果这样，公司发展得再好，为人也有失厚道。照顾几个老人能花多少钱呢？依儒家的观点，人都有生病、衰老的时候，既然你希望自己年老时别人对我们好，那现在为什么不关照老人呢？

周公的这个原则不但适合鲁国，而且适合所有的人。所以《论语》中才要把这一段话记下来。最后一句更是我们平常做人处世要记得的。“无求备于一人”意思是，对一个人不要苛求十全十美，谁能没有缺点啊！

15卫灵公第十五

Wed, 18 Jun 2025 00:25:03 +0800

卫灵公第十五

【第229讲】#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二章的原文是：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漤矣。”

孔子在陈国没有粮食充饥，跟随他的人病倒了，没有办法起床。子路带着怒气来见孔子说：“君子也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走投无路时仍然坚持原则，换了是小人，就胡作非为了。”

这是对历史情况的真实描写。孔子带着学生周游列国，在陈、蔡两国之间曾经被围困过一段时间，非常狼狈。《庄子》里也多次提到这件事。当然，庄子对儒家走投无路的情况特别有兴趣，他说，儒家这么喜欢服务社会、贡献人群，结果别人不买帐，自己反而陷入困境。不过，庄子基本上还是很能理解孔子，其中有一篇写孔子被围困的时候，他的学生子路、子贡在外面采野菜，准备带回来充饥。他们一面采野菜，一面抱怨老师到底怎么回事呢？批评他的人没罪，要杀他的人没事，他居然还弹琴唱歌，实在是有一点不知道羞耻。颜渊听到了，心里很难受，就向老师报告说这两位同学认为老师莫名其妙。孔子说，把他们找来。然后，孔子告诉他们：“君子穷亦乐，通亦乐，所乐不在穷通，而在于道。”就是说，君子在穷困的时候快乐，在得意的时候也快乐，他的快乐不在于穷困，也不在于得意，而在于道，子路与子贡听了才觉悟。所以，我们常常强调，一定要安贫而乐道。有了道让我们内心快乐，才能不在意贫穷。子路与子贡听了之后，知道自己误会老师了，子路立刻拿起干戈，跳起武士之舞；子贡说，我们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啊。

这是庄子的手笔，在更可靠的资料《史记．孔子世家》中，有一段话也让人感动。孔子带着学生在路上，忽然想到《诗经》里有一句话“匪兕匪虎，率彼旷野”，意思是，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什么在旷野中跑来跑去呢？他把这句诗用在自己身上，就分别问三个学生，这诗是什么意思。第一个先问子路。子路当然知道老师讲的是他自己，孔子带着一群学生，他们既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在旷野中跑来跑去。子路说，真正的仁者，应该得到别人的肯定；真正的智者，应该有机会出来做官。孔子说，那我现在问你，伯夷、叔齐呢？微子呢？不是仁者、不是智者吗？得到重用了吗？都死得很惨啊。显然，子路不太理解孔子。他觉得，是不是老师需要自己反省一下。因为子路曾经很直接地问老师，哪里有君子像你这样走投无路的？孔子接着问第二个学生子贡。子贡说，老师你的道太高了，你降低标准，降格以求，把自己的理想讲得浅显一点，别人就能了解了。孔子答说，你叫我降低标准来迎合别人，君子可以这样做吗？他也不太满意。第三个就是颜渊了。颜渊说，老师，你的道是对的，别人不了解是别人的损失，你还是坚持你应该有的道，何必担心呢？孔子听了特别高兴，居然说“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就是说，颜家的这个年轻人啊，假如你发财，我给你当管家。这就是孔子。司马迁的手笔很生动，说明这三个学生常常争论，他们的性格、理解力和层次有差别。学生没吃东西，饿得起不来了，其中一定有颜渊，他身体一向不好。这时候，子路受不了了。很少有学生敢给老师脸色看，这时子路“愠”，生气的脸色就摆出来了，对老师说，君子也有这么穷困的吗？孔子说，君子遇到穷困的时候，坚持原则。君子固穷的“固”，意思是坚持，不是坚持要贫穷，而是贫穷的时候仍要坚持原则。这就是择善固执、绝不妥协。小人在穷困的时候往往胡作非为，先吃饱再说，不去考虑什么原则了。这一段很能表现儒家思想的特色。

司马迁又记载，孔子与弟子们在郑国附近走散了，学生找不到老师，老师也找不到学生。子贡见人就打听。有人告诉他，有一个人站在东门那里，长相特殊，但是像只丧家狗。子贡听到描述，觉得很像我们的老夫子，就跑过去找，果然是孔子，于是向孔子报告，刚才我向别人打听时，那人描述你的头脸手脚，但是最后总结说像个丧家狗。孔子说，说我像尧、像舜、像禹都无所谓，长相并不重要，说我像丧家狗，确实很像啊。这是幽默的话。哪里有人连这种幽默的话都听不懂，真的把孔子当成丧家狗？孔子是丧家狗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归人，每个人都是过客。不论买了多少房子，还是过客，终究要离开的。哪个人不是丧家狗？谁在这个世界上有家？能待多久？相反的，尽管孔子风尘仆仆周游列国，但他的心很安，他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样一个人，说他是丧家狗，其实不合适。如果只从一个角度与时代，看一个人不得志，颠沛流离，惶惶不可终日，就说这个人没有出息，没有发展的话，怕是无法看清历史。苏格拉底活了七十岁，被人诬告，被判死刑，喝毒酒死了。耶稣只活了三十三岁就被别人冤枉，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但是，有谁能否认他们的成就？释迦牟尼本来是王子，也没什么了不起，天下哪一国没有王子呢？但是，他出家了，当乞丐，托钵为生，创建了佛教。你能说他是乞丐吗？有谁比他更富足？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精神文明的创造者，用普通人的眼光来看，哪一个不是很可怜？他们真的可怜吗？大家还是先可怜自己吧。

君子是儒家的人格典型。孔子说“君子固穷”时，当然认为自己就是君子，他也希望学生们可以做到这一点。中国人之所以受人尊重，不就是儒家的君子理想所建构的吗？尤其在患难之中，一个人的生命特质与思想高度才能真切地显示出来。

【第230讲】#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三章的原文是：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孔子说：“赐，你以为我是广泛学习并且记住各种知识的人吗？”子贡回答说：“是啊，难道不是这样吗？”孔子说：“不是的，我用一个中心思想来贯穿所有的知识。”

“一以贯之”在〈里仁第四〉已经出现过了，“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子贡喜欢比较谁优谁劣，甚至把老师也比了进去。这篇就是证据。说一个人“多学而识之”不见得是正面的肯定，天天在图书馆看书，肯定学识很丰富；识之，“识”读音与用法同于“志”，意思是记下来，就是广泛学习之后，博闻强记。博闻强记是当老师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广泛地学习并记下来，怎么讲课呢？讲几句就查一下资料吗？有些人问我上课怎么不用电脑辅助呢？那多方便啊，一按就出来了。是很方便，但如果哪天上课上到一半，停电了、电脑坏了，怎么办？什么也讲不出来了吗？所以，有些细节必须要记下来。只要有心做，非成不可，再难的书也能背下来了。我讲课时经常提到一些西方的学者，其实我教西方哲学也教了很多年。很多西方哲学家的名字一出来，我就能说出他的生卒年，这没有什么技巧，多念几遍就会了。所以，多学而识之没什么稀奇。我以前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女地理老师，更是厉害。她上课的时候从来不看书，拿起笔一画，要画中国哪一省就是哪一省，要画世界哪一国就是哪一国，你打开书一对照，真的一样。我们给她取了个绰号，叫江山美人，并问她，老师你怎么那么厉害，闭着眼睛一画一个地图就出来了？她说，你们以为我是靠什么吃饭的？这叫专业，是应该做到的。那么，孔子是这样的人吗？当然不只如此。如果孔子仅仅是“多学而识之”，那就只是一个老教书匠，后世怎么会如此推崇他呢？显然，子贡在背后这样说过老师，这话传到了老师耳中。古时候，师生关系比较亲密，学生常常跑来问，哪个同学这样说你，你赞不赞成他的说法？所以，孔子很直接，上课上到一半就问，子贡，你认为我是多学而识之的人吗？子贡一听就知道有人告密了，有点下不了台，可是他还强辩说，是啊，难道不是吗？孔子说，不是的。我们今天看文言文的对答，觉得很文雅，我们的白话文也翻译得很客气。其实，孔子的口气很冲。他对子贡说，你乱讲！我不是你说的多学而识之，我是一以贯之。我的各种见解，我掌握的知识有一个中心思想贯穿起来成为系统。我们之所以说孔子是哲学家，就因为这句话。哲学家一定要有连贯的系统，思想构成体系。哲学家，就要了解人的生命。一定要清楚人生总是难免一死，生死的关系如何？要为什么理由而死。此外，应该如何与别人相处，这是人我关系。还有天人之际──天是一切的来源，我的生命也要归之于天，那天与我关系又为何？哲学家要把所学的知识连贯、整合起来，并且实践，力求做到知行合一。

所以，一贯，首先是思想一贯，第二是知行一贯，第三是天人一贯，第四是生死一贯。对儒家而言，这四个一贯都统一于“仁”的概念下。

当老师说了我是一以贯之后，如果子贡问何谓也？孔子就会进一步讲清楚。子贡很聪明，肯定明白老师的意图，但他没问，大概刚才被老师斥责了，心里有压力，不好意思了。

孔子觉得很可惜，想利用另一次上课的机会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就找到曾参。曾参比孔子小四十六岁，又比较鲁钝，孔子觉得这个学生一定不明白，会追问“何谓也”。结果，孔子又失败了。他问曾参，吾道一以贯之，本来希望得到的回答是“何谓也”，他就可以解释了。没想到，曾参居然说“唯”，是的。孔子反应很激烈，立刻离开了教室。同学们就问曾参，“何谓也”。这不是悲剧吗？结果，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已经讲了两个字“忠恕”，还说“而已矣”，这怎么是答案呢？我是“一以贯之”，忠恕两个字怎么去一以贯之呢？而且，忠恕讲的只是人我关系，属于知行一贯，没有包括其他三种关系。

这一章反映出孔门弟子的理解程度，而且孔子确实有自己的想法，学生并不了解。如果曾参所说的忠恕是标准答案的话，孔子为什么后来会说没有人了解他呢？这是最好的证据。

【第231讲】#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五章的原文是：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孔子说：“无所事事而治好天下的人，大概就是舜吧！他做了什么呢？只是以端庄恭敬的态度坐在王位上罢了。”

这里提到无为而治的概念。一般认为，无为而治是道家的专利。道家讲无为，但是，在无为后要加一句，无不为。也就是说，道家认为，宇宙有它的规律，社会的发展也是一样，所以，真正的领导者不需要刻意做什么事，否则，做了东边，西边出问题，左支右绌，不可能做得完美。不用主动做任何事，所有的一切自然就发生了。比如，我负责一个花园，刻意去选择某些花种，使花朵的颜色搭配起来很漂亮，但是，这不见得符合自然规则。相反，我把种子撒在花园里，该长什么就长什么，顺其自然，最后长出来的花反而非常漂亮。自然就是美啊！人为安排使花朵显示某种秩序，看久了会觉厌烦。它能显示这种秩序，就不能显示别的秩序，太死板了，不像自然风景，任何时候看，都有不同的味道。无为──我没有安排，无不为──该做的全部做完了。道家的无为而治，需要最高的智慧，只有将人才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使用，最高的统治者才能完全无为。老子举无为而治的时候，并没有特别举出某人的例子，因为一个国家本来就有自己的发展轨迹，何必一定要某人来治理呢？

儒家的无为而治强调德行，所以孔子以舜为例。天下人都知道，舜的德行很高。“正南面”是面向南方。在《易经》里面，南方代表光明。古人认为，国君面向南方，意味着向着光明治理百姓，让百姓进入光明的世界。“恭己”就是本身恭敬端庄。这两个字说明德行高。可见，儒家是德治，以道德来统治，最高领袖要有最高的道德，然后百姓就都上轨道了。就像〈为政第二〉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两段话都印证了，孔子主张人性向善。如果人性不是向善，国君再怎么恭己正南面，也不见得能够治理好天下，无为而治就落空了。无为而治说明，无所作为、无所事事，国家却治得很好；恭己正南面，说明君主德行很好，不需要特别做什么事就可以把国家治好，唯一的可能就是因为君主德行很高，乐于行善，老百姓看到就自然跟随了。不用拉拢老百姓，百姓内在的力量会驱使他跟随。孔子多次说过类似的话，如果在上位的人讲究礼仪，讲究道义，讲究诚信，四方的老百姓都会抱着孩子来追随。四方是指包括别国的百姓都来了，因为他们都是人，也都是人性向善。

我们也记得，“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做到敬与恭，就能四海之内皆兄弟，与别人相处没有问题。还有“德不孤，必有邻”，“必”字很重要，德行是不会孤单的，一定有人来支持你。因为人性向善，认识你的、不认识你的，看你行善都会来支持你。学习孔子的思想，如果没有理解人性向善的观念，很多内容都会变成死板的教条或信念，那就不是哲学了。我们讨论向善，很多朋友最大的担心是如果没有本心、本善，怎么会向善呢？的确，这个问题值得好好讨论分析。重点在于指出：只要我们是真诚的就够了，若当不真诚，就不是以人的身份来活动，而是以一般生物的角色在活动，在计较利害关系。如果真诚，那才是真正的人，这时行善的力量由内而发。这就是我们说“向善”而不说“本善”的理由。善一定要落实在行为上，没有行为，怎么会有善？如果善只是心中所想的，那何必真的去孝顺，真的去讲信用，真的去友爱呢？既然善是行为，就不能讲本来有什么善的行为，因为本来只是向善而已。

儒家讲人性向善的前提是真诚，真诚就有力量，力量就是“向”。当人不真诚的时候，根本没有本善、本恶的问题，只是个生物而已，只看利害关系。真诚，就要考虑我与他人的关系是否适当，我孝顺了吗？我友爱了吗？我讲诚信了吗？我讲道义了吗？这样才能把握孔子思想的精髓。

【第232讲】#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六章的原文是：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子张请教怎样可以行得通。孔子说：“说话真诚而守信，做事踏实而认真，即使到了南蛮、北狄这些外邦也可以行得通。说话不诚而无信，做事虚浮而草率，即使在自己的本乡本土，难道可以行得通吗？站的时候，好像看到这几个字排列在眼前，坐在车中，要好像看到这几个字展示在横木上，这样才能够行得通。”子张把这句话写在大衣带上。

本章最有趣的在于最后一句“子张书诸绅”。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书”字终于出现了，有人写字，而且是写在衣带上。那一定有像笔一样的物品，只是具体形状我们现在不是很清楚，据说发明毛笔的是秦始皇时代的大将军蒙恬。从子张的行为可以推测，其他学生也会把老师的话写在衣带上。大家各记各的，后来才汇集在一起，成为《论语》这本书。

这次，子张问，到外国去，到任何地方去，我应怎样待人接物、做事相处才能行得通？孔子就说了六个字──言忠信，行笃敬。说话真诚而守信。忠是自己负责，尽己之谓忠，我自己尽心尽力来自我反省；信是我履行诺言。行笃敬，做事认真而负责。能做到这些，就算到了蛮貊之邦，偏远落后的未开化民族地区，都可以行得通。

我们现在要在外国行得通，第一当然是学好英文了。那么，在古时候，是不是也要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呢？否则，连问路都不会。孔子不在乎这个，只要有善意就行。比如，两个人坐着船，在海上见面，就互相挥手致意。最早的时候，人们在海上用挥手来分辨敌人或朋友。挥手表示手里是空的，没有拿武器，也没有暗器，请对方放心。假如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与别人语言不通，还能和别人相处吗？当然可以，最好的语言就是微笑。所以，是否行得通，和语言关系不是很大，关键是履行自己的诺言。我在一九九七年只身到荷兰去教书，就以“言忠信，行笃敬”为信条。我这样讲，绝对不是对荷兰不尊敬，把它当做蛮貊之邦。我觉得，连蛮貊之邦都行得通，何况荷兰这个先进国家呢？人生往往需要从头开始的机会，否则，会被过去的习惯、形象压得喘不过气来，有时想改善，别人并不接受，甚至说我们看你长大的，你再改也改不了。所以，来到新的地方恰恰是个机会，重新开始，自我修练。到了新地方，与别人都是第一次见面，想给别人留下好印象，那就好好修行吧。

所以，我和别人说话的时候，特别注意听自己怎么说，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要真诚而守信。我还留意自己的行为。练习让自己分离开来，其实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看自己。一面和别人说话，一面检讨我这话说出来别人能理解吗？如果对方的表情看起来有点迷惑，我就马上举个例子，多加几句说明。否则就会造成沟通困难。做事亦同，通常我们很主观，会把从小养成的习惯搬到一个新地方去，心里想，我们家乡都是这样做，为什么在这边不行？其实，我们应该入乡随俗。否则，在国际化的社交中很容易产生矛盾。比如，很多人学英文都学过，荷兰那一套，Go Dutch，意思是各付各的帐。在荷兰，不用说这句话，几个朋友、同事说喝咖啡去，千万不要以为提议者会请客，依然是大家各付各的。荷兰人特别节俭，尤其在吃喝上一点也不浪费。有个笑话说，怎么判断海面上的船是不是荷兰人的呢？如果船后面没有海鸥在飞，那一定是荷兰的船。因为荷兰人很节俭，绝不会有剩下的食物给海鸥的。所以，海鸥一看到荷兰国旗，就知道没有食物，扭头就飞走了。

所以，在任何地方都要记得“言忠信，行笃敬”，否则，就是在自己家乡也行不通。

【第233讲】#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八章的原文是：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孔子说：“可以同他谈话却不去同他谈话，这样就错过了人才；不可以同他谈话却去同他谈话，这样就浪费了言词。明智的人既不错过人才，也不浪费言词。”

这段话的重点是说话。人与人交往，就靠说话互相理解，但问题是和谁说话？要怎么说话？又要说什么话？孔子在这里特别强调明智。如果可以和他谈话，却没有谈，就错过了人才。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朋友，事后觉得当时没有珍惜相处的机会。人在社会上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彼此来往都有一些矜持，总觉得，我的身份是什么，我怎么好意思老和别人说话呢？或者我怎么能主动和别人说话呢？年轻人反而不太在意这个。我们年轻的时候参加学术会议，见到有名的学者、长辈，一到休息的时间就蜂拥而上，前去请教。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德国学者到我们大学访问。八十几岁的老教授是某个学派的重要代表，我们曾经用过他的书作教科书。所以，我对他非常崇敬，赶快把我的英文著作送给他。外国人有时候很直接，他说，请你不要送我书了，我没有时间看。是啊，他八十几岁了，眼睛也不好，再怎么伟大的学说，他也没办法消化了。如果你看了他的书，发现了什么问题，向他请教，也要先弄清楚他的记忆力好不好。他写书的时候四十几岁，现在隔了四十几年了。你再问他，您在哪一本书上写的什么怎么样。我写过吗？什么时候？四十几年前！太难为他了。所以，对于前辈学者，真正要接触的是他的书、他的思想。像孟子所说的一样，如果没有办法亲自向一个学者请教，那就私淑诸人。我私底下去学习、去改善我自己。

孟子讲学习方法时说过，隔了好几代之后，我们研究、揣摩前辈留下的书或资料，也是一种学习方法。学生与老师不一定直接见面，更没必要对一个人过度崇拜。比如，我自己休闲的时候最喜欢听音乐，而且只听某几位西方歌手。有一次，我早年最喜欢的歌手到台湾开演唱会。我非常喜欢她的歌，任何时候听到她的歌声，我都会停下来几秒钟，心里想，多幸福啊，能听这么好的歌。于是有朋友邀请我去听演唱会，我婉拒了。因为那个时候，歌手已经七十一岁了，我怎么可能去听一位七十一岁的老太太唱情歌？她最精彩的曲目是她四十几岁的时候演唱的情歌，非常动人。但是，饶了她吧，那么大年纪还要全世界巡回演唱，恐怕现场只会让人觉得失望。对于我喜欢的歌手，他的唱片我一定买来听，但是他本人，还是让彼此活在各自的世界吧。所以喜欢一个人，就设法去选择他最擅长、最杰出的地方来欣赏、来学习，不一定要和他本人有所接触。孟子说，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学习与结交，那就“尚友古人”，往上与古人做朋友。我们虽无法见到古人，通过读书、了解他的事迹、想像当时的情况，仍可以和他做朋友。孔子则提醒我们，对人要注意，可以同他说话，而没有说话，错过了人才，会让人感到遗憾。

再则没有必要与他说话的人，却和他说了半天，浪费了言词。比如，有个人很好学，跑来找我。他其实有自己的意见，我怎么说都无法改变他，他只是希望得到我的认同罢了。曾经有一个年轻人跑来跟我说，傅教授你赞不赞成我们恢复穿汉代的服装？我说，这不太适合吧。他就开始讲服装多么重要，日本学了唐朝的，有和服，我们中国人就要恢复汉朝的，比你日本还早了几百年。既然你讲求时间早晚的话，那为什么不穿春秋时代的服装呢？按照这个逻辑，穿原始时代的服装最好了。你怎么证明汉朝的服装最适合现代呢？汉服做一套要好几万，谁穿得起？我向他说明我的看法，他认为我太不重视文化了。其实，他不知道，文化分三个层次，有器物层次，就是衣食住行的需要；还有制度层次，就是礼仪、法律等等；最上面是理念层次，这才是精华。如果只关注器物层面，那怎么不恢复坐马车呢？我和他谈了半个小时，才发现完全是浪费力气。其实我们根本不用讨论，他说希望恢复汉服。我说，好吧，你尽量去努力提倡吧。他要我支持，不可能。后来，他就公开批评我说曾经和我讨论要恢复汉朝的服装，我说那为什么不坐马车呢？好像我很顽固，不可理喻。我们今天学儒家，学孔子，并非从头到尾都打扮得像孔子一样，头脑中的思想才重要。决定一个人价值的，不是外在的服装，而是理念。

孔子说，真正明智的人既不会错过人才，也不会浪费言词。这太难做到了。我们说话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交浅言深不行，第一次见面，就对别人说起祖宗三代，对方心中会感到惊吓。当然交情很深了，还讳莫如深也不好。我有一个好朋友，要出国教书了，却没告诉我。我反而从别人那儿听到消息，问他，他才讲，我心里就有点不舒服。尽管这个朋友做事很谨慎，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不愿意说，但是，这件事也太见外了吧！所以，有时候，该不该说话，说到什么程度，确实很不容易判断。

【第234讲】#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九章的内容是：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孔子说：“有志者与行仁者不会为了活命而背弃人生理想，却肯牺牲生命来成全人生理想。”

这段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现在用的成语“杀身成仁”就出自这里，而孟子后来发挥的时候，说“舍生取义”。我们要特别分辨一下这两句成语。杀身成仁用的是身体的身；舍生取义用的是生命的生。孔子说，志士、仁人这两种人的目标应该是相同。志士是有志于行仁的人；仁人是正在行仁的人。他们不会为了活命，而牺牲了仁。仁指的是人生的理想。仁有三个层次：人之性、人之道、人之成。我这一生的目的就是要成就仁这个理想，即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此时，牺牲不是放弃、不是损失，而是获得、完成。因为人性向善，行善正好满足了人性最根本的要求。这一章可以作为儒家最基本的标志。

读《论语》与读别的经典相同，只要看到生死之事就要特别用心。因为生命只有一次，人死不能复生，怎么可以随便谈到死呢？既然谈到死，就要清楚地告诉我理由何在。何谓仁？何谓义？值得我牺牲生命吗？后代很多人把仁义界定为某些具体的行动。比如，做到国君的要求，就是仁义。但是，国君所言未必都对，很多国君为了自己的利益，要求属下忠诚。文天祥的〈正气歌〉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正气的意思是天地有正气。孔子很少谈到气，孟子讲浩然之气。正气的说法显然是受孟子的影响。中国人讲的气，是一种无形可见的精神力量，精神上的原则。所以，气可以与精神状态配合。气是无形可见的，但是又充满各处。它至大至刚，直养而无害，充塞于天地之间。天地之间有正气，其实是说，一个人如果行得正，坦坦荡荡，在天地之间到处都畅行无阻，走得通。

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说舍生取义。作为儒家代表的荀子也有类似的说法，“君子畏患而不避义死”，君子害怕灾难，但是从来不逃避为义而死。只要是儒家，就无法回避这个问题。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什么叫儒家。儒家至少有以下几点共同主张：第一，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君子。第二，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君子。人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仁与不仁而已，要择其一当然是仁了。也就是说，有可能性还不够，还要有强制性。第三，当一个人成为君子，一定会影响或者帮助别人也成为君子。因为当我们行仁时，不能脱离与某些人的相互关系。我们把善界定为我与别人适当关系的实践，原因就在这里。比如舜，他想做个好儿子，一定会影响父母；他努力做个好哥哥，一定会影响弟弟。如果父母完全不受影响，那只能说明儿子的孝顺没有感动父母；如果弟弟完全没有受影响，那只能说明哥哥没有尽到责任。《易传》的困卦提到“君子以致命遂志”，我牺牲生命来完成我的志向。可见，只要是儒家经典，没有例外，都会为了仁义，代表人格完成的目标，来牺牲生命。而这时候的牺牲，其实是完成。这一章就是一个开端，影响后面整个儒家思想。如果不能了解生命的目的在于成就生命向善的要求，止于至善，就不足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第235讲】#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十章的内容是：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贡请教怎样走上人生正途。孔子说：“工人想要做好他的工作，一定要先磨利他的器具。你住在一个国家，要侍奉大夫之中贤良卓越的，并且要结交士人之中努力行仁的。”

之前，颜渊问仁、仲弓问仁、司马牛问仁；而这一次，子贡请教为仁。仁前面加一个为，说明子贡知道仁是一种行动，不是一个名词，是动态，不是静态，需要做选择。孔子先用个比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人要把工作做好，要先磨利工具。这是事实。法国一位名厨做的菜好极了，别人说，你做的菜真好。他说我做菜完全靠这几把快刀，我这几把刀磨得很利，没有这几把刀的话，怎么可能把菜做好呢？你说萝卜切丝，切了半天，变成萝卜块了。菜要做得精致，必须有几把快刀才行。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引申一下，讲一点有趣的事。《庄子》里有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非常精彩。庖丁就是厨房的工人，专门负责杀牛。一般听到杀牛，会觉得血淋淋，太可怕了。但是，他宰牛的时候，牛一点也不觉得痛苦，旁边看的人觉得，他的动作像舞蹈，宰牛的声音像演奏音乐。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呢？庖丁说，起初的三年，我所看到的是一整只牛，不知道该怎么下刀；现在我宰了十九年，牛在我眼前只是骨架而已。就是说，我杀牛杀久了以后，仿佛练就出可以透视的眼睛，一眼就看到牛的骨架，而忽略了血肉。所以，我下刀的时候，刀子轻轻一动就行了。我这把刀用了十九年了，依然好像刚刚从磨刀房磨出来的。一般的厨师每个月换一把刀，因为他用刀砍骨头；好厨师一年换一把刀，因为他用刀割肉。

我这把刀用了十九年，完好如初。因为牛那么大，骨头与骨头之间有很多缝隙，我用这么薄、没有厚度的刀进入这么宽的骨缝里面，真是游刃有余啊。所以只需要稍稍一动，就把牛解开了，牛还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做任何事情，都要记得工具的重要性。每一个行业的人都有自己的工具。比如说，电脑我是外行，忙得没时间学，看到有些人精通电脑，我真羡慕。他把所有教材做成档案，上课的时候一按，与所讲的内容完全配合。我有一位老师，上课铃一响他进教室，开始讲课，最后一句话讲完下课铃正好响。他不像有的老师，提早讲完了，只好东拉西扯找个故事来拖时间；要不然就是讲不完了，下课铃响了，同学们别走，听我把故事讲完，这样太不够水准了。那么，这位老师是怎么做到的呢？他每天在家里对着镜子，拿着码表练习，所以上课时，说话节奏、前后逻辑都井井有条，简直就是表演艺术。其实，这还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接着，孔子建议子贡，如果想要走上人生正路的话，在任何国家都要记得，近朱者赤──这是好的；近墨者黑──这是不好的。所以，大夫中的贤者，谁比较杰出，谁比较卓越，就多亲近他们。与好的大夫、好的士交朋友，这才是相辅相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如果只靠自己走上人生正路，那比较困难，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与正在努力走上人生正路的人交往，就好像走了一条捷径，工具得手，效果自然就好了。

孔子回答子贡的时候，知道子贡是个人才，将来可能去做官，就给他举了这样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也知道，交朋友其实是双方的事，我们选择朋友，也被朋友选择。有时我们选择的好人不理会我们，坏朋友却找上门来。要记住，交朋友的时候，无友不如己者，不要交与自己志趣不相似的朋友，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彼此理想不同，最好少接触。所以，交朋友的时候，要先打听。古代社会对于人的风评比较公开，孔子到了卫国，就打听公叔文子这个人如何？他真的是不言、不笑、不取吗？

在读书人中，要找仁者为友。仁者就是行仁者，而不是已经完成仁的。因为孔子自谓：“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孔子没有见过仁者，他自己都说自己岂敢。读书人的目标就是要行仁，与他们做朋友，目标一致，这不是为仁最好的方法吗？

【第236讲】#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十二章很短：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意思是：

孔子说：“一个人不做长远的考虑，一定会有很快就来到的烦恼。”

“远、近”是就时间上相对来说的。其实，长远考虑是一个习惯。眼前的问题是过去没有长远考虑留下来的；今天若没有长远考虑，将来又会有今天没有考虑所造成的结果。所以，人生应该做整体的规划。

老子说：“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一个人轻易承诺别人，很少能够守信，因为你没有远虑，没有考虑清楚。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这个毛病，朋友要我做什么，没问题，结果真的要做的时候才发现很难，最终没做成，别人就责怪我。我答应了别人，他就不再找其他人帮忙了；如果我一开始说自己做不到，他就会找其他人帮忙，我也不失面子。谁规定我一定要随时候教，任何时候都要把别人的事情做好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要面对。多易必多难的意思是，如果把事情看得很容易，将来就会出现很多困难。所以，做任何事一定要谨慎，不要以为它那么容易。任何事都可能出现困难，如果很容易别人不就自己做了吗？关于远虑与近忧，我们可以找出很多例子。比如，健康问题。哪个人中年之后的健康问题不是年轻时造成的后果呢？年轻时不注意饮食、不注意运动、不注意休闲，中年之后就来要债了。父母把你生下来都很健康，为什么中年之后毛病那么多呢？身体方面的问题往往是自己造成的。一个人每天运动，就说明他有远虑，他不会将来再拼命找医生帮忙。如果人没有恒心，不愿意花时间游泳、运动。既然没有远虑，近忧就来了，花钱看医生吧。身体方面的事如此，别的方面不也一样吗？我们说，书到用时方恨少，也是因为过去没有远虑，等用的时候才发现近忧，眼前的麻烦来了。哪一个人不希望在碰到问题的时候胸有成竹？但是，胸有成竹不是天生的，需要提前下工夫准备。可见，身、心各方面莫不是如此。

我常常答应别人去演讲，每次上台之前，就会想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个下午的时间本来要睡午觉的，因为很爽快答应了别人演讲，只好不睡午觉去准备了。人都有惰性。开始答应别人的时候，心里想还早，三个月之后、半年之后有什么关系呢？一定可以从容准备。可是，任何事情要做好、做到很完美，都是没有极限的。而且，演讲没有准备，就是浪费别人的时间，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我曾经在美国上学，真是很苦，因为用英文与别人竞争，功力先打对折了，根本是不公平的竞争。那时，学校要求考法文和德文，而且要在两年之内考完。念英文已经很辛苦了，还要考法文、德文。怎么办？既然来了，只好拼命，苦不堪言。两种考试，在美国本土每三个月有一次全国统一测验，各系自己规定合格标准。我们系属于人文方面，要求特别高，考法文满分七百五十分，六百分算及格，德文也一样。我大学时代学过法文，所以准备了三个月，一考，六百四十分，过了。德文从来没学过，就开始自修，借了一本用英文写的德文教科书，四百多页，三个月之内学完，去考试，考了五百九十分，差十分。我很不甘心。结果，有一个老师给我出了一个主意，现在想起来，实在不高明。他建议我去和所长说，五百九十跟六百差不多，能不能算通过？他如果不同意，就与他商量，既然需要两种外语，能不能把中文算做一种呢？我很天真，就跑去找所长。结果，外国人真是一板一眼，他说，五百九十就不是六百，六百才能过；而中文是你的母语，怎么能算外语呢？这话很有道理。我立刻知难而退，再去念了三个月，然后考过了。我想以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不要想太多，做就对了。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是希望大家做长远的考虑，做任何决定之前，都要想想将来的后果。如果不能承担将来的后果，就先不要答应。一旦上了这条船，就一路往前走，不要再回头，更不要抱怨。最后走出了一条路，就是人生。我们学习儒家，要把其心得变成对整个人生的指导。

【第237讲】#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的第十五章原文是：

08泰伯第八

Wed, 18 Jun 2025 00:25:01 +0800

泰伯第八

【第120讲】#

《论语•泰伯第八》第二章，原文：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意思是：

孔子说：“一味谦恭而没有礼的节制就会流于劳倦，一味谨慎而没有礼的节制就会显得畏缩，只知勇敢行事而没有礼的节制就会制造乱局，只知直言无隐而没有礼的节制就会尖刻伤人。政治领袖对待亲族厚道，百姓就会渐渐走上人生正途；他们不遗弃过去的友人，百姓就不会刻薄无情。”

这段话的内容显然要分两部分来分析。

第一部分是孔子指出，四种德行都需要用“礼”来约束。四种德行，一是恭，谦恭；二是慎，谨慎；三是勇，勇敢；四是直，直爽；四者皆是优点，但若没有礼来加以节制，其后果恐怕不堪设想。所以要记得，做好事很好，有心做就做吧，但是如果不知礼，不知分寸，可能会弄巧成拙。比如说，一味的谦恭，无论什么事情包揽过来“服其劳”，而没有礼的节制，最终会使自己非常劳累，苦不堪言。所以，还是每个人都履行自己的职责和行为规范比较好。再者，谨慎而没有礼的节制，就会显得畏缩；若有礼加以节制，该做就做，便不会畏首畏尾。第三，只有勇敢，也会有缺失，最后变成是制造乱局。我们常常说“群众的年龄只有十三岁”，因为一个人不敢做的事，一群人就敢做了，大家互相壮胆，到最后制造乱局。所以，勇敢与制造乱局经常一起出现。第四，“直”本来是好事，直爽、直言无隐。但如果一味的“直”而没有礼的约束，就变成刻薄伤人了。

即令是善行，没有礼的约束，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人活在世界上，必须要知道规范。《礼记》里提到“乐不可极，乐极则生悲”。一个人快乐过头，就可能发生悲剧。我们经常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报导，说是几个朋友去庆祝生日，酒喝多了，然后开车回家发生车祸。这就是乐极生悲。此外，不能放纵欲望，“欲不可纵，纵欲则伤身”。若纵欲，就会伤害自己的身体。所以，人生最难的就是如何约束自己。古希腊时代后期，西方有一个哲学流派称为“享乐主义”，有时候也翻译成“快乐主义”。一般人听到享乐、快乐，会很惊讶，快乐也能当哲学？那谁不会呢！但是，当明白享乐主义最后的结论时，没有人不感到讶异：真正的快乐是温和的自我节制。比如，吃饭吃得很饱很饱，会使肠胃不舒服，自我加以节制，吃个七分饱刚刚好。真正的快乐，不是说乐一次却带来半年苦，那未免太惨，凭什么能称为快乐主义呢？快乐后面带来痛苦，不是自找麻烦吗？真正的快乐是稳定地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

孔子接着说：政治领袖对待亲族厚道，百姓就会渐渐走上人生正途。因为政治领袖在高处具有领导作用，老百姓仰望政治领袖对待亲戚朋友宽厚的风范，渐渐受了熏陶，社会风气就会变得比较敦厚了。周朝初年，封了两个大国，一个是鲁国，另一个是齐国。鲁国封给周公的儿子，齐国封给了姜太公。周公与姜太公两位国之重臣在一起聊天，姜太公先问周公，你如何治理鲁国？周公说：“尊尊亲亲”。尊敬值得尊敬的人，亲近自己的家族成员。听到“尊尊亲亲”四个字，我们就知道，鲁国人比较厚道，讲究的是长幼尊卑、亲戚血缘的关系。但是，谈厚道，国家就不大可能强盛，因为人才如果不是同族、同宗的，便不一定会任用。鲁国从来没有成为强国，其根本原因就是立国政策是“尊尊亲亲”。相反的，齐国的姜太公说，自己的原则是“举贤而尚功”。推举杰出人才，崇尚有功劳的人。所以，在齐国，有能力的人就能出人头地。这也是齐桓公能够首先在春秋时代称霸的原因。直到战国时代，战国七雄中还有齐国。周公说“尊尊亲亲”后，姜太公便说鲁国从此衰弱了，恐怕一直都不会强盛。而姜太公讲完“举贤而尚功”之后，周公说齐国后世必有劫杀之君。何谓“劫杀之君”呢？就是后代当国君的，一定有人被劫杀。劫就是抢劫，杀就是杀害。果然，齐国传到二十四世，就被篡位，国名未变，但是国君的血统已不同，不再是姜太公这一家人了。而鲁国一代一代传下来，直到三十二世。这说明，立国精神决定了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

孔子提到的“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与鲁国的传统有关，他所追求的是和谐的社会风气。不遗弃亲朋故旧，百姓就不会刻薄无情。政治人物如果一旦当官，就把过去的亲朋好友、学生统统丢在一边。老百姓看他只追求个人成就，毫不念旧情，也会跟他学，社会风气当然不好！这也是后世骂《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奸”的原因。曹操上台后，公告天下，不仁不孝没关系，只有能够治国用兵，就加以任用。如此一来，道德品质有问题的人照样得到重用，造成魏晋时代整个社会风气的不堪。

本章前半段提示大家如果不用礼来约束，好事也会变成坏事，说明人的生命需要规范；后半段则说明政治领袖要注意上行下效的作用，这是落实于实际政治的观察。

【第121讲】#

《论语•泰伯第八》第六章和第七章都是曾子说的话，所以我们一起介绍：

曾子曰：“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曾子说：“可以把年少的孤儿讬给他照顾，可以把国家的命脉交给他负责，遇到重大关节也不放弃操守，这种人称得上是君子吗？这种人就是君子呀！”

本章中曾子提到了三个重点。第一，讬六尺之孤。这让人联想起戏剧《赵氏孤儿》的故事，可以把孤儿托付给他照顾。第二，可以把国家的命脉交给他负责。第三，他遇到重大关节，不会放弃操守。这种人可以称为君子吗？不用问也知道，当然可以了。曾参是孔子的学生，比孔子小四十六岁，在《论语》里面，只有他与有子(有若)经常被称为“子”。曾参的父亲也是孔子的学生，名叫曾皙，也就是曾点。爸爸并没被尊称为曾子，儿子反而成了曾子。“子”字放在名字后面代表此人是老师，是先生；放在名字前面则没有特别意义，比如子游、子夏、子路、子贡、子张，只是名字而已。曾子为什么被称为“子”呢？因为他的学生很多，其中有几位负责编辑《论语》，自然就在提到老师的时候，把曾参写成曾子了。这是古时候的规矩，也是《论语》中收录了不少曾子语录的原因。

我们学《论语》，是要学习孔子的思想。对于其中孔子学生所说的话，则要多加思考，学生并不代表孔子，他们讲的不见得都正确。但是，曾参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念起来会让人觉得很有气魄。难怪曾参后来也成为儒家的重要学者，孟子不但经常提到曾参，而且特别强调曾参在国家中居于帝王老师的位置。这样说来，他在教导后学方面也应该很有成就。曾参说，做君子需要达到三个条件。但这三条件其实十分相似。“讬六尺之孤”和“寄百里之命”，这两者关联密切。为何把“六尺之孤”加以托付呢？为何把“国家命脉”加以交托，一定是出事了。把孩子托付给你，把国家命脉请你负责，将来让他再得到应有的位置，这二个使命可不容易。至于“临大节而不可夺也”，遇到重大的关节，也不放弃自我的志向。这与前面两者也可以联系起来。如此说来君子好像只适合做“忠臣”。曾参论述君子的范围似乎稍窄了一点。

孔子讲君子的角度，相较起来宽泛许多。他喜欢强调君子应该具有的德行，比如，他提到子产有四个方面达到君子的要求：“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四方面，分别对自己、对国君、对百姓而言。从这些方面来谈君子，比较完整。

还记得曾参的“吾日三省吾身”吗？这也是讲自己与别人的关系。“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也着眼于个人与他人的关系。难怪曾参总结孔子的一贯之道时，用了两个字，“忠恕”。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都是立足于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其实，孔子讲一贯之道的时候，绝对不仅仅停留在人我之间。他的一贯之道是可以为道而牺牲的，生死之间、天人之际都得以贯穿。

【第122讲】#

《论语．泰伯第八》第七章。原文：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上面提过，曾参把老师的一贯之道理解为“忠恕”。我们特别强调这个答案并不正确。本章所言为曾子晚年，融会贯通后的理解，这才是标准答案。曾子说：

“读书人不能没有恢弘的气度与刚毅的性格，因为他承担重任而且路途遥远。以行仁为自己的责任，这个担子还不重吗？直到死的时候才停下脚步，这个路程还不够遥远吗？”

答案显而易见。什么是孔子的一贯之道？当然是“仁”。只有把行仁当作自己的责任，才会到死才能停止。这说明，就是“仁”字，可以从生到死，一以贯之。

在孔门弟子中，曾参的资质不是特别好，但是他非常用功。孔子曾用“鲁”字来形容他，意思是鲁钝，反应慢。上课的时候，别人全听懂了；他没听懂，要多看几遍才行，但是这样的学生有个优点，就是往往比较用功。反之，像宰我那样聪明的学生，就很调皮，白天睡觉不学习，提问题时存心捣蛋，弄得孔子对他真是既喜欢又讨厌。

曾参的这段话讲得非常好。“士”是指读书人。读书所学为何？当然是希望立志，树立高尚的目标与理想，所以要有恢弘的气度、刚毅的性格，否则就不能坚持下去。因为任重道远啊！这个成语就出自本章。“任重”是因为行仁的责任很重；“道远”是要坚持到死为止。把行仁与死相联系，才会明白什么是一贯之道。

我们应该对曾参表示尊敬。他年轻的时候，并未完全理解孔子之道，所以将老师的思想概括为“忠恕”。而上面这段话显然是他晚年说的，那时候他大概已经四、五十岁了，人生阅历比较丰富，书也念得多，才真正了解了孔子的一贯之道，所以特别强调“仁”。从文献记载来看，孔子的学生很少主动说要行仁，大部分都问什么是仁？或者某某人合乎仁的标准吗？某某人做得如何？本章显然是曾参晚年的心得。我个人认为，这才是正确的答案。

《孟子》对曾参也非常推崇，认为曾参后来成为鲁国的国家象征。提到鲁国，就会想到曾参。因为曾参的学问好，德行也好。这是他日积月累的结果。一般认为，曾参把《孝经》、《大学》两部经典传及后世，他对儒学的贡献是很大的。

【第123讲】#

《论语•泰伯第八》第八章的内容：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孔子说：“启发上进的意志要靠读诗，具备处世的条件要靠学礼，达成教化的目标要靠习乐。”

诗、礼、乐都是古代传下来的，自有传统。周公制礼作乐，灿然完备；诗本是民间流传的歌谣，官府采集之后并加以整理。兴，振兴，意思是开始、启发上进的意志。孔子提到诗的时候，最常用的就是“兴”这个字。我们在后面会看到，孔子劝学生念诗时说：“二三子何莫学夫诗？”同学们为什么不学诗呢？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首先提到的就是“兴”。何以诗与“兴”有关系呢？前面提过，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思无邪”。“思无邪”是说一切都出于真诚的情感。所以《诗经》的内容绝对不是谈思想，不是谈哲学，而是文学性的。文学作品一定要出于真诚的情感。我们读《诗经》时，就会感受到，诗篇中非常真诚地表达出人类共同的情感，在困难中的、在欢乐中的、谈恋爱的、思念的。只有真诚能够引发真诚。人年轻的时候多半都很有理想，总觉得自己可以为社会、为国家，甚至为人类好好做一番事业，但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发现自己越来越受限制，最后只能安于现状，渐渐忘记曾经有过纯洁高尚的理想，可是，一读《诗经》就会发现又找到了从前那种上进的意志。所以，孔子说，我们要经常阅读《诗经》。

第二，“立于礼”。在古代，礼包括各种具体的行为规范。《仪礼》一书就说明人际来往的各种礼仪。比如：射箭有礼仪、同乡人喝酒有礼仪，更不要说婚丧嫁娶了。人在社会上立身处事就要立于礼。孔子说自己“三十而立”也是立于礼。也就是说，学会礼仪规范之后，与别人来往就能掌握分寸。当然，以当今社会而言就要包括法在内了，因为法是把礼的某些具体要求作出明文规定，违法就得受惩罚。礼比法更积极，礼引导人如何与他人相处，鼓励人与别人创建适当的关系；法律则是禁止、约束人的不当行为。人活在社会上，如果守法而重礼，就不会有太大问题了。

第三，“成于乐”。音乐最能够沟通、协调人际情感。社会发展最终要看音乐教化的程度。人活在世上短短几十年，不管生在什么地方、哪一个国家，大家都希望好好过日子。好好过日子，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音乐。所以，古代往往根据一个国家流行的音乐，来判断这个社会的情况。如果流行的音乐非常和谐，那么，这个社会自然充满人性的温暖；相反，流行的音乐紧张压抑，国家的状况恐怕不好了。音乐反映了人的心声，把内心的复杂情绪用音乐表达出来。

再进一步分析这三句话。古代有所谓的“五经”，不同的教育收到不同的效果。如果强调诗，就是所谓的诗的教化，结果就是“温柔敦厚，诗教也”。一个社会强调诗教的话，大部分人都会怀着真诚的情感沟通交流，使得大家性情温柔敦厚，民风自然淳朴了。不过，温柔敦厚固然很好，但过头了就是愚笨，就容易上当受骗。“恭俭庄敬，礼教也。”如果一个社会推行礼仪、礼节又重视礼貌，社会风气就会恭俭庄敬。恭就是严肃、认真、谦恭；俭就是节俭，能够自我约束；庄就是庄重；敬就是认真。这几个字的字义很接近，意思是说，在社会上推行礼教，每一个人便都会有分寸，人与人相处更没有问题，整个社会就能正常运转。乐教是最后一步。“广博易良，乐教也。”广的意思是每一个人都心胸开阔；博代表博厚，可以包容一切；易就是和善；良是指善良。“广博易良”就是乐教。在音乐流行的地方，大家都其乐融融。以孔子为例，这一天如果哭过，他就不再唱歌。显然，唱歌是欢乐的事，我们开心的时候才会唱歌，通过音乐和别人交流情感有时远远胜过言语。一首歌的歌词如果写得好，胜过千言万语；而且很多时候，音乐旋律就能打动人心。

我喜欢听一些西方男高音歌剧家演唱的歌曲，说实在，歌词其实完全听不懂。我曾经听到波伽利唱的一些意大利歌谣，很喜欢。于是，趁着在荷兰教书的时候，找了位意大利学者学意大利文。把我最喜欢的一首歌的歌词给他看，请他翻译几句。结果，他看了半天说，太难翻译了。我想，连意大利的学者都很难翻译的歌词，我得学多久才能看懂啊！于是放弃了。老老实实把自己的母语学好，就足以表达一个人内心所有的情感了。

这一章虽然只有九个字，但却把人的一生、把社会的建构做了清楚扼要的说明，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第124讲】#

《论语•泰伯第八》第十一章的内容：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意思是：

孔子说：“即使一个人才华卓越有如周公，如果他既骄傲又吝啬，其他部分也就不值得欣赏了。”

我们都知道，孔子最崇拜的人是周公。他甚至曾经因为长期没有梦见周公而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老了，以至于好像忘记了年轻时的崇高理想。本章孔子以周公作为比喻，他说周公的才华是没有问题的。“美”表示值得欣赏。周公这样一个人，任何人看了都觉得了不起，是个人才，但是如果他既骄且吝，就没有什么值得欣赏了。骄傲是说以自我为中心，才华越高，越给别人压力，越不肯替别人服务，反而处处和别人计较。吝啬就是舍不得，东西不愿让别人来分享。其实，一个人有才华，就应该贡献于社会。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聪明才智越高者，应该为越多人服务。这话很有道理。聪明人不要只为自己谋利益，不要把别人当作竞争对手，而要为更多人服务。西方中世纪末期有一种观念，认为在宗教里要避免七大死罪，换句话说，要避免七种罪过。后来拍成电影，英文叫Seven，中文翻译成《火线追缉令》。电影里面有一个人，他根据七大死罪谋杀了七个人。这七大死罪里面，第一个就是骄傲；然后是嫉妒、愤怒、懒惰、贪吃、好色、贪财。后面三样是食、色、财，人沉迷在物质欲望里，整天吃喝玩乐，当然不值得欣赏。嫉妒是发现别人比我好，就在背后中伤他。愤怒也是一种罪过。孔子就曾强调说，不要乱发脾气，因为人生气的时候往往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正所谓“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懒惰也是一种罪过，整天什么事都不做，好逸恶劳，这也不对。基督宗教的七宗罪中，排在首位的就是骄傲，此一宗教认为，人是上帝所造，如果人认为自己了不起，就是对上帝不敬，忘记了自己本来是被造的，只是一个来自于尘土，最后又回归于尘土的人。西方人在葬礼上，一定会说六个字：“尘归尘，土归土。”人这一生不管如何努力，达到何等成就，最后终归是结束，所以人应该有一颗谦虚的心。今天有机会做这件事，不代表自己比别人优秀，只是有机会而已。那就尽量做，把它做好；如果我们不做，会有别人做，这世上没有非谁不可的事。孔子强调，一个人不论才华再高，如果带着骄傲气息，便不值得敬佩。一个人才华高，应该感激父母、祖先；表现得好，应该感激后天所受的教育使自己能够得到好机会可以学习、成长，所以应该怀着感恩的心。

吝啬就是小器，看到别人有问题，自己分明会，却不愿意帮忙。有些人可以不骄傲，却不容易避免吝啬。比如，上学时，如果同学有问题，我都帮忙解答，结果恐怕是自己没有时间温习功课了。我给别人讲解的都是我会的；而我不会的，没有时间做准备，功课反而受影响。在学校里，这样的人就算没考出很好的成绩，同学们也还是非常欢迎他。因为他大方，把自己的心得与同学分享。功课、考试、升学是一时的，做人处事、交朋友是一辈子的，究竟要如何选择呢？我们当然都希望两者兼顾了，就是功课又好，人缘也不错。不过这很难实现。

这里强调的是，人不要骄傲，不要吝啬，不要一切才华只为自己。我们教书的时候，常常感叹，许许多多成绩好的学生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他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成就，是自己努力得到的，是应得的。这样的学生进入社会后，最后可以归纳为四个字“自私自利”，什么事情都只为自己着想。他在社会上也许有所发展，但是很难与别人合作，更别说与别人分享成就了。这种人除非有机会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否则一身才华只能说是浪费了。人应该互相珍惜、互相欣赏。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如果正好有能力，也有机会，就应该设法帮忙。千万不要骄傲看不起别人，或者吝啬舍不得分享。再好的才华，只放在自己身上，用处也有限，到最后只能制造更多的人际隔阂与误会。越有成就，就越被他人讨厌。

儒家思想从来都是把个人成就与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以个人成绩带动周围的人一起发展。这就是儒家的人文主义，一种基本的社会关怀精神。

【第125讲】#

《论语•泰伯第八》第十三章：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孔子说：“以坚定的信心热爱学习，为了完成人生理想可以牺牲生命。不前往危险的国家，也不住在混乱的国家，天下上轨道就出来做事，不上轨道就隐居起来。国家上轨道时，要以贫穷与卑微为可耻。国家不上轨道时，要以富有与高位为可耻。”

这段话的内涵相当丰富。开头就是很精彩的八个字“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我们读书时，只要看到“死”字，就要特别留心，因为古人说话，最严重的莫过于死亡。这句话表现出孔子最根本的关怀。笃信好学，以坚定的信心热爱学习。我们常常说，“书到用时方恨少”，到了要用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念的书太少了。平常念书，不能计较将来要怎么用它，有很多书，念的时候就念了，并不知道何年何月会用到，但若心存观望，想等用到时再来准备就来不及了。所以，学习中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心，每天学一点新东西，去应对周围的挑战。人活着很容易，但是要了解为什么活着，如何活，那是很大的挑战。“守死善道”是说为了完成人生理想，可以牺牲生命。“道”与“死”放在一起的情况我们以前也见过。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早上了解了人生的理想何在，就算当晚要死也无妨；即便来不及把“道”付诸实践，也没有关系，因为心已经走上了正确的路。“守死善道”强调无论如何都要把人生理想加以实现，为之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牺牲生命有时候就是完成生命。我们都知道，死亡这件事“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有的很重，像泰山一样，这样的死很值得，比如说为国家而牺牲奉献，为个人理想而一生不悔；有的则轻如鸿毛。所以，我们要珍惜生命，不能轻易放弃。

再接着的是很有名的八个字：“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一个国家如果陷入危险或混乱，那就不要前往，更别谈居住在其中了。当然，也有人质疑儒家都不去危邦、乱邦，那谁来救这个国家呢？这个问题很好。国家一切正常，儒家去有什么用呢？危邦、乱邦才需要有人去加以匡正。但问题的关键是有没有机会和能力把危邦导正，使乱邦稳定？古代的政治与今天不同。那时是封建社会，有人生下来就是贵族，有机会也有权利参与政治。普通读书人到危邦、乱邦去，根本发挥不了作用，有时候只是白白牺牲了。儒家思想是说，一定要珍惜生命，好好活下来，等待机会再实现抱负。

《庄子》很喜欢拿孔子开玩笑。其中有一段故事与孔子的这段话有关：颜渊学习颇有成就，于是想到卫国去帮忙。孔子问，你为什么要去呢？他说，老师不是教我们：医生的门前一定有很多病人，我既然掌握了医术，理当要到有病人的地方才能发挥我的能力；国家混乱，我正好可以把它治理好。孔子就劝颜渊多想想，别冒险，万一牺牲生命的话，不是很可惜吗？庄子故意开玩笑说儒家不是主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吗？可是颜渊却想去乱邦！我们学习《论语》，还应参考别的学派的观点，要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问题。

接着孔子明确提出，天下上轨道时就出来做事，不上轨道时就隐居起来。这也是儒家明哲保身的办法。因为如果身处乱世，很可能会白白牺牲。比如，在魏晋时代，天下大乱，史书上留下了六个字“名士少有全者”，就是说，有名望的读书人很少能够保全性命，得到善终的。这六个字太可怕了，当时的情形，名士们往往因为站错了队，跟错了人，就在动荡的政局中成为牺牲品。孔子特别提到两种可耻的行为。第一种是国家上轨道时，如果贫贱，那就是可耻。显而易见，国家上轨道，读书人有本事有能力，就应该把能力表现出来，贡献于社会，得到富贵。如果这个时候依然贫贱，应该反省自己功夫不佳，学识不足，能力有缺陷，以致于不受重用。可见，儒家并不反对富贵，因为追求富贵是人的正常欲望。反之，若国家不上轨道却得到富贵，那也是可耻的。因为在国家混乱动荡、党派斗争非常复杂的时候，只有随波逐流、沆瀣一气、妥协退让、不坚持原则的人才会得着富贵。例如，五代时的“不倒翁”冯道，他历经四朝均官至宰相。有人说他了不起，任何人当政他都屹立不倒，享受荣华富贵。但是读书人会觉得，这样的人格有问题，太没有原则了。所以，我们要牢记在国家上轨道的时候去追求功名富贵，因为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应该有机会凭能力出头；但是，在国家不上轨道的时候，就要收敛锋芒，安于贫贱。关键在于如何判断国家是否上轨道？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要用二分法把“有道”、“无道”看做截然分明的两极，而要当作趋势──国家正走向有道，或正走向无道。

我们从这段话中可以学到孔子的处世态度，并用以指导我们安排自己的出处进退。

【第126讲】#

《论语•泰伯第八》第十六章的内容是：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孔子说：“狂妄而不直爽，愚昧而不忠厚，无能而不守信，这些人啊，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孔子在《论语》里面曾经两次说，有些人真是莫名其妙，让我看不懂。这就是其中的一次。孔子的意思是，一个人有什么缺点，就对应有什么优点，反之亦然。所以，每个人经过长期观察，都差不多，因为优点、缺点往往互相抵消了。

“狂而不直”，狂妄而不直爽。一般来说，狂妄的人比较直爽，没有太多心机。可是有些人很狂妄，却不直爽，处处耍心机，搞点小动作，这就很奇怪了。换言之孔子认为有狂妄的缺点，但如果能直爽，也算有一个优点，勉强可以接受。第二种人是愚昧而不忠厚。一般而言，笨的人就比较忠厚。但是，孔子说有些人明明很愚昧，但是居然不忠厚！那对他真是毫无办法了。第三种人是无能还不守信。照理说，无能之人应该比较讲信用，答应的事情会努力做到。孔子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就老老实实信守诺言。如果没有能力，又不守信，别人怎么跟他交往呢？所以孔子很无奈地说，“吾不知之矣”，我简直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孔子很少这样说的，因为作为一个老师，他很喜欢给别人各种建议，没有保留地回答各种问题。可是，如果碰到这三种人，就是想帮忙也帮不上。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的。他说，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西方人认为性格是天生的，命运是后天的，人这一生会有什么遭遇往往通过性格就能看出来。这样的说法有根据，但是我们并不赞成。如果性格会决定命运，一个人何必努力呢？反正性格生下来就定了，那这一生的遭遇也等于决定了！这成了宿命论，对人的自由是很大的挑战。什么是性格呢？我一直强调，它包括两方面，一为性向，是天生的；一为风格，是后天培养的。西方有一位哲学家，叫怀德海。他说，教育就是风格的培养。这句话在西方非常流行。人为什么要受教育？就是为了创建自己做人处世的风格。比如一个单位的主管，会对员工有什么要求？有些人说，要求守时；有些人说，要求工作时全力以赴，每一个人的答案都可能不同。假设一个主管什么都要求，那就没有人与他合作了。因为没有人能够面面俱到。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都是长官要求什么，下属尽量配合去做罢了。人接受教育，就是要培养价值观，学会辨别主次之分，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自己做人处事的风格。

宋朝学者非常喜欢讨论人为什么要读书，归根究柢就是四个字“变化气质”。人生下来都有气质，这个气质本身是中性的，不好，也不坏。气质指的是一些趋向，比如对事物的好恶。但气质并非永远不变，因为它毕竟与个人的具体欲望及要求有关，而且，只有变化之后，才能提升，变成一种精神方面的表现。变化气质与培养风格是一样的，就是经过教育的琢磨设法使人改善，发挥性格的优点，并且慢慢地消减缺点。所以，书读得越多，修养越好，最终将成为君子。

在这一章中，孔子特别提出非常不理想的情况，对于那些浑身缺点的人，孔子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确，老师教书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难教的学生，因为他们不知道自我反省。像孔子这样的人都经常自我反省，著名的孔门弟子曾参也因自我反省而知名，可以说，自我反省是人生修养的第一课。孟子说遇到任何事情“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遇到不顺利，比如说，言语发生冲突了，做事遇到阻碍了，或是别人对我产生误会、不谅解，都要先自我反省，看看是不是自己有问题。果真能如此自我要求，便每天都有机会修正、提升自己，两三年下来，整个人就完全不同了。所以，古时候，贵族子弟进学校，三年就要考核一次，相当于进大学三年后进行测验，看学习者各方面的能力、才华，或者品德是否达到标准。孔子教学也是这样，他希望学生三年学成能够成为人才。成为人才也许只需要三年，而人格的渐趋完美则需要一辈子的努力。

【第127讲】#

《论语•泰伯第八》第十七章很简短：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16季氏第十六

Wed, 18 Jun 2025 00:24:58 +0800

季氏第十六

【第252讲】#

《论语•季氏第十六》第一章很长，讨论的是政治，分析社会、国家应该怎么发展。原文很长，我们分两段来念：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

季氏准备攻打颛臾，冉有与子路一起来见孔子说：“季氏准备对颛臾用兵了。”“事”就是要作战了。孔子说：“求，难道这不该责怪你吗？颛臾，古代君主让他主持东蒙山的祭祀，并且其领地在鲁国境内，是鲁国的附庸藩属，为什么要攻打他呢？”“求”就是冉有，他在季氏家担任总管，子路则负责军事事务，所以两个人一起来见孔子，报告说，我们的上司季氏要对鲁国境内的一个小国──我们称为藩属──动兵了。结果孔子就怪冉有。冉有说：“是季孙想要这么做的，我们两个做臣下的都不赞同。”冉有找借口把责任推给了老板，说是老板要做的，我们没办法。所以，孔子以前说过，这两个学生是职业臣子，叫“具臣”，不是大臣。真正的大臣以正道来服侍国君，行不通就辞职；他们两个行不通仍然继续留任，所以孔子对他们有不少批评。

孔子说：“求，周任说过一句话：‘能够贡献力量才去就任职位，做不到的人就下台。’这句话今天还是有效，你能够贡献力量、有专长、有能力、可以完成任务，你再去做这件事；做不到，就换别人做，国家的事情不能耽误。”

然后，孔子继续说：“看到盲者遇到危险而不去保护，快要摔倒而不去扶持，那么这样的助手又有什么用呢？”这句话实在有些刺耳，把季氏的大家族领头季孙比作盲人，需要别人扶持。不过，有些政治领袖真的与盲者差不多，需要贤能的大臣来扶持。即便是唐太宗，如果没有魏征，也很难想像他的表现。至于冉有与子路这样的臣下，连君上遇到危险时都不扶持，这样的臣子又有何用？

孔子接着说：“你的话真是错了。老虎与野牛逃出了栅栏，龟壳与美玉在柜子里毁坏了，这是谁的过失呢？”古时候，犀牛与老虎很多，所以，大家谈话时自然会用这些东西做比喻了。老虎与犀牛逃出了栅栏，这是谁的责任呢？你们做臣子的应该事先把栅栏修好，确实关锁住老虎与犀牛。龟壳和美玉藏在柜子里面，毁坏了谁负责？是你们没有保护好！最终，冉有终于说出了真话：“眼前这个颛臾城墙牢固，而且离季氏的采邑费地很近，现在不占据它，将来一定会给子孙留下后患。”看来，季氏想得很远，他大概也听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既然颛臾离我们的属地很近，那就先把它拿下来，我们的城池将来才能保得住，子孙也可以过得安稳。听到冉有的狡辩，孔子发表了一段长长的议论，陈述了一个基本的政治主张。原文是：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孔子说：“求，君子讨厌那种不说自己贪心而一定要找借口的人。”一方面批评了冉有，同时也批评了季孙，他不说自己贪心，反倒说是为子孙着想。“我听说，诸侯与大夫不担心人民贫穷，只担心财富不均；不担心人口太少，只担心社会不安。因为如果财富平均，便无所谓贫穷；人民和谐相处，就不会觉得人少；社会安定，就不会倾危。能做到这样，远方的人如果还不顺服，就致力于礼乐教化，使他们自动来归，然后就要安顿他们。现在由与求二人辅助季孙，远方的人不顺服却没有办法让他们自动来归，国家分崩离析却没有办法保全，反而想在国境内发动战争，我恐怕季孙所忧虑的不在颛臾，而在鲁君呀。”

这段话的内容确实精彩。孔子深刻指出，社会贫穷是一回事，但贫富不均才是问题。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能杜绝贫富不均的现象。有钱人也是努力辛苦挣钱的，他们的成功也推动了社会发展。但是，一个社会一定要想办法缩小贫富差距，否则，贫富不均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动乱。西方有这么一句话：“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穷得没有鞋子，那就和你打烂仗了，反正你穿着鞋子怕弄脏啊。到了这个地步，富人有财富也不能享用，社会怎么能安定呢？只要大家平均一点，就不会出现大问题了。“修文德以来之”才是重点。提高文化水准和个人的品德修养，让远方的人来顺服，这是上策。随便就动手打仗，绝对是下下之策。“墙”指的是屏墙，比如国君在堂上，他面前常常会有屏墙。“萧”本来作“肃”，意思是肃穆的、严肃的。“萧墙之内”，在那个严肃的屏墙后面的是鲁君。尽管当时季孙与孟氏、叔氏执掌鲁国大权，但是鲁君仍然保有名分。所以孔子说，我想季孙所担心的不是颛臾，而是鲁君──关键时刻鲁君可能会动手，挑起内战。

【第253讲】#

《论语•季氏第十六》第四章大家都很熟悉。它的原文是：

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孔子说：“三种朋友有益，三种朋友有害。与正直的人为友、与诚信的人为友、与见多识广的人为友，那是有益的；与装腔作势的人为友、与刻意讨好的人为友、与巧言善辩的人为友，那是有害的。”

交友并不是完全可以由我们自己做主。同学、同乡，甚至一起出去旅游的人都可能成为朋友。所以，朋友是各种机遇促成的，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见面不相识”。“缘”就是条件，但是，认识之后如何选择，则可以自己掌握，并且应该由自己掌握。孔子这里所说有益的、有害的朋友，是就一般情况进行的大致分析。

三种朋友有益。第一种是“友直”。“直”在《论语》里，意思是真诚而正直。若只强调正直，则难免给人压力，一见面就如同看到法官，所以除了正直还加上真诚感情，就可以协调了。朋友之间一定要真诚，不用多说客套话，也不必说假话，我们有过失，朋友会直接指出；朋友有过失，我们也要真诚坦白地告诉他，并好好引导他。这种朋友像镜子一样，让我们看到自己性格上、做人处世上，甚至言语表达上的缺点，这样才能有过就改。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们的成长会更为迅速。第二种有益的朋友是“友谅”。“谅”本来是指诚信。朋友讲诚信就是好朋友。但是，我觉得不妨再加一个小注解，“谅”也可以理解为体谅。就是说，朋友看到我们的做为，能加以体谅。比如说，管仲做过很多莫名其妙的事，鲍叔牙就很体谅他。虽然，在古代，“谅”主要是指诚信，但是，如果把现代的意思加上去，让它显得更充实，也未尝不可。第三种有益的朋友是“友多闻”。这当然很好了。大家在一起聊天时，任何事情他都能讲出道理来，因为他博学多闻，什么都知道。这样可以增加知识，也可以增加生活的趣味。否则，聊着聊着，好像没话说了，因为想说的话大家都听过了。这时候，只好找人讲笑话，让大家开心一下。所以，我有一个朋友专门背笑话，每次聚会，他都讲十几个笑话给大家听。所以，他一来，大家就放心了，绝无冷场。这也算是一种“友多闻”吧！

另外，还有三种朋友有害。第一种是“便辟”，就是装腔作势。有些人喜欢装腔作势的朋友，和这种人在一起，排场很大，说话痛快，只要有他在，仿佛天下无难事。第二种损友是刻意讨好，不够真诚与正直，所以说话就委婉柔顺。第三种是巧言善辩。这种人说出来的话也很好听，好像很有学问，但他并不是真的懂道理，而是自己瞎猜的、乱编的，颠倒黑白是非，把事情说得很像一回事，其实未必如此。

如果有两个朋友，一个真诚而正直，很尽责任，和他相处的候难免觉得有点儿压力；而另外一个则善于用言语刻意讨好。你喜欢哪一个？有些人会喜欢后者，“友善柔”，很好相处；因为和“友直”的在一起会有压力。但是，如果没有压力，人会进步吗？我们常说的“良师益友”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把“良师”与“益友”放在一起呢？老师是前辈，在许多方面可以给我指导。那么益友呢？我们与朋友相处的机会显然要比和老师相处的机会多多了。如果这个朋友正直、真诚，会对我们帮助很大。相反的，刻意讨好的、说话动听的，不能帮助我们进步，反而使我们安于现状。显然，“友直”之人才是我们生命的助力。再如，有两个朋友，一个是“友谅”，很诚信，说话算话；另一个装腔作势，说话夸张不可靠，虽然听起来好像气魄很大。我就遇到过后者。无论什么事，都包揽在他身上，自谓能做这个、做那个，最后都没有下文了。后来，我接受了教训，再遇到这样的人，我听听笑笑，就算了，谢谢好意；还是交个“友谅”的朋友吧。又如，有两个朋友，一个是“友多闻”，什么事情都了解得很彻底，喜欢翻查百科全书；另一个是巧言善辩，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把许多事情说得很热闹，很有趣，听完之后，什么都没有。我们当然希望能够交到“友多闻”这样的朋友。

我们在分辨益友、损友时，一定要记得先问自己，我们自己属于哪一类？益友呢，还是损友？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想交到好朋友，就应该使自己先成为益友，让别人愿意与我们交往。这才是孔子的真正用意。

【第254讲】#

《论语•季氏第十六》第五章的原文是：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

孔子说：“三种快乐有益，三种快乐有害。以得到礼乐的调节为乐，以诉说别人的优点为乐，以结交许多良友为乐，那是有益的；以骄傲自满为乐，以纵情游荡为乐，以饮食欢聚为乐，那是有害的。”

这一章与上一章的“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类似。此处讲的是快乐，有的快乐有益，有的快乐有害。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有害的快乐蛮有吸引力的，所以，我们先看三种有害的快乐。

第一种，以骄傲自满为乐。骄傲自满有什么可快乐的？与别人在一起时，吹嘘、自夸，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别人都很羡慕，这不是以骄傲自满为乐吗？就好像孟子笔下有一妻一妾而处世的那位齐人。他每日出门到坟墓区，看到有人祭拜祖先准备的酒、肉，就向他们乞讨，吃饱喝足了回家，“骄其妻妾”，对自己的家人骄傲的夸耀说自己与哪些大人物来往。对他这个没用的人而言，只有在这个时候，骄傲自满的他才觉得快乐，其实很可怜。这是有害的快乐，会妨碍人进步。第二种是纵情游荡的快乐。我这一生，只去过一次赌城，不是著名的拉斯维加斯，而是加州的一座小赌城，叫做“Lake Tahoe”。人在里面，很难把持住自己，大多纵情游荡，不到钱输光绝不出来。因为总有一种幻想，觉得下一把就会被幸运之神眷顾。到了赌城，花花绿绿的好不热闹，的确很有吸引力，偶一为之便罢，若常常去，甚至沉溺于此，还有什么志向可说呢？第三种有害的快乐是饮食欢聚。就是吃喝，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每隔几天，原班人马聚会一次。年轻人经常有这样的活动。我在年轻时也一样，当时觉得很有趣。满桌菜肴，不用费脑筋就有人帮忙准备好，每道菜的口味都不同，当然吃得很高兴了。但是，现在我发现它真的有害，对身体有害。年龄大了，身体因过度饮食出了毛病，怪谁呢？只能怪自己。

三种有益的快乐又是什么呢？这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第一种，“乐节礼乐”，用礼来调节人我关系，用音乐来调节自己的情绪，并因而觉得快乐。与别人来往的时候，要有礼仪、礼节、礼貌，保持适当的分寸。欣赏音乐会让人愉悦，而且，这种快乐对别人不会产生压力；对自己而言，能体会到生命的深刻意义。第二种快乐不容易做到，是“乐道人之善”，乐于诉说别人的优点。通常，我们会喋喋不休地谈论别人的缺点。现在要开始改变，说别人的优点了，并且要以此为乐，津津乐道。以诉说别人的优点为乐的人，心胸会越来越开阔。我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年轻时，有个同学被误会做了一件坏事。二十几年后，有一个从国外回来的朋友问我，那个被误会的人是否真的做了这件事？我说，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做这事；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做了，同学们都是猜测而已，他因此受了很多委屈。没想到，国外回来的朋友把我的话告诉了那个被冤枉的同学。他因此对我很感激。本来，我们也不太来往，此后，他见到我就很友善，我又多了一个朋友。可见，讲别人优点，或者替别人“辩冤白谤”，辩明他的冤屈，是很好的事。如果有人在背后替我辩护，说我不是坏人，说我做了什么好事，大家想想看，我会怎么对他？当然是感激涕零了。同样的，如果在背后讲别人的好话，别人知道了，就会觉得你是个真朋友。因为，只有朋友才会在背后替你辩护，不是朋友的人何必出头呢？第三种是“乐多贤友”，乐于结交优秀的朋友。“贤”是杰出。如果我有很多杰出的朋友，向别人说起时自己也感到“与有荣焉”！但是，要结交杰出的朋友，首先要问自己：我够不够杰出呢？杰出的人愿意把我们当朋友，一定也是有某种判断，至少认为我们和他相差不算太远。所以，结交杰出的朋友，代表自己也是努力向上的，因此朋友看得起我们，认为还有机会提升，所以愿意和我们交往。天下没有便宜事，交了很多杰出的朋友，但自己偏偏不杰出，那别人不是被我们拖累了吗？不过，朋友们并驾齐驱，不见得都是一个标准，有些人有德行，有些人有才华，有些人有智慧，有些人有能力，总之，各有所长，互有启发。

我们要明白，有害的快乐对人的诱惑很大，要设法排除、化解；而有益的快乐，则需要配合某些修养与觉悟。

【第255讲】#

《论语•季氏第十六》第六章的原文是：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孔子说：“与君子相处要注意三种过失：不到该说话的时候就说了，叫做急躁；到了该说话的时候不说，叫做隐瞒；没有看他的脸色反应就说了，叫做眼瞎。”

这段话讨论的是“说话”问题。首先，谁是君子？在这里，君子是指德行、地位、年龄、辈分比自己高的人，所以前面用了“侍”字。与长辈或是前辈在一起时，说话要特别小心，不要犯三种过失。人与人之间来往，总是要说话的，就算是长官，也要与周围的朋友、学生、司机等等说话。说话的时候，晚辈要遵守规矩。

首先，不该说话时说话，称为急躁。有些年轻人的个性很急，他要说话时忍不住，一定要别人都停下来听他说。其实，他的话也不是非说不可。我年轻时也有这种毛病，想到什么事情，怕忘记了，希望赶快说；或者，别人已经谈完了一件事，我才想到自己有话要说，就打断别人插话。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太没修养了。人的一张口要管好，非常不容易。《易经》有个卦叫做颐卦，卦象就是一张口张开来，上下两个阳爻，中间四个阴爻。阴爻是空的，所以，一张口张开来，准备吃东西了。这一卦特别提到，要谨慎说话，节制饮食。颐卦的特别之处在于六爻中有三爻为凶。在《易经》中，大概只有四五个卦是这样的。这就要多多小心了。凶代表重大的困难。所以，谈到张口，就应该谨慎，不要急躁。第二种情况则到了另一个极端：该说话的时候不说，就是隐瞒。比如，我们来自不同的单位，你那个单位出了一点事，我们聊天，该你说了，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说。别人就觉得你隐瞒了，太不坦诚了，尤其是，如果长辈问话，还不回答，那就大错特错了。第三种更有趣了，没有看别人的脸色就说话，叫做瞎子。我们应该知道长辈现在脸色不好，那就别提他不喜欢的事情。《论语》中多次提到要察言观色。这绝不是虚伪。儒家一向强调，言语要表达心声，即“言为心声”。但是，说话时，还是要看对方能否听懂或接受，否则，即便说的都是真话，都是事实，别人听不进去也白费。也有可能是，别人还没有准备好听这些事。结果，我们说了之后，对方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说，就算讲的是真理，又有什么用呢？很多时候，说话需要判断──是说话的时机吗？该说什么话？孔子在这里尤其强调判断。儒家固然讲究真诚，但是，如果没有适当的判断，如何显得出真诚来呢？表达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真诚是基础，要说真话。但是，如何表达是艺术。说话的艺术是要讲究的，有些人说话时，听者并没有压力，但是却很清楚地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做。另一些人说话，会给听者带来很大的压力，令人越听越烦，即使明知对方所言甚是，仍不乐意听从！所以，说话别人能听懂，之后还愿意接受及实践，那就是高明的艺术了。

我们学习儒家，一方面固然要知道把握其根本，真诚使行善的力量由内而发；另一方面，要学会方法。一般来说，方法就是礼和法律，就是守法而重礼的原则。所以，年轻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自我修养。如果说话恰到好处，这个年轻人就是个人才了，因为他说话得体。说话得体，反映出人的细心，也反映出他的耐心。孔子有个学生，闵子骞。孔子说，这个人平常不说话，一说话就很中肯。中肯就是讲的是关键的地方。如果说了半天，别人都不知道重点何在，那有什么意思呢？有时候，别人会问我们对某件事的看法。比如，最近有几位国学大师过世了，人家就问，你怎么看他们？我没有研究过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专业也不是我的研究领域，我怎么可能有什么意见呢？我的意见又有什么价值呢？所以，在这种时候，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恭喜他高寿──活了九十几岁当然是高寿了；其他的意见，我没有。人活在世界上，每个人各尽其力即可。他们都忠于岗位，认真研究、教书，培养了很多好学生。但是，哪个老师不是这样呢？只是每个人的岗位不同罢了，有人教小学，有人教中学，有人教大学。不能认为只有教大学，当教授的才是良师。很多人教小学一辈子，认真勤勉，也培养出很多人才。

掌握说话的艺术，确实很不容易。我们和别人来往，除了说话，还有行为。而孔子就提醒我们：“敏于事而慎于言。”

【第256讲】#

《论语•季氏第十六》第七章的原文是：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孔子说：“要成为君子必须有三点戒惕：年轻时血气还未稳定，应该戒惕的是好色；到了壮年血气正当旺盛，应该戒惕的是好斗；到了老年血气已经衰弱，应该戒惕的是贪求。”

本章谈的“君子”指的是“立志成为君子的人”。如果已经是君子了，何必戒这个、戒那个呢？在《论语》中，很多词都要理解为“正在进行式”。人有血气，就有本能的冲动与欲望，就会带来相应的问题。

年轻时，正在成长，血气未定，很容易受到诱惑，甚至朝三暮四、想东想西的。孔子建议，这时候不要好色。为什么？因为美色让人眼花撩乱，怎么能把持得住呢？人到了壮年，血气方刚。这时，在社会上往往要分出高下，谁能继续往上走，谁只能留在原地踏步，竞争十分激烈。那就要小心，不要好斗，与别人争来争去。到了老年，血气衰了之后，缺乏安全感，于是贪得无厌，抓得越多越好。孔子的这三句话是对人的生命做了全盘的观察，说明人活在世界上，不论少年、中年、老年，每个阶段都要特别小心。可见，孔子确实是一位哲学家，他对人生的经验进行了全面的反省，没有错过或忽略任何细节。

本章展示了人性的问题，说明了人性的确不可能本善。如果人性是善的，怎么还会有好色、好斗、好得这些血气带来的缺点？至于如何避免这些过失呢？儒家认为，一定要从真诚开始。孔子之后一百多年，孟子扛起了儒家的大旗。孟子去见齐宣王，谈了几次之后，齐宣王对孟子很佩服，于是就坦白对孟子说：寡人有疾。说实话，千古之下，我们应该肯定齐宣王。从来没有一个国家领袖会对学者说：我有毛病，病得还很严重。什么病呢？三个毛病：寡人好色、寡人好勇、寡人好货。也就是好色、好斗、贪财。孔子本来只是说，人生的三个阶段，要小心三种毛病。结果，齐宣王同时有这三个毛病，真的很严重。孟子说，大王好色吗？那要知道天下人都好色，如果让国家外无旷男，内无怨女，不就行了吗？不要只是自己一人好色，并到处去找美女；而要让老百姓都男有分、女有归，每一个人都有适当的归宿。大王好勇吗？其实，勇分两种，一种是小勇，一种是大勇。身为大王，要哪一种呢？小勇就是，在路上有人瞪了我一眼，我立刻拔刀喝斥你还瞪我吗？这和地痞流氓有什么差别？国君应该学周文王、周武王的大勇，一发怒、一生气，坏人灭亡了，天下安定了，这是大勇。如果喜欢的是大勇，恐怕老百姓还担心大王喜欢得不够呢。大王喜欢发财吗？那看看《诗经》中的一首诗特别提到，周朝的粮食充足，外出的人带着很多干粮，在家的人仓库里面很多食物。如果真的想发财，最好是藏富于民。把财富藏在百姓家里，国君还怕没钱吗？

本章很真实地反映出人生的状态，提醒我们绝对不要松懈。人一松懈，就可能发生错误，将来再后悔都来不及了。孔子的学生曾参，在生命快结束的时候，引用了《诗经》“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可见，人这一生都要谨慎行事，自我修养。因为“不上则下，不进则退”，不真诚、不往上走的话，血气带来的问题就拖着人往下堕落。有缺点的人生是客观的现实，孔子所面对的是真实的生命，普遍的人性。

【第257讲】#

《论语•季氏第十六》第八章的原文是：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孔子说：“要成为君子，必须敬畏以下三者：敬畏天赋使命，敬畏政治领袖，敬畏圣人的言论。至于小人，不了解天赋使命而不敬畏，奉承讨好政治领袖，轻慢侮辱圣人的言论。”

人活在世界上一定要有所敬畏，否则就会肆无忌惮，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但是，应该敬畏什么呢？孔子明确提出三点，首先是天命。我们都记得，孔子曾经说“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所有人的共性。真诚的力量由内而发，要求自己主动行善，最终止于至善。第二是各人不同的特殊情况。以孔子来说，他的天命就以他的才华、他的学问来照顾百姓。孔子的天命是他的自我选择。他认为，自己就应该以这种方式来实现自我。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处境来选择，应该往哪里走，要怎么样做某些事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其次，敬畏大人。“大人”是指政治领袖。也许有人会问，后来孟子不是说“说大人则藐之”吗？我要和政治领袖说话，要劝他一些事情，应该先看轻他。孔子为什么说敬畏大人呢？从心理学的角度说，越尊重一个人，他就越尊重自己；相反，别人既然不尊重他，他凭什么尊重自己呢？政治领袖做错了一件事，受害的是百姓。所以，出于为百姓着想的目的，我们宁可尊敬政治领袖，以便他好好照顾百姓。最后，还要敬畏圣人的言论。圣人是指古代的圣贤，他们留下的言论是他们的心得，我们也许还没有这样的修行，缺乏这样的理解，更谈不上这样的境界，看看圣人的言论就知道应该如何取法。

至于小人，可以对照来看。第一，小人不知道什么是天命，更不知道怎么去敬畏。他活在世界上，只是追求利益，有好处就做，根本没有原则，更没有什么好担心害怕的，只要不被逮到就好了。第二，小人对于政治领袖是“狎大人”。“狎”是亲昵、亲热的意思。就是说，小人设法拉关系，走后门，与政治人物交往热络，这样他才能得到各种方便的机会。第三，小人对圣人的言论是侮辱的态度，说圣人算什么，有什么了不起，还不同样是人？一个人有所敬畏，就会有效法的楷模。比如，我尊敬一位伟人，自然就会效法他。如果我谁都不敬畏，会去效法谁呢？那就只能顺着生物本能，所谓的动物性去发展了。有所敬畏，才会有所约束。人生要追求快乐，但是，快乐是分层次的。如果只追求衣食住行这种简单的、低层次的享乐，快乐就会因重复而乏味。好比第一次吃大餐的时候觉得美味无比，但如果每天都这样吃，就受不了了。只有孔子的快乐才会持续不断。他敬畏天命，所以有一种使命感由内而发，永无止境。不管处在任何境地，总感觉到生命的动力，一直往上提升，像是火箭飞到空中，燃料箱燃尽即剥离掉，再继续飞。换句话说，只有把那些用完的，较低层次的燃油或者材料去掉，才能飞得更快。等到了太空中，不需要太费力，就可以绕行了。

庄子曾经说，一条鱼在水里，不能离开水，变成大鹏鸟之后需要空气，但是如果飞到九万里那么高，就连空气也不在乎了，因为空气在它下方。所以，天空中，老鹰飞的时候不用拍翅膀，称为翱翔。小麻雀要上树，就得拼命拍翅膀。我们羡慕哪一种呢？老鹰或者大鹏鸟并不是生下来就如此的。尤其在庄子笔下，要从鱼变成鸟，再往上飞，才能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儒家也认为，人生没有不经修养就可以享受的快乐。而那些生物性的快乐，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儒家对政治领袖是尊重的，并没有随便批评，但是，如果他没做好，孔子也不会轻易放过他。我们看看孔子对季康子所说的话就明白了，很直接。你说盗贼很多吗？你本身没有欲望的话，怎么会有盗贼呢？归根究柢是你自己没做好。可见，孔子对政治领袖不是一味地敬畏，也不是一味地批评。很多人常常讲，知识份子天生就是要批评的。这话基本上没错，但是要看情况而定。对于已经很努力的人，却抱持非批评不可的态度，那可能对人是个打击。恐怕以后真正需要批评时，对方已经不在乎了。

孔子没有要求我们一个做法一路到底，很多事情原则是这样的，但还要变通。至于说圣人的言论，我们应该敬畏，然后才能认真学习、努力实践，最终得到提升的是我们自己。

【第258讲】#

《论语•季氏第十六》第九章的内容是：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孔子说：“生来就明白人生正途的是上等人，学习之后明白人生正途的是次等人，遇到困难才去学习人生正途的是更次一等的人。遇到困难还不肯学习的就是最下等的人了。”

这里的重点是上下之分。一般讲，人分为上下，但标准不同。比如在学习上，智商若干，考试成绩如何，好像很容易就测出来了。其实也不见得，住在乡下的人，从没做过智力测验，第一次做的是这个分数；城市的小孩做过几次了，分数可能会不同。而且，智力测验只能测出语文与数学，但是，人的智商难道只有语文和数学吗？有些人天生就有舞蹈才能、音乐才华，这在智商测试中表现不出来。所以，现在讲智商，是指多元的智能，而不再局限于少数几种。人能生而知之的事，绝对只有：如何做人处世方可称为人生正途。有些孩子生下来真是冰雪聪明，非常敏锐，对于自己该做什么，好像天生就有一种知觉。我曾经见过一个男孩，才十一岁左右，念小学。他在家里非常孝顺，每天烧饭、洗衣服，照顾生病的母亲和弟弟妹妹。村里人都知道他家的情况，就捐钱给他。他把钱拿到班上，送给那些家境比他更穷困的孩子。是谁教他？天生的，他天生就有慈悲心。其实，所谓“生而知之”，也不是什么神秘之事。小孩本来就有一些天生的本能。西方人做过实验，把三四个月的婴儿放在一起，一个大人把几个积木叠在一起，只要给孩子们看一次，此后，积木倒下来的时候婴儿们就挣扎着，想来帮忙。这个实验结果也显示了人性向善。不用人教，小孩子看到有人摔跤会难过；看到别人哭，会指给父母亲看，并想去帮助。这种“生而知之”的故事与例子多得很。

第二种是比较普遍的“学而知之”，所谓的“人不学不知道”，到学校去接受启蒙教育。启蒙是什么？“蒙”本是蒙上眼睛，看不清。谁蒙上小孩子的眼睛呢？所以，“蒙”引申为小孩子不懂事，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启”就是开，老师开导你，你就学会了，不管早知晚知，学会之后，大家都一样知道了。

第三种“困而学之”，就是我本来不愿意学习如何做人处世，后来遇到困难了，和别人相处不来，交不到好朋友，做事时有很多阻碍，这时候再来学习如何和人相处。现在很流行谈情绪智商，一个人很聪明，智商很高，但为什么人际关系不好呢？这就是情绪智商有问题，要学会控制情绪和别人来往。EQ书里有个例子，让几个四岁的小孩做实验。给他们两个选择：或者拿一颗糖，立刻吃；或者可以有两颗糖，但要等一等才能拿到。等多久呢？一个大哥哥去买东西了，等他回来时才可以得到两颗糖。什么时候回来呢？不知道，反正一定会回来。于是，小孩就分成两组。有的小孩说，我才不要等，先吃先赢，马上拿一颗糖吃了。有的小孩说，两颗比一颗多，值得等。等的时候，他就必须分散注意力。看别人吃糖好吃，别看，等一下我有两颗，两颗糖多好啊。人在忍耐的时候，内心就慢慢酝酿出更大的空间。人如果不能忍耐，内心就没有空间，任何事情都是立刻来、立刻去，情绪反应很直接，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样的人很难发展。相反的，在忍耐的过程中，心里慢慢想办法转移注意力，想像更美好的未来，内心的容量就会越来越大。这个实验就预测了小孩们两种不同的发展。第一种立刻就要吃糖的孩子，比较没有挫折忍耐力，情商也会低一点。第二种愿意等待，知道目标值得去等待。这样的孩子更有希望。如果在碰到困难时还不学，那就没希望了。这就是“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有困难还不学，到底想怎么办呢？比如，我发现自己做人处事老是失败，但还是不学，还是照老一套来做，那这一生要怎么办呢？要往哪里走？这种人，连孔子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里谈到的所知、所学，是指人生的正途──我走在人生的正路上，该如何行善，而不是指其他的专业技术。

【第259讲】#

《论语•季氏第十六》第十章的内容是：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连续九种情况都提到“思”。“思”在这里是指“考虑”。这段话的意思是：

孔子说：“要成为君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考虑是否明白，听的时候考虑是否清楚，脸上的表情考虑是否温和，容貌与态度考虑是否庄重，说话的时候考虑是否真诚，做事的时候考虑是否敬业，遇到疑问考虑向人请教，临到发怒时考虑麻烦的后患，见到可欲的东西考虑该不该得。”

对君子而言，“思”是高度的警觉。就像宋朝学者说的，一颗心要放在手上，随时观察。喜欢比喻的宋朝学者还说，猫捉老鼠时，竖起耳朵，全身紧张，随时看老鼠有没有出来。修养也一样，要随时警惕自己的一言一行。

看要看明白，听要听清楚。一系列讲解的起点就是视与听。“色思温，貌思恭。”“色”就是脸色。有时候，自己脸色难看，自己也知道。等太久了，噘着嘴巴很生气的样子，脸色不好看了。你自己知道，别人更是看得见。容貌、态度要庄重。“思”表示与别人来往的时候，脸色是和人互动的，是高度敏感的。有些女明星出场时打扮得很漂亮，但有些素颜的照片，就是没化妆的照片，让人一看吓一跳，还以为是她母亲呢──这可不是我说的话，记者就是这样写的。一定是明星在疏忽的时候被拍到了。所以，应该随时注意自己的容貌，因为无法知道什么时候有人看，什么时候没人看。现在很多学生都有手机，老师上课发脾气的情况被都拍下来，在电视台一放。老师怎么骂学生、怎么打学生，都原形毕露！记者提问时，老师说不知道那时候有人在拍。当然，知道了还会这样吗？不会。那为什么要等别人看着你，才好好表现呢？要对自己负责，这是一种修养，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言思忠”，说话要真诚。言为心声，最怕言不由衷。“事思敬”，做事的时候，要想是否敬业。很多事，可做可不做，既然做了，为什么不好好做呢？如果珍惜自己的生命，做事就要认真，因为花的是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从来不应付别人，任何事一旦答应，就把它做好。如果觉得实在勉强，下次答应前一定多想想，否则就变成轻诺寡信了。“疑思问”，有疑惑的时候，应该找专家请教。如果有疑惑而不请教别人了，疑惑一直存在，那不是办法。“忿思难”，愤怒的时候，要发脾气的时候，就要想到后面的灾难。发脾气谁不会？发脾气的时候多痛快！大声说话、摔杯子，好像什么都不用在乎。后果呢？后果谁负责？不少电影里都用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情节：夫妻两个吵架，拿起杯子要摔，一看杯子很贵；换一个，也很贵；再换一个别人送的，不要钱的。换了几次，就没有什么脾气可发了。想想看，还是不要摔了，摔了还要扫地，如果碎片把脚割破了岂不更麻烦？“见得思义”，是儒家所强调的。儒家不反对追求利益，但是强调，要反思是否该得。用孟子的话说，不该得的钱一点也能不要，这是一介不取。但是，如果该得的就要毫不客气。像尧把整个天下都给了舜，舜立刻接受，不嫌多。为什么？舜得到天下是要为百姓服务，有德行，又有心愿意替大家服务，你把天下给我，不是你施恩给我，而是我帮你的忙。所谓的取舍之间，就要问该不该得。孟子在这一方面拿捏得很准确。有人曾质疑孟子说，老师你也没有种田，也没做什么特别的事，你这样不是白吃饭吗？意思是，你们当老师的人，动动嘴巴就拿薪水，好像不太对吧？孟子说，我们读书人和别人讲道理，国君听我的话就安富尊荣，国家安定，社会富足，他又有尊严又有尊荣；年轻人听我的话就孝悌忠信，请问还有谁比我们教书的人更应该拿薪水、拿工资的？教育是百年大业，把社会教好的功劳难道比企业家少吗？比政治领袖少吗？西方有一句话：教室关起门来，老师等于上帝。老师如果不敬业，随便讲一些偏差的观念，受害的是谁？小孩子，我们的未来。

06雍也第六

Wed, 18 Jun 2025 00:14:29 +0800

雍也第六

【第77讲】#

《论语•雍也第六》第一章与第六章，这两章里面所介绍的是同样的一个人，所以合在一起讲。这是孔子的学生，冉雍，名仲弓。

第一章原文是：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何谓“南面”？古代中国以坐北朝南为尊贵，意味天子面向南方治理百姓。还有另一个说法是因为南方是光明，面向光明，代表在上位者的智慧不被遮蔽，能够治理百姓。古代有三种人面向南方。第一，天子；第二，诸侯；第三是诸侯之国的卿大夫。仲弓在孔子弟子中列名德行科，孔子认为他有能力出任政治领袖，面向南方治理百姓。“雍也可使南面”是《论语》里面谈到政治和做官非常具体的一句话。他特别推荐仲弓，深信他可以胜任诸侯国的卿相职位。当然仲弓最终并没做到这么高的位置，只是在季氏家族里面担任家臣。当时是贵族世袭制，诸侯国的卿相大部分都是靠世袭。像孔子在鲁国做司寇，做得虽好，但至多也只能“行摄相事”，就是代理相国，好比今天的代理行政院长的位置，不是正卿。孔子对自己的学生很了解，知道这个学生有治国的本事。

第六章也谈仲弓这个学生。原文是这样的：

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意思是：

孔子谈到仲弓时，说：“耕牛的后代长着红色的毛与整齐的角，就算不想用他来祭祀，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他吗？”

犁牛即耕牛，耕牛的毛一般是杂色，有一点灰，有一点白，有一点黑。耕牛是非常平凡的牛。用耕牛喻指仲弓的家庭背景很平凡。平凡的耕牛生出的小牛有着红色的毛，有着整齐漂亮的角，在古代这样的牛是可以用来祭祀的。当时以红色为贵，用这只毛红色、角端正的耕牛来祭祀，山川之神会欣然接受。孔子把他的学生冉雍比喻为适合用来祭祀的牛。孔子接着说：就算不想用他来祭祀，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他吗？像这样的一个人才，就算你不用他，神明也不会错过的。

儒家认为从政做官是牺牲奉献，是把个人私事放在一边，无私地替国家做事。这既需要有崇高的理想跟抱负，也需要有卓越的德行与能力。《易经》也认为一个人的修养达到境界之后，不能在家里吃闲饭。国家培养这样的人才，是需要他来照顾百姓的，所以当时把人才在社会上的发展，看作是牺牲。事实上也真的是牺牲，很多人当官真是殚精竭虑，替老百姓设想。比如《孟子》里面谈到周公，他连睡觉都不敢，“坐以待旦”，坐在那儿等待天亮。天亮了之后赶快实践自己所学到的东西，以此来造福百姓。如果天下的官员都学到儒家这种精神的话，可以想像，那该是一个怎样的太平盛世。

孔子深知仲弓，他一方面了解这个学生的能耐，知道他有这样的德行与能力来治理一个诸侯之国，可以担任正卿，面向南方，治理百姓。同时他也强调这个学生的家世背景不好，但是他通过学习、通过修练，表现极为杰出。这也让我们知道“英雄不问出身”的道理。孔子拿仲弓作为示范，说明不要太在意自己家庭背景，不必互相比较，重要的是改善自己，不断地修练、上进。成才以后，才能照顾家庭，甚而照顾天下。

儒家认为一个人从政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德行要高。这是永无止境的要求；第二，能力要强。要能够应变，应付所有的变化；第三，智慧要高。要能够解决百姓的困惑，遇到任何问题都能做正确的判断。

【第78讲】#

《论语•雍也第六》的第三章。原文是：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鲁哀公问：“你的学生里面谁是爱好学习的？”孔子回答说：“有一位叫颜回的爱好学习，他不把怒气发泄在不相干的人身上，他也从不再犯同样的过错，遗憾的是他年岁不大就死了！现在没有这样的学生了，没有听说爱好学习的人了。”

这段话听起来非常感伤。鲁哀公是鲁国的国君，希望孔子推荐几个学生来为国服务。所以他问“你有哪些弟子是好学的？”孔子“对曰”，“对”表示下对上。在《论语》里面常可以看到，孔子面对贵族，面对政治人物，面对官位比他高的，他都会加一个“对曰”。不管年纪大小，这样才合乎礼仪的规格。孔子说：只有颜回爱好学习。孔子讲好学就六个字，“不迁怒，不贰过”。什么叫迁怒呢？我和张三吵了一架，回头看到李四就先骂他一顿，这叫迁怒，事情和李四无关，他却无端挨骂，非常冤枉。但是一般人都很容易犯类似的过错。不迁怒，很难；不贰过，也不容易。儒家强调过失与性格有关。要能不贰过，就要对自己性格中的缺陷痛加改正。所以不迁怒、不贰过是作为颜渊好学的证据，这表示孔子的教育是把学习与德行的表现结合在一起。孔子接着说颜渊“不幸短命死矣”。孔子为颜渊感到可惜。一个人如果活不到六十，我们只能说他“得年”，就是他得到几年的生活时间。六十以上才能够说“享寿”，享有多久的寿命。所以颜渊很可惜，只得年四十。孔子惋惜，是因为颜渊最好学，并且德行最好，他如果有机会服务百姓的话，肯定杰出。孔子的理想一定有实现的机会吧。

接下来就更令人伤心了，孔子居然讲完颜渊之后就说没有好学的学生，没有听说过谁好学了。孔子有三千弟子，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为什么除了颜渊之外就没有人真的好学呢？没有人达到孔子这个标准呢？这一点是让人感到非常惋惜的事情。孔子活了七十三岁，颜渊过世时孔子七十一岁。此时孔子对学生的了解已经很完整、很透彻了，他自己的生命也接近尾声了，所以他感到特别遗憾，因为除了颜渊就没有听说谁爱好学习了。而他的思想，学生们并没有真的理解，也没有传下来。

学儒家应该也要读《孟子》，孟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但是真正了解孔子，可以把孔子的思想传下去的正是孟子。根据各种资料考证，在孔子过世以后，儒分为八，他的学生分为八派，自立门户。学生们教出来的学生各有特色，有的变成了兵家、法家，不再坚持儒家的观点。也有些人当了帝王之师，如子夏。但是教的都是应用上的知识，并没有把儒家完整的理想传承下来，所以孔子的感叹有他的道理。孟子曾经把颜渊同禹和稷作比较，禹，负责治水的禹；稷，就是周朝的祖先后稷，负责教老百姓种田。我们常常说“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人溺己溺”就是指大禹治水，看到有人被水淹死，就好像自己没将洪水治好，让这个人被淹死一样。稷呢？听到有人饿死，就像自己田没有种好，以至于让别人饿死一样。孟子说禹、稷和颜渊，异地则皆然。这三个人如果交换处境，他们应该有一样的表现。颜渊根本没有机会实现抱负，但是孟子给他最高的评价，这体现儒家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观点。从颜渊身上我们知道了知识与德行要配合，并且也了解到孔子对于好学的要求标准是很高的。

【第79讲】#

《论语•雍也第六》第四章内容比较具体：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其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公西华奉派出使齐国，冉有替他的母亲申请小米。孔子说：“给她六斗四升。”冉有请求增加一些，孔子说：“再给她二斗四升。”结果冉有给了她八百斗，孔子说：“赤到齐国去，乘坐的是肥马驾的车，穿的是又轻又暖的棉袍，我听人说过，君子济助穷困，而不增加别人的财富。”

这件事发生的时间背景，推测是孔子担任鲁国国君的顾问期间，这时冉有负责出纳管账。他的同学公西华奉派出使齐国，按照当时的规定，可以给他家里加发一笔出差的安家费用，冉有是公西华的老同学，所以替他单独在家的母亲申请一点小米补贴。孔子说给他六斗四升。釜、庾以及秉是古代的计算单位，釜，是六斗四升，大概可以维持一般人一个星期的粮食，公西华从鲁国到齐国不是很远，所需时间不是很长。冉有希望多一点，孔子说：好吧，再给她两斗四升。加起来也不过是八斗八升，听起来是有限的。结果冉有自作主张，给了公西华八百斗，八百斗是什么概念呢？大概相当于当时一年的待遇。换句话说，公西华代表鲁国出使齐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冉有却给了他一年的待遇。虽是帮助好朋友、好同学，但却假公济私了。孔子听了以后当然有意见。他说公西华到齐国去的时候“乘肥马，衣轻裘”，“乘肥马”是说他用来驾车的马很肥壮；古时候出使是需要自己家里准备交通工具的，这话的意思是说公西华家境比较富裕，他驾着壮马，穿的是很轻的棉袍，都是非常贵重的。他的家境不错，为什么还要再锦上添花呢？

一个君子应该雪中送炭，叫做周急。当别人有困难，有急难的时候，可以帮忙，但是不要继富，就是增加别人的财富。君子应该雪中送炭而不应该锦上添花。即使是好同学、好朋友私交甚笃，也不应该这样做。孔子认为君子应该公正无私。如果每一个人都照顾自己的同学朋友，哪里还有什么公理正义呢？国家的财富不就浪费了吗？

紧接着是〈雍也第六〉第五章。原文：

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原思担任孔子家的总管，孔子当司寇时，称为大夫，大夫就有大夫之家，这个家就可以请家臣，原思年纪很轻，他是孔子的学生，小孔子三十六岁，孔子当到司寇的时候，原思还不满二十岁。在此我们可以了解古人做官的年纪，一般来说，贵族子弟上大学是十五岁，学习的时间大约三年，三年之后，通过了测试就可以从事公务活动。也就是说十八岁就有能力从事一些公务活动了。原思担任孔子的家臣，孔子给他的待遇是小米九百斗。原思刻苦耐劳，家里情况也不好，他在孔子众弟子里是很贫穷的一位。但原思婉拒了老师给他的待遇，不肯接受这么多。孔子要原思不要推辞，若有余粮可以救助家乡的穷人。

古时候，五家人称为邻，二十五家为里。五百家为一党，一万两千五百家为乡。邻里乡党就是身边的邻居朋友，多的钱可以帮助穷困的邻里故旧。这是孔子对于待遇的理解，他希望学生能够得到他所应该得到的工资，至于要如何帮助别人，则可以自己决定。孔子的这一说法也具有现实上的参考价值。

【第80讲】#

《论语•雍也第六》第七章的内容是这样的：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孔子说：“回的心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背离人生正途，其余的学生只能在短时间内做到这一步。”

本章提到颜渊的表现，提到“心”，提到“仁”概念，所以特别重要。

注解《论语》最有名的学者是南宋的朱熹，朱熹在谈到孔子时曾经说，《论语》里没有讨论到“心”。事实不然，《论语》里至少五、六次出现了“心”的概念。比如孔子说自己到了七十岁才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再比如《孟子》书中记载，孔子说“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欤。”出去与进来没有一定的时间，没有人知道它的方向何在，说的大概就是人的心吧。而在本章中讲得更明白，孔子说所有学生里面只有颜回的心可以“三月不违仁”，三月指很长的时间。只有颜回的心可以很长的时间不离开、不背离仁。仁代表人生的正路。别的学生只能“日月至焉”，日月指时间很短。孔子的学生这么多，只有颜渊可以长期走在人生的正路上。而别的学生只能短时间内做到，然后便忘记了，甚至放弃了。这段话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观念，儒家绝不认为人心是本善的。每一个人都是从小慢慢成长起来的，在许多困难挫折里接受检验，然后越来越完善，一步一步往上提升自己。人的心有时候会流离失所，有时候可以坚持走在人生的正路上。儒家虽不认为人心本善．但认为人心有思想和自觉的能力。人心经常在变化，就好像念头，我们常说起心动念，心随念转。用心选择人生的正路──仁。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只要我想要，行仁的机会就会立刻出现。任何时候我都可以走上人生的正路，我只要表现适当的态度，真诚由内而发，主动愿意去做该做的事，就是行仁的表现。

孔子到了七十岁才能够从心所欲而不违背规矩，规矩包括礼仪，包括法律，包括约定俗成的各种规范。从心所欲而不违背规矩是需要修养的，孔子七十岁才能做到，可见是不容易的事。颜回的心长期不背离仁道，而别的学生日月至焉而已，说明一般人经常会离开人生的正路。所以孔子也强调，“我欲仁”，关键在于要不要做？儒家认为只要愿意，可以立刻走上人生的正路。因为人性向善，只要真诚，由内而发的力量就会带给人们希望。

【第81讲】#

《论语•雍也第六》第八章，原文是：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季康子请教，可以让仲由担任大夫吗？孔子说：“由勇敢果决，担任大夫有什么问题呢？”又问，可以让赐担任大夫吗？孔子说：“赐识见通达，担任大夫有什么困难呢？”再问可以让求担任大夫吗？孔子说：“求多才多艺，担任大夫有什么困难呢？”

这段话里提问的人是季康子。季康子非常年轻，当时大概二十多岁，靠贵族世袭制已经当到鲁国的正卿。而孔子这个时候已经过了六十八岁了，孔子从五十五岁周游列国，到六十八岁才回到鲁国。回来之后担任国家顾问。

古代治国，天子称“为政”；一般的卿，称“执政”，直接面向南方，面对百姓；大夫为“从政”。为政、执政、从政是不同层次。季康子执政于鲁国，很希望任用人才。所以他就请教孔子三个学生的情况。第一个问到子路，孔子说，子路果，勇敢果决。关键的时刻他勇于判断，他可以从事政治活动，只要找适当的职位给他做，他能表现很好。第二个问到子贡，就是端木赐。孔子说，子贡达。达指识见通达。如果要选外交官，那么子贡就是很好的人才，他对许多事情看得很透彻，做官有什么问题呢？第三个问到冉有。孔子也用一个字来介绍，艺，多才多艺。任用冉有来服务国家，一定会有很好的表现。但是做官做到什么程度，能不能达到大臣的标准呢？那不一定。这里提到的三个学生，孔子对子路和冉有都做过评论，孔子认为他们还没有达到大臣的标准，只能做家臣，他们可以把专业范围的事情做好，至于大臣，要能够有大的眼光与气度。仅管如此，孔子认为自己的学生确实是人才。

接着看〈雍也第六〉第九章，也是和学生谈论有关要不要做官的问题。原文：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季氏想派闵子骞担任费邑的县长，闵子骞对传达的人说：“好好地替我辞掉吧，如果再有人来找我，我一定逃到汶水以北去了。”

汶水以北已经是齐国的领土了。闵子骞说如果再找人来要我做官，我就要离开鲁国了，这是为什么呢？

闵子骞是孔子的学生，名列德行科第二名，第一名是颜渊。他的孝顺特别有名。闵子骞是个人才，季氏要让他担任费邑的县长，这是鲁国一个重要的城邑，结果他断然推辞了。他对传达的人说，好好替我辞掉吧，如果再来找我，我就要逃到齐国去了，不再留在鲁国。他这样说是因为不愿意为季氏家族来效劳，觉得不值得为季氏做官，可见他是良禽择木而栖。关于这项选择，当然是见仁见智。有些人认为可以先做官，以官职来造福百姓，让别人做，也许做得更差，对百姓更不好了。但如果接受官职，将来自己的理想与长官的政策有冲突又该如何呢？比如孔子另一学生，冉有，替季氏管账，增加税收，让季氏的财富越来越多。孔子非常生气，用“鸣鼓而攻之”来批评他的学生冉有。因为孔子非常伤心，学生出来做官，没有替百姓着想，却为了主人的利益损害百姓的利益，这完全违背孔子的教训。其实有时候是身不由己。做官，拿别人薪水，可能被要求做的事会违背老师的教导、违背原则，那怎么办呢？所以闵子骞可能不愿意陷入这样的困境。

季氏家族的人，在鲁国的表现给人民的观感不好。鲁国有鲁君，另外还有三家，三家与鲁君之间，有各种竞争斗争的关系，季氏的家族曾经把鲁君赶出国去，他们有能力另外设一个鲁国的国君，恶势力不可谓不大。孔子在鲁国做过官，做了五年，官拜司寇甚至行摄相事，最后还是决定周游列国去了。孔子都没办法发挥他的抱负和理想，孔子的学生恐怕处境更为艰难，所以闵子骞的选择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从这篇可以知道，一个人才对于自己的出处进退，应该作出明智的判断。

【第82讲】#

《论语•雍也第六》第十一章是：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孔子说：“回的德行真好呀，一竹筐饭，一瓜瓢水，住在破旧的巷子里，别人都受不了这样生活的忧愁，他却不改变自己原有的快乐，回的德行真好呀！”

我们不曾见过孔子以这样的语气来称赞学生。用“贤哉回也”做开头，再用“贤哉回也”来结束，可见他对颜渊赞美的程度。这里用到了“贤”字。我们以前谈过，“贤”有三个用法：德行好，是谓贤良；特别聪明，是谓贤明；能力超过别人，是谓贤能。不管是哪一种用法，意思都是代表杰出优秀。

颜渊的“贤”表现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用这九个字所描述的生活，恐怕很多人听了都会皱眉头，每天吃一竹筐饭，喝一瓜瓢水，住在破旧的巷子里，生活非常穷困。“人不堪其忧”，任何人想到这种情况都会觉得忧愁。但是，颜回完全没有改变他的快乐。颜回有内在的修养，他的快乐另有所在。宋朝的学者很喜欢问，孔子与颜回的快乐在什么地方呢？这叫“寻孔颜乐处”。让学生写作文，这作文其实还不好写呢，孔子与颜回为什么快乐？其实孔子也非常穷困，与他们的贫穷形成反差的是他们心灵的快乐。庄子有一段话，大意是孔子对颜渊说，你怎么不去做官呢？颜渊说我家在城里有一小块田，可以种种桑树，养养蚕，我便有衣服可以穿。城外也还有田，种了稻米之后，便有稀饭可以吃。有衣服可以穿，有稀饭可以吃，还有老师所教的道可以让我快乐，为什么还要去做官呢？当然这是庄子的看法。说实在的，颜渊有机会的话，肯定愿意出来造福百姓的，因为他是儒家。南北朝时的作品《世说新语》里记录了一对兄弟，哥哥很喜欢做官，总希望在官场上有所表现，热衷于政治活动，弟弟却到东山隐居了。宰相就问哥哥，你们两兄弟何以差别这么大呢？哥哥的书念得不错，他回答得很好，他说我是不堪其忧，我弟弟是不改其乐啊。如果叫我过那么穷的隐居生活，我不堪其忧，所以我宁可按照我个人的兴趣与志向来好好做官，在社会上发展，只要我做得正当，得到功名富贵不也是正常的吗？而我弟弟是像颜渊一样不改其乐。

孔子三千弟子只有一个颜渊，他的“不改其乐”一般人不容易做到，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们学习要取法乎上，要知道最高的标准在哪里，然后可以在适当的时机提醒自己。比如面对贫穷，孔子也说“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没有人喜欢的。富与贵每个人都喜欢，但如果不以正当途径加于君子身上，君子是不接受的。贫与贱每个人都讨厌，如果不以正当途径加于君子身上，君子也不会排斥。颜渊就是这个例子，因为生逢乱世，所以像颜渊这样的人才没有机会展现才能，陷入了穷困。但是颜渊不逃避，反而藉这个机会修养自己，展现出贫而乐道的最好的示范。

【第83讲】#

《论语•雍也第六》第十二章，原文是：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画。”

冉求说：“我不是不喜欢老师的人生观，只是我的力量不够啊。”孔子说：“力量不够的人，走到半路才会放弃。现在你却是画地自限。”

我们都知道冉求是孔子非常重视的一位同学，他列名政事科第一名。孔子也一再强调冉求多才多艺，做事可以让人放心，但是他性格比较退缩。在本章里他就直接向老师坦白承认：我不是不喜欢老师的道，但是我力量不够。还记得孔子曾经说过：有谁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追求完美的人格，我没有见过力量不够的；也许有吧，但是我没有见过。孔子的话说明一个人只要愿意走上人生的正路，一定会有力量。因为这力量来自于自己，我希望走在人生的正路上，能够不断地行善，与任何人都创建适当的关系，这是可以做到的，就看自己要不要去做了。

谈到“不能”与“不为”，孟子分析得最好，孟子曾经举例说明二者的差别，手臂底下挟着泰山，要跳过北海，说我做不到，是真的做不到啊，因为没有能力。但是为长者折枝，看到老年人，看到前辈，向他弯腰鞠躬这样的事情，说我不能，那不是做不到，是不去做，“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得分析很透彻。有一次孔子问子贡，为什么各国对我的理想，都好像没办法接受呢？子贡建议老师降低一点标准，把理想降低一些，道理说得浅白些，别人说不定就会接受了。孔子听了之后当然不满意，他说我如果降低标准，迁就世俗，那我的理想只为了迎合众人，就算是做到了，也不算是真正的理想。所以孔子说得很清楚，力量不够的人，走到一半才停下来，他尽了全力。西方学者谈到希腊人的理想的时候会强调，人性不是一个名词，人性是一个动词。一只蜘蛛生下来之后，成长到一定阶段，自然就会结网，可以说任何一种动物生下来就接近完成了。比如养猫，不论怎么养都不会变老虎，只会变胖猫。其他动物都一样，绝不能脱离本能的范围。只有人不同，人作为万物之灵，最可贵的就在此，一个人从年幼无知，到可以掌握许多知识；从小时候只替自己着想，到后来可以替天下人设想；从器识短浅的小人可以修养成为君子。人可以日趋完善，这是儒家对人的一种正面看待。

没有人生下来就完美，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走向完美，变得越来越好，就看你是否立定志向，选择适当的方向去努力。一个人天生的禀赋总是有限的，但是人充满各种潜能，要把潜能体现出来，这一生才不至于辜负自己的各种条件。孔子说“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我们看到冉求画地自限，就要问问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毛病，如果有的话，我们要尽快去改善，因为时间是不等人的。

【第84讲】#

《论语•雍也第六》第十四章，原文是：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子游担任武城的县长。孔子说：“你在这里找到什么人才了吗？”他说：“有一个叫澹台灭明的，他走路时，不抄捷径，若不是公事，也从不到我屋里来。”

这是孔子和学生子游的谈话，子游比孔子小了四十五岁。年纪很轻，但也是一个杰出人才，列名四科里面的文学科。澹台灭明走路不抄捷径，说明这个人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都是光明坦荡，走正路，不抄小径。如果不是公事，从来不去找长官。公事公办，光明磊落。

07述而第七

Wed, 18 Jun 2025 00:14:26 +0800

述而第七

【第95讲】#

《论语•述而第七》第一章与第二章。〈述而〉篇在《论语》里面是特别值得我们用心学习的，因为其中提到很多孔子生活的细节，包括孔子对自己的描述，所以特别值得我们去研究。首先看第一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孔子说：“传述而不创作，对古代文化既相信又爱好，我想自己很像我们的老彭吧。”

孔子在描写自己，“窃”，是一个谦虚的说法，理解为我私底下把自己和老彭比。老彭是商朝的一位大夫，事迹不可考。孔子的祖先是商朝的后裔，所以他特别把商朝的一位古人拿来与自己相比，用意在于说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有点像那位在商朝时候任职大夫的老祖先的做法。

述而不作，传述而不创作。古时候讲“作”的时候是很慎重的，作指能够制礼作乐。《中庸》里面有一句话，说如果有天子的位置，而没有圣人的德行，不能制礼作乐。反过来，有圣人的德行而没有天子的位置，也不能够制礼作乐。所以古代的“作”代表制礼作乐，推行一种新的制度。孔子述而不作，因为本来就没有“作”的条件。

接着是第二章，原文是：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孔子说：“默默存想所见所闻，认真学习而不厌烦，教导别人而不倦怠，这些事情我做到了多少？”

默而识之。“识”是记，要念成(zhì)(ㄓˋ)，“识”就是把所见所闻记下来，再去存想、存思。孔子对于平时的所见所闻都是默默存想，不急着去发表意见。学而不厌，认真学习而不厌烦。诲人不倦，给人教诲，永远都不倦怠。本章真正难以理解的是最后一句，“何有于我哉”。一般有两种翻译，第一种是说“何有于我哉”，这些事情对我有什么困难？“何有”就是有什么困难。如果这样理解的话，这三件事有什么困难，很容易，好像显得太骄傲了。另一种翻译“何有于我哉”，没有一样东西在我身上实现的，“何有”是哪里有一样在我这里实现呢？那又太谦虚了。这两种翻译都不合适。我这样理解：“何有于我哉”，指他问自己这些事我做到了多少呢？“何有”的“有”可以指一种程度，我做到了多少。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三点是孔子自我要求的原则。“何有于我哉”，不应该理解得太骄傲说“这有何难呢？”也不能理解得太谦虚，说自己“什么都没有”。恰当的翻译是我努力做这三件事，我做到了多少？孔子认为对这三件事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

《论语•述而第七》第一章就是孔子对自我的描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传述而不创作，好好把古代的思想精华介绍给学生，年轻的一代再把它往下传就功德无量了。而他个人的三点要求，“何有于我哉”，是他常常在问自己做到了多少？要精益求精，不断做得更好。

【第96讲】#

《论语•述而第七》第三章。这一章值得特别注意，原文是：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孔子说：“德行不好好修养，学问不好好讲习，听到该做的事却不能跟着去做，自己有缺失却不能立刻改正，这些都是我的忧虑呀。”

老子说：“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病就是缺点，一个人只要把缺点当缺点，就会提醒自己不要犯这些缺点，相反的，我们很少把自己的缺点当缺点，所以我们老是一而再的犯这些毛病。孔子所说的四句话真令人佩服，它是孔子的自我要求。孔子之所以让人佩服，之所以那么完美，就是他常常提醒自己：我德行不够，我学问不够。知道自己不够，就会不断鞭策自己上进。“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不”表示你需要立志。在德行上要立志好好修养，在学问上要立志好好研究。“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不能”表示你做得不够，需要努力。

“志”这个字很好，士心为志，上面是“士”，底下是“心”。士代表念书人，古代认为念书人才会有志向。而一个人如果不受教育、没念书，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取法于上，他对于人生的更高层次没有任何了解，如何能懂得立志呢？又能有什么志向呢？受到好的教育，就知道原来人生的发展是要让人性趋于完美。先要立志，有了生命的目标，再朝这个目标不断努力奋斗，日起有功、日新又新，最后止于至善。

“不善不能改”。每一个人都有缺点，问题是你能够改吗？孔子说过，“过则勿惮改”，有了过失不要怕去改正。为什么一般人害怕改正呢？因为改变自己的过失就好像改造自己的性格一样，过失往往跟性格有关。你有什么样的性格，就可能有什么样的过失。那就针对自己的性格把过失去掉，性格的优点便会完全表现出来。

接着看第四章，前面所讲的是孔子的忧虑。这一章描写的是孔子气定神闲的生活态度。原文是这样的：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孔子平日闲暇时态度安稳、神情舒缓。

“燕”是安，平时的生活。申申如也，指态度安稳，好像手脚都伸展得开，没有什么烦恼，在乱世里面能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夭夭如也，好像伸懒腰，神情舒缓。虽然在乱世，又有前面所讲的四种忧虑，还要周游列国，孔子平常态度安稳、神情舒缓，确实需要极好的修为。人生容易有烦恼，但是不要忘记，能把握的还是自己的生活。我们不能选择时代，也很难选择要生活的环境，但却能选择自己的生活态度。不管天下怎么乱，不管外面情况如何复杂，要安详地对待自己每天的日常生活，平常没事的时候要能够稳定下来。

孔子有空的时候就会唱歌，他如果不唱歌，通常都是因为他有伤心的事情。都是别人的遭遇让他感到难过，孔子很少为自己而难过的。这个世界上多数人都栖栖惶惶，而孔子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安顿，他的学说在他自己身上实现得最充分。

孔子一方面有四种忧虑，他要把自己的毛病、缺点尽量减少，他担心的是未能除恶务尽，让自己趋于完美。另一方面他的日常生活非常潇洒、非常安稳自在。

【第97讲】#

《论语•述而第七》第五章。原文是：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孔子说：“我实在太衰老了，我竟然很久都没有梦见周公了。”

孔子年轻的时候就以周公为崇拜对象。西方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每一个伟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崇拜另一个伟人”，因为年轻人本身需要努力发展，需要有一个偶像作为发展的指标，要根据他的示范来努力改造自己。对孔子来说，处在春秋末期，他最佩服的人就是周公。因为周朝初年，周武王把商朝打败之后，只做了短短六年的国君便离世。儿子成王接位的时候，年纪很轻，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便出来辅政。因此他有天子的德行与地位，得以制礼作乐。周公的伟大不只在辅政，最重要的是他制礼作乐。一个社会需要有规范，夏、商的礼乐制度已颇具规模，到周朝更是集大成，灿然完备。这都是周公的功劳。

提到做梦，很容易令人联想到道家的庄子。庄子生活非常穷困，有一天在外面砍柴累了就在树下休息，做梦梦见自己变成蝴蝶。人活在世界上有各种限制，生活穷困、体力衰退，既不能在天上飞，也不能进水中游。庄子做梦梦到蝴蝶，蝴蝶到处飞舞、非常自在，在这一刹那庄周完全忘记还有自己的存在。但是好梦易醒，醒来后发现自己还是庄周，并不是真的蝴蝶。他就问：是蝴蝶梦到我呢？还是刚才我梦到蝴蝶呢？这是道家思想的特色，把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设法打通，就好像我们和蝴蝶都在自然界，大家为什么不能相通呢？

孔子经常梦见周公是很合理的，因为周公使人间上轨道，能够有礼乐教化。而孔子当时处在春秋末期，那是礼坏乐崩的时代，整个社会在慢慢瓦解。孔子特别推崇周公就是担心再这样下去，人们自相残杀，会毁灭自己。现在的社会也一样，人类所储存的原子弹、核子弹可以毁灭地球七次。这些事实让人反思：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为何不能够好好相处？所以孔子梦见周公，是希望把周公当初的作为，在他那个时代发扬和发展，让社会稳定下来，形成天下大同的局面。这一章反映出孔子的理想，二千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依然有其参考价值。

【第98讲】#

《论语•述而第七》第六章，原文是：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孔子说：“立志追求人生理想，确实把握德行修养，绝不背离人生正途，自在涵泳艺文活动。”

这四句话很重要。如果你到过山东曲阜的孔子研究院，一进大门就会发现它有四根大的石柱，就刻着这四句话：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道”在《论语》里面经常出现，指的是“应行之道”，就是我们应当如何做才能算是正当的人生。所以“道”最好的翻译是“人生的理想”。没有人天生是完美的，但是也没有人不可能走向完美。孔子谈志有三：第一志于学，立志求学，好好学习。第二志于仁，立志于走上个人的人生正路。第三就是志于道。用志来表达所追求的目标。“志于道”是立志走上人类共同的正路。

“据于德”，“据”就是抓紧，何以要抓紧“德”？因为德行的“德”在古代与获得的“得”通用。每一个人的德行都是自己努力实践之后的心得，那才能叫德。比如说有人行孝道，他就有孝顺的德行；有人讲信用，他就有守信的德行；有人认真做事，他就有尽忠职守的德行。而德行很容易得到之后又失去，比如努力孝顺了很久，后来放弃了，同时也就失去了德。所以孔子用“据于德”，据就是占据，要紧紧把握德行修养。

“依于仁”，依就是不要背离，不要违背人生的正途。我们还记得孔子说过，众多学生里只有颜渊，他的心三月不违仁，三月表示很长的时间，不会背离“仁”这个字，就是人生正途。“依于仁”是每个人的人生正途，

“游于艺”，艺是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礼就是礼仪；乐就是演奏音乐；射是射箭；御是驾车；书是书写；数是计算。古代想要做官，第一要懂得五经，各类经典；第二得具备六艺，意即技能、专业能力。“游于艺”的范围可能包括更多，但六艺是最基本的。在六艺中陶冶自己的情操和修养。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然后游于艺，调节和修养自己的情操。

【第99讲】#

《论语•述而第七》第七章，这一章值得注意，原文是：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孔子说：“从十五岁以上的人，我是没有不教导的。”

一般都以为束脩是肉干？翻译为：孔子说：任何人只要带十束肉干找我，我没有不教导的。为何我将“束脩”翻译为“年纪”呢？要特别说明一下。

古代人讲话，有一定的句法，我仔细查了《十三经》索引，整个查了一遍。古代从来没有人讲话用“自行……以上”的说法。但有“自……以上”的说法。如“自生齿以上，皆录于版。”意思是古代的小孩出生之后，因为医药卫生不够发达，小孩子的死亡率很高，所以政府就规定，小孩子长牙以上，也就是一岁以上才要登记户口。因为当时书写不太方便，用竹简刻字，如果一个孩子生下来立刻去报户口，刻竹简，后来不幸夭折了，还要涂改掉，太麻烦了。所以政府规定小孩子长牙齿，一岁以上，才来登记户口。因为长牙齿就可以吃硬的食物，容易存活下来。依据这个句法，所以我们不要把这句话中的“自”翻译为“自己”，而要把“自”理解为“从”的意思，而“行束脩”另外有解释。

再谈到“束脩”，《论语》里面从来没有孔子收肉干的纪录，在〈乡党第十〉，孔子公开表示，外面买的酒与肉干他不吃。如果有学生送肉干，孔子就要问，是妈妈做的还是外面买的？外面买的老师不吃。在古代贵族子弟十五岁上大学，是要送束脩的，十束肉干。后来就用给老师行的束脩之礼来代表十五岁。用一个特殊的词或礼仪，作为年龄的代称。古代常用这种替代法。女孩子十五、六岁要行及笄之礼，就是把头发梳起来，可以准备嫁人了。男子二十岁行加冠之礼。所以问男孩子加冠与否？意思是满二十岁了吗？问女孩子及笄与否？是满十六岁了吗？这是古代的习惯用语。所以行束脩之礼，就是指十五岁。这是有根据的，东汉的郑玄也说过：束脩为男子年十五以上。

我们要进一步分析“自……以上”。“自”这个字在《论语》中总共出现二十次，有两种用法，有十次当作“从”，比如：“有朋自远方来”，这个“自”就是“从”远方来。有十次当作“自己”，比如：夫子“自道”，老师自己说自己；交朋友，朋友如果不听劝告，我们就要停下来，不要“自辱”，自取其辱，自己侮辱自己，此处“自”解为自己，是指对自己产生某种影响或后果。“自行束脩以上”，中的“自”，是“从”，理解为从十五岁以上。

对于束脩的不恰当理解，造成我们对孔子的误解。有一位哲学界的前辈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中提到这一段，并加以比较，他说孔子与苏格拉底时代差不多，但是有一点不同，苏格拉底曾经公开批评别人收学费，因为他与别人谈话，或者给别人指导从来不收学费。所以针对孔子收束脩的行为，好像比苏格拉底略逊一筹。我很怀疑这种说法，所以便加以研究，后来发现孔子其实不收肉干，把他说成收肉干是从字面上去看，而没有了解“自……以上”的用法。我们应该正确理解“自……以上”的用法，不要再误解孔子了。

孔子不收肉干，靠什么维生？根据孟子的说法，孔子曾经管过仓库、负责当会计。做得非常好，帐目没有任何错误。他也当过牧场的主管，把牛羊管得特别好，繁殖得特别快，长得特别壮，这些都受过肯定。后来他的职业是为他人主办丧礼。

古代的孩子接受乡村教育，今天称做庠序之教，十五岁之前，每年农历十月份秋收农闲之后，乡村里有学问的前辈，或是做官之后退休的人，会把孩子聚在一起，给他们一些教育。教学的重点第一是教文化常识，鲁国人就要知道祖先是周公，齐国人就要知道祖先是姜太公。这是文化常识，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自己国家的起源。第二是教基本的武艺，男孩子要学射箭、驾车等基本的能力。到十五岁一般人就不能再学了，只有贵族子弟可以上大学，因为他们将来要当官服务百姓的。孔子自己十五岁立志求学，他有成就之后回馈社会，公开宣称，只要十五岁以上我没有不教的，这非常合乎孔子的理想。在这里特别把这个道理说清楚，希望能够不要再误会孔子了。

【第100讲】#

《论语•述而第七》第八章，原文是：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孔子说：“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我不去开导，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我不去引发；告诉他一个角落是如此，他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也是如此，我就不再多说了。”

这一章很明显，说的是孔子的教育方法。“愤”指快要生气了，一定要到学生想懂而懂不了都快生气了，这个时候老师才来启发开导。如果学生完全不努力，只坐在那边发呆，听不懂老师所传授的，也不想懂，对于这样没有求知欲的学生，孔子也没办法，认为再怎么教都没用。所以教学最好的方法是在关键的时刻给予启发。

不悱又是什么意思呢？“悱”指脸都涨红了，老师上课请学生说一说心得，学生脸涨红了，急得不得了，但是又说不出来，这时老师才来引发，告诉学生怎么说才对。所以孔子认为“启”与“发”是有条件的。一定要学生主动求知，否则再好的老师或教学方法都不会有效果。

众所周知，孔子一向是有教无类，唯有乡愿他不愿意教。乡愿是指乡村里的好好先生，当两个人吵架，他跑去调解：别吵了，你没错，他也没错，是我错了。乡愿不分是非黑白，只希望息事宁人，没有正义感。乡愿在乡村里面得到很多人的肯定，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是和事佬，他也认为自己不错，因为有他在大家都可以不吵架。但是孔子说：经过我门前不进我的门来和我讨论，只有乡愿不会令我觉得遗憾。孔子实在是很喜欢教书，他在房间里面看见有人经过，总希望有人进来跟他讨论，但是只有一种人不来讨论他不遗憾，那就是乡愿。乡愿没有真诚心意。孟子也有一种不愿教的，就是自暴自弃的人。对于放弃自己的人，孟子是不教的，教师的教一定要与学生的学相配合，只要愿意学，总有学会的机会。要是不愿意学的话，不论多聪明也是枉然。

孔子最后说，告诉学生一个角落是这个样子，学生就要自己推断另外三个角落是什么样子。这就是成语“举一反三”的由来。学习要靠联想和理解力，不能只靠记忆力。

【第101讲】#

《论语•述而第七》第九章比较有趣，谈到孔子收入的来源。原文是：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孔子在家里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的时候，从来不曾吃饱过。

很多人一定觉得奇怪，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明显是学生对孔子的观察。学生看到老师在家里办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从来不曾吃饱过。孔子有一项专长，就是特别了解礼仪，他的礼仪除了理论还有实践，他懂得如何操作。古代的人最重视的礼是丧礼，因为人死为大，因此丧礼特别复杂。根据资料记载，古代人从过世以后，到埋进坟里要经过五十几道程序。一般人很难记得清楚，所以一定要请专家来主持丧礼。孔子就是这样的专家，他年轻的时候就以知礼而闻名。

根据《史记》所说，孔子曾经问礼于老子，而老子正好在替别人送葬主持丧礼，孔子便担任他的助手。当时忽然出现日食，于是他们研究是否要继续往前走，因为晚上是不能够出殡的。现在我们知道孔子没有收肉干，也没有收学费，他以替别人办丧事维生。替别人办丧事，一办往往就是一、二个星期，这段时间就住在丧家，主持所有的礼仪活动，也就跟着丧家一起吃饭。孔子在主持葬礼期间吃饭从来不曾吃饱过，因为他看到丧家孝子贤孙哭得那么伤心，也受感染，心里很难过的，这是他广博而深厚的同情心。孔子看到别人这么样的难过，就也跟着难过，所以他吃不下饭。这说明孔子很真诚，他绝不会因为常办丧事而产生职业倦怠或习以为常，到最后变得麻木不仁，无视于丧家的伤心，照样吃喝。

古代主持丧礼是一种非常专业、高尚的行业。如果帮助贵族家办丧事，待遇还算不错。大概一、二个月办一次这样的丧事，养家煳口应该没有问题，这就是他主要的职业收入。他到五十一岁才正式当官，担任县长。在此之前几十年他的生活主要是依靠这项专长。我们这样说绝对没有故意夸张或者扭曲，将来还有很多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孔子过世以后，有些学生继续替别人办丧事，以此为职业，作为收入的来源。后来墨家对孔子的学生加以批评，说孔子的学生真不像话，听到有钱人家有人死了，便很高兴吃饭的机会来了。墨家的批评，正好证明孔子的学生也能为人办丧事。只不过他们缺乏真诚，没有同情心了。

【第102讲】#

本讲要把《论语•述而第七》第十章，第三十二章，合在一起讲，为什么？先给大家介绍原文，一看就知道了。

01学而第一

Tue, 17 Jun 2025 23:57:32 +0800

学而第一

【第2讲】#

《论语》总共分为二十篇，它是以每一篇第一章里面提到的特殊的字，或前面两个字来作为篇名。每一篇有若干章，这二十篇，总共加起来有五百多章。我们特别从里面选择三百多章来学习，第一篇就是〈学而第一〉，它的内容我们都很熟悉。我在介绍前会先把每一章的内容梳理一遍，再解释其中的重点，看它与我们人生的关系，能给我们何种启发。

《论语•学而第一》第一章，原文是：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孔子说：“你学了做人处事的道理，在适当的时机去印证练习，不也觉得高兴吗？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相聚，不也觉得快乐吗？别人不了解你，而你并不生气，不也是君子的风度吗？”

以上翻译，很多人都会发现，为什么“学而时习之”的“时”没有翻译成“时常”呢？古时候，“时”字通常不做“时常”讲，多做“适当的时候”解。如果孔子说学了以后要时常复习，好像要考试，那么很少人会快乐的，孔子教学时也没有考试。所以我们将这话理解为：学了做人处事的道理要在适当的时机印证练习。比如，今天孔子教我们要孝顺父母，当然要在与父母相处时练习，不可能满街练习，这样别人也会觉得莫名其妙。所以学任何东西都要把握时机，在适当的时候去实践，就会增强自己的能力，这时候的喜悦必是由内而发的。由实践而得的愉快，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我们也可以和别人分享学习心得，尤其是朋友从远方来时，会让我们觉得特别开心，因为大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再者，如果我们已经有点成就了，但是有些人可能不了解我们，古代媒体也不够发达，所以需要靠亲身的接触或者别人的介绍。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怎么办呢？君子风度，就表现在别人不了解我，我也不生气，不着急。

这一章的重点是“学”。第一，到底“学”什么？答案是“五经”与“六艺”。“五经”代表古人的知识，“六艺”代表古人的技能。学习一定要有材料，五经就是《诗》、《书》、《礼》、《乐》和《易》这五本经典，里面包括文学、历史、生活礼仪、音乐、艺术以及哲学。六艺是六种生活技能，也包括礼乐，因为礼乐既有理论的部分，也有操作的部分，礼节的道理讲得再精湛，要自己能够实现在做人处世中才有意义。再加上射箭、驾马车、书写和计算，称做六种技能。把这些学会了才可立身处世。第二，学习的方法是学与思并用，将来会读到“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只学习不去思考，毫无效果，考完试就忘了，很难有特别的心得。只思考而不学习，那你所想的只有生活经验的范围，没有系统的知识，也没什么用，只会陷于迷惑。所以学思要并重，书本是人人可念，但是每一个人念完都有不同的心得，然后才能用在生活上。第三，学习的目的何在？学习的目的对孔子来说就是培养德行。有个学生叫做颜回，也就是颜渊，非常好学。孔子特别强调只有他一个人好学，而他的表现是什么呢？“不迁怒，不贰过”。这都是德行上的事情。他和张三吵架，不会去怪李四，这是“不迁怒”；他犯了过错，不再重犯，这是“不贰过”。这些都是高度的德行修养。所以孔子的“学”，可以从三点来看：学的内容、学的方法和学的目的。如此一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在学了之后要在适当的时机印证练习。

本章提到“君子”，最初的意思是“君之子”。“君”代表贵族社会里有身份、有背景的领袖人物，天子、诸侯、卿大夫，都称为君。他们的子弟称为“君子”，是政治上的权贵阶级。但是后来孔子把这个词慢慢转换成指德行美好的人。所以在儒家思想里，比如在《论语》里面，在《孟子》里面，君子的指称有二：一指政治上的领袖；另一种是指德行比较完美的人。

“子曰”的“子”，在古代本来是一种身份，像爵位分五等，公、侯、伯、子、男，后来在民间就把“子”当作老师的称谓了。像孔子，本名丘，字仲尼，到后来，学生直接称他老师，就叫孔子了。战国时代的孟子也都一样。而在《论语》里面，除了孔子以外，还有两个人经常被称“子”，就是“有子”和“曾子”。是因为《论语》这本书的编辑者是这两个人的学生，学生在编辑时，要对自己的老师称“子”。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像曾子，他的父亲曾皙也在《论语》出现过，也是孔子的学生，但没有被称曾子，而曾参被称“子”，主要是因为他的书教得很好，他的学生负责编《论语》。

“子曰”这一段，学而时习之，大家都非常熟悉，“不亦说乎”的“说”要念成“悦”，喜悦的“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说”代表内心的喜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乐”，就从外在表现出来了。说到“朋”和“友”，古代也有各种说法，比如说同门曰朋，同志曰友。你和我同一师门，我们算朋，你和我志向一样，称为友。今天很多称谓不用分得那么细，我们就把“朋友”当作一般交往的人。《论语》里面经常提到情绪，像这段话提到的悦、乐和愠都是情绪。人是有情绪的，有时候高兴，有时候难过，这和你的处境、心得有关，这种情绪是很自然的。儒家不反对你有情绪，但是要做好情绪管理，提高情绪智商，让自己在各种情绪出现时“发而皆中节”，恰到好处。

《论语》的〈学而第一〉的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学习的内容、方法与目的，一定要先掌握住。交朋友可以让人快乐，因为大家志同道合。同时在社会上与别人来往，如果别人暂时不了解我们，该如何是好？因为在交往中，别人往往需要通过我们的各种表现，才会了解、欣赏我们。儒家说君子往往是先自我要求，不急着表现。有能力的人，只要时机到了，别人自然会欣赏我的才华，而给我机会。儒家的“愠”是来自我对社会的使命感，我要能够服务社会，造福人群。

古代读书人，出路比较单纯，就是要出来做官，做官是为了造福百姓，这是儒家思想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

【第3讲】#

谈到“论语”两字，有些人认为读音是“论(lùn)(ㄌㄨㄣˋ)语”，也有念成“论(lún)(ㄌㄨㄣˊ)语”，意思不太一样，读入声时，“论”代表讨论，“语”代表对话；读阳平时，“论”代表编辑，“语”就是对话，即把许多对话编辑起来。对这两种读音，我倒不太坚持说一定要念成哪一种。

《论语•学而第一》的第二章，原文是：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有子在《论语》里面表达了很多见解。我先把这句话的意思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有子说：“一个人能做到孝顺父母与尊敬兄长，却喜欢冒犯上司，那是很少有的。不喜欢冒犯上司，却喜欢造反作乱的，那是不曾有过的。君子要在根基上好好努力，根基稳固了，人生的正途就会随之展现开来。孝顺父母与尊敬兄长就是做人的根基呀！”

这段话讲得非常合情合理，其中有些辞语现在成了成语，比如“犯上作乱”就是一个例子。犯上作乱是不守规矩、造反，故意造出许多事端，我们都觉得这是不对的。同时，也提到“本立而道生”，把根本、根基稳固了，路就出来了，这个路代表人生的正路。我们会看到在《论语》里面“道”这个字出现很多次，“道”就是路，“人之道”就代表人应该怎么走路，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如何做人处世才正确。因为宇宙万物里面只有人有自由，人的自由表现在能做选择，既然选择，就有对错，唯有受到好的教育，才知晓人应该如何过这一生。所以，我们谈到儒家的教育，一定会强调“做人处世”这四个字。

有子强调孝悌，“孝”是孝顺父母，“悌”是尊敬兄长。一个人在家里孝顺父母，尊敬兄长，而到社会上对他的长官、他的领导，却要唱反调，这不可能。因为人是习惯的动物，在家里面有好的生活习惯，到了社会上，也会保持并推广出去。人能够从在家里对待父母兄长的态度，延伸到社会上做事的态度，那自然没有问题。所以儒家强调教育要从根本做起。至于说不好犯上，却喜欢作乱，那更是不会有的。有子这段话有其根据，表明人活在世上要先把基础打好。现在很多人重视儿童读经，希望青少年从小便开始接触古代好的思想。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有自己的传统和价值观，与西方其他国家不太一样。我们如果不了解自己的传统，就去学别人的文化，一方面不见得学得透彻；另一方面，恐怕本末轻重掌握不了。学到最后，忘了自己的根本何在，就非常可惜了。所以，有子讲“本立而道生”是很有道理的。

末句“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仁”字，与古代的“人”可以通用，所以这句话我们倾向于解释为“孝悌是做人处事的根本”，而没有特别提到仁义的“仁”字。我们学《论语》最困难的是要认清孔子的核心思想究竟何在？因为做为一个哲学家，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代表他的思想有一个贯穿的核心思想，这个核心思想很难把握，我们慢慢会发现，把《论语》都念完了，就一定能了解孔子吗？未必。因为在后面的《论语．宪问第十四》，孔子曾经说过：“莫我知也夫。”就是没有人了解我呀！孔子教了这么多学生，他最后也还在感叹没有人了解他，所以我们在学《论语》时，一方面要把这些材料尽量做一个完整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要保留一个空间，知道有很多地方学生记录得并不完整，或是他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对于孔子学生说的话，包括有子、曾子，还有别的学生，都要持有一些保留的态度。

《论语》一书的材料来源，大致分为四种：

第一、孔子自己说的，那肯定是没问题。

第二、孔子与第一流学生的对话，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也包括宰我、子贡，他们都是第一流的学生。第一流学生与第二流学生怎么分呢？了解《论语．先进篇》里的一段资料就知道了。孔子的学生分为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他每一科列了几个最好的同学，德行科列的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科，就是口才表达方面特别好的，是宰我、子贡；第三科政事科，就是适合从事政治业务，从政做官的，有冉有和子路；第四科文学科，是书本的知识，古代的文献了解得特别好的，就是子游、子夏。名列德行与言语科的算第一流学生；名列政事科和文学科的算第二流学生。我们这样分当然是有点冒险了，因为很多人对古人都比较崇拜，认为是孔子的学生都了不起。其实不要那样想，孔子的学生和我们一样，也都是从小慢慢长大的，有优点，也有缺点。所以孔子和第一流学生的对话就值得注意了，尤其是颜渊，这是最好的学生。

第三、是孔子和第二流以下的学生对话，因为第二流以下的学生想的是比较具体的问题，有的达不到老师的期望，会坦白说：我力量不够，做不到。老师就有点失望了，因为孔子总认为还没有尝试，怎么知道做不到呢？

第四、是孔子的学生自己发表意见。比如本章，有子就自己发表他的心得，他的话说得不错，所以后来在孔子过世以后，曾经有人建议请有子站上讲台，同学们听他讲课。曾子反对，认为不恰当，好像大家对老师遗忘得太快了，而且有子与孔子实在不能相提并论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学生们也常发表自己的意见，尤其在《论语．子张第十九》，整篇都记载孔子学生所言，他们各有各的见解，有时候还互相争辩，我们会发现有的学生对，有的学生不太对，这一次说对的，下一次不一定说得对。

所以读《论语》要记得有这四种资料，我们要特别学习孔子的思想。当然这种区分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读书要有重点，否则，每一句话都一样重要，等于是没有重点了。

【第4讲】#

《论语•学而第一》第三章很简单，只有几个字，原文是：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孔子说：“说话美妙动听，表情讨好热络，这种人很少有真诚的心意。”

这里把“仁”翻译成为“真诚的心意”，恐怕很多人会觉得奇怪，其实这样的解说是对照来的，前面谈说话和表情，这都是表现在外的，那内心呢？这种人很少有真诚的心意。“巧言令色”今天也成为常用的成语，事实上在《尚书》里就出现过“巧言令色”四个字。孔子念书很有创造性，古代是说一个人只要聪明又大方，何必在乎别人去“巧言令色”呢？孔子把它转换了，如果巧言令色，就很少有真诚的心意，因为缺少“仁”。这是《论语》里首次出现的“仁”字，这个字非常特别，在《论语》里面出现了一百多次，有的说是一百零四次，有的说是一百零九次，总之从数量上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孔子的核心思想究竟为何？用一句话来说，我们平常讲承先启后，就是把过去的承接过来，再打开后代的发展。而孔子就是“承礼启仁”，礼代表礼乐，周公制礼作乐，但到孔子的时代已经“礼坏乐崩”，孔子把它承接过来，加以完善，并打开了“仁”。简单来说，就是当外界的礼乐不再能够成为行为规范，不再能够分辨善恶是非，让人们依照着去做时，只有设法由真诚引发内在的力量。外在不再能够规范人，只有靠内在的力量来规范自己，这也是儒家思想的特色，让我们从真诚引发力量，由内而发，让自己做该做的事，从被动变成主动，守规矩不是为别人，而是我应该这么做，因为人就要行仁义。所以孔子说，一个巧言令色的人，很容易只注重外表而忽略内心真诚的情感，最终与别人来往都是做戏作秀，浪费了大好的生命，太可惜了。

但是话说回来，如果在社会上找工作，表现得木讷呆板，说话也吞吞吐吐，那怎么找得到工作呢？今天找工作当然要巧言令色了，说得很动听，表情很热络，让老板看了很愉快，觉得这是个人才，可以用。这不是矛盾吗？我们学儒家的经典要记得，孔子说：巧言令色很少有真诚的心意。他说很少有，不是完全没有。我们就要在这个点上设法提醒自己，不妨巧言令色，但是一定要有真诚的心意；只要有真诚的心意，巧言令色又何妨？这是表达我对别人的尊重。如果到任何地方都板着脸不说话，别人看到那么严肃的表情，一定会尽量保持距离。所以我们要了解孔子的本意，知道不要太注重外表，任何外在的言行表现都要基于内心的真诚，这才是儒家真正的教导。

谈到“仁”要分三层来看：第一个是人之性，第二个是人之道，第三个是人之成。由真诚带来向善的力量，称为人性。所以往后会常常提到人性向善是因为真诚引发力量，力量代表“向”。善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第二层，人之道，是所谓“择善固执”，“择善固执”四个字出于《中庸》，“人之道，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至于说人之成，人的生命的完成在于《大学》所说的，“止于至善”，这样才是儒家的完整系统。

在本章，我们看到了《论语》第一次出现“仁”字，后面还会有很多篇章谈到仁，大家要理解它代表人的本性，人生应该走的路，以及人生的完成。学生们请教孔子关于仁的问题时，通常是就人之道来说，换句话说，每一个学生都要问老师，我这一生该怎么做人处世，应该走什么路，才是合理的。而孔子的回答，对每一个人都不同，即使是同一个学生三次问“仁”，孔子三次的回答都不同，因为在生命的三个阶段有三种不同的情况，人生是充满变化的，所以孔子教学时最难的就是教学生如何择善，因为人生就是不断选择的过程。每一次都选对，人生越来越充实圆满；如果选错了，恐怕就要用以后的正确选择来弥补前面做错的事情。生命不就耽误了吗？

“巧言令色，鲜矣仁”这样的一句简单的话，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当然我们还是要再次强调，在今天这个社会上，巧言令色有时候表示对别人的尊重。比如我上课时如果没有巧言令色，讲得呆板无趣，就无法把我的心得向各位介绍了。所以只要我有真诚心意，非常真诚地把我的心得向各位介绍，在表达的时候就不妨说得婉转一点、说得动听一点。平常与别人来往也是一样，大家相处气氛和谐，但是又有真诚的心意。否则本末倒置，变成迎合世俗而忘记内在自我，就很可惜了。《论语》里这样的话不止出现一次，孔子还说过：“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他说：一个人说话美妙动听，表情讨好热络，太过分恭顺的话，左丘明觉得可耻，我孔丘也觉得可耻。会觉得这样的人可耻，是因为对方只知道讨好别人，态度恭顺，而缺乏真诚的心意。左丘明是鲁国的史官，孔子非常佩服他的。左丘明认为一个人应该以真诚为主，否则很可耻，孔子也这样认为。“耻”字也很重要，我们以后会常常提到。在《论语》里面会出现一些有关情绪的描述，比如说怨、愠、悦、乐。“耻”代表羞耻心。很多人常常比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说西方文化是一种罪恶感的文化，西方人常常觉得如果没做好事，就有罪恶感。对谁有罪恶呢？对神。因为西方文化受基督教的影响，常常强调人与神的关系。人在神面前都不完美，常常觉得自己有罪。我们中国文化受儒家的影响，比较强调羞耻心。羞耻心来自于将个人与团体比较，如果达不到团体的标准，就觉得很丢脸、很可耻。“耻”字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特别重要。一个人最怕失去了羞耻心。比如说有一种人达不到社会的标准，却不在乎，那一般人就帮不上忙了，他没有羞耻，他不在乎，那谁能救得了他呢？这样的人对社会是一个灾难。我们学习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儒家思想希望我们能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应该达到的基本标准，只有超越标准，才能够带来内在的快乐。

【第5讲】#

《论语•学而第一》第四章，原文是：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这段话是曾子说的，我们前面提过，曾子的父亲也是孔子的学生，曾参十五、六岁时，父亲让他也来向孔子学。孔子的学生里面有好几位是父子一起来上课的，像曾皙与曾参，颜路与颜渊，都是父子档。

这段话，里面有很多重要的观念，意思是这样的：

曾子说：“我每天好几次这样省察自己：为别人办事没有尽心尽力吗？与朋友来往没有信守承诺吗？传授学生道理没有印证练习吗？”

我们首先看何谓“三省”？有些人说“三省”是省查三次，也有人说“三省”是这三件事我来反省一下。其实都不是，“三”这个字在古代代表多数，不一定指正好三件事。曾参的孝顺是众所皆知，但“三省”里面却没有提到孝顺，可见本章所言只是在举例，并不是只有这三件事情要去省察，人生还有各方面的问题要去思考。但是你只要与别人来往，在外面工作，就要格外注意反省以下几点。

第一点是为人谋，替别人做事，比如从政，上有长官；做事，上有老板，那么就要问自己，有没有尽心尽力？“忠”这个字代表尽心尽力，我们称为尽忠，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点是与朋友交往有没有守信用？儒家很强调守信，信守承诺。但是说到守信，儒家的讨论非常复杂，在实现诺言的时候有一个时间差，这中间可能发生任何事。以前答应的事情隔了一段时间去实现不见得恰当，有时候我答应你，认为没有问题，后来发现有问题，那我还要做吗？所以这是比较复杂的一种状况。在正常情况下，说话应该算话，这一点没有问题。所以曾参说“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第三点，“传不习乎”。有人认为这是曾参在自我反省，要翻译成：“老师传给我的，我有没有去实践？”我认为这样翻译不太适合，因为曾参比孔子小了四十六岁，孔子过世时曾参才二十六岁。但是前面两句话，替别人做事，与朋友交往，似乎曾参又已经成年了，在社会上工作了，所以把“传不习乎”理解为曾参自己当老师来教学生比较恰当，因为曾参后来是有名的老师，教出很多弟子，所以他的“传不习乎”是说，我当老师，我教给学生的，自己有没有去实践呢？这个“习”就是《论语》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的“习”，表明要去实践，要自己做到才能教学生，自己没做到，凭什么教别人做呢？这三句话有一个共同特色，都用“不”来问。不忠乎，不信乎，不习乎，这便是反省，从反面来省察自己，这是非常正确的态度。

通常我们在反省的时候，老想着别人有没有对不起我，别人有没有做错事，很少意识到应该反省自己的问题。别人有没有过错，我们反省了也没用，因为他不见得会改。自己有过错，能够不断地反省，就能不断地长进。自己改变之后，别人也会调整对我们的态度的。曾参这几句话是很有特色的，人活在世界上很容易主观，什么事情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而没有注意到与别人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考虑到别人的立场。所以我们讲到曾参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到这三句话，它所强调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交往。

儒家思想的特色是个体不能离开人群，儒家没有关起门来的贤人。要做贤人、要做君子，就要打开门与别人来往。在家，与父母兄弟姐妹相处；到外面，与朋友，与老板、同事们交往，与天下人都有来往的机会。任何事情发生时都要先问自己做得对不对。孟子把儒家的思想发挥得很好，他很喜欢强调四个字，他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做任何事只要做不通，都要“反求诸己”，先问问自己有没有问题，而不是先指责别人有意阻拦或者其他的问题。要问自己，当发现自己没有问题之后，再去看看别人有什么不足，并用善意的方式来劝导。

曾参这三句话讲到“吾日三省吾身”，大家都觉得讲得特别好，特别亲切。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它是曾参的话，我对孔子的学生始终是尊敬的，但是有一点保留态度，因为这些学生还在成长，还在努力的过程中。如果把《论语》里面每一句话都看作圣经，都完全正确，那自己恐怕就受到限制了。因为孔子也说过，曾参特别鲁钝。鲁钝不是坏事，代表这个人很老实，孔子有很多学生很聪明，都创建了自己的学派，但是只有曾参，他通过《孝经》，通过《大学》把孔子的学说传到后代，像孟子这些学者，都受曾参的影响。而曾参作为鲁钝的学生，他从小是受尽各种折磨的。曾参的父亲曾皙，又名曾点，他在孟子眼中是一个狂者。狂者就是志向非常高远，总是拿古人作比较，表明他理想很高，要向古人学习。与这样的人相处是很辛苦的，所以曾参小时候经常挨打，他爸爸理想很高，没什么耐心，曾参反应比较慢，所以经常挨打。古人认为责罚是出于爱心，希望小孩子能够改善。曾参小时候受了很多苦，但是他不会有任何抱怨，孟子很推崇曾参，说他特别孝顺。曾参的孝顺，我们用一个故事就能说明。当父亲老了，眼睛看不到了，给父亲准备的每一顿饭都有酒有肉，父亲吃完毕之后就问，还有剩下的吗？曾参说，有剩下的。然后他还请示父亲，剩下的饭菜要给谁呢？他父亲就很高兴。人虽然老了还是会希望能够行善，因为人性向善，曾参的父亲眼睛瞎了，年纪老了，他的儿子照样可以按他的意思把饭菜送给穷困的人。孟子说他除了养口体之外，还能养志，也就是说曾参让他的父亲的志向可以实现，因为人性向善，让他父亲年纪老了还可以行善，那才是真正的孝顺，而不是只奉养父母亲，让他们活着而已，还要让他们可以继续实践向善的要求。

【第6讲】#

《论语•学而第一》第六章，原文是：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说：“青少年在家要孝顺父母，出外要敬重兄长，行为谨慎而说话信实，普遍关怀众人，并且要亲近有善行的人。认真做好这些事，再去努力学习书本上的知识。”

本章前面讲的都是做人处事、德行方面的表现，比如在家孝顺父母，出门敬重兄长，这不只是对青少年的要求，事实上人类社会是持续发展的，今天的青少年将来也会为人父母，也成会为长辈，受到晚辈的敬重。“谨而信”是说话能够信实，行为谨慎。孔子很强调言与行，说话一定要守信，做事要谨慎。因为如果不谨慎，很可能事后再补救就来不及了。所以在言与行两方面能够自我要求，德行自然就慢慢地成长。接着谈到要普遍关怀每一个人，这是很高的理想，因为人的本能都比较替自己考虑，要关心别人，必须自己先稳定了，才能关心。但是追求稳定的同时，也许别人因为我们只顾自己而受到某些损失。所以儒家的思想很强调，修德行善会有内在的快乐，这其实是选择的问题，是长期的考虑，我们是要短暂得到利益，而丧失内心的一种真诚的快乐；还是要坚持内心真诚，照着原则去做，也许短期间有些损失，比较辛苦，但是长期看来，内心的快乐是不能替代的。“泛爱众而亲仁”，说到“仁”，在《论语》里面有两种用法：一种是指涉善行方面。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些好人好事，但是，做好人做好事，不见得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而孔子所教的仁是要我们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人性向善，由内而发要这么做。儒家重视教育，有一套理论，这个理论很重要，让我们有由内而发的力量，主动地行善，而不再是被动的要求。最后他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很多人就质疑了，为什么念书放在最后？这些事是与别人相处时要做到的，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时间是独处的，这个时候做什么事呢？就可以学文了。另外一种用法是孔子特别用来作为术语的，那就比较复杂了。“泛爱众而亲仁”，要接近有仁德的人。但是我们也知道，孔子很强调，在社会上很难看到仁者，他自己都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他讲年轻人要亲近仁，这个仁是指有善行的人。古代是农业社会，安土重迁，所以一个人住在乡里，大家相互熟悉，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做好事谁做坏事，大家都心里有数。所以说年轻人要亲近这种做好人做好事的，因为可以不断地学习。何谓行有余力？比如说现在碰到一个选择，父母亲要我帮忙做一件事，我说不行，我要念书。孔子认为要按照父母的吩咐，先把他们的要求做到。行有余力是说当孝顺父母与温习功课有一点冲突时，要孝顺父母为先，因为如果不管父母的要求，只知道拼命念书，将来就算念到很好的学校，毕业了，进入社会之后只顾自己，变得自私自利，也许是个人才，但是人格方面有瑕疵，这是孔子对于教育的看法。

简单说来，孔子认为教育应该是全人教育，就是完整的人的教育。分三种：第一种是人格教育；第二种是人才教育；第三种是人文教育。把人格排第一，是因为孔子的要求，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前面所行的都是人格方面的要求，“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都是一种与人相处的自我要求，能替别人设想，帮别人忙，这是一种人格教育，因为人格教育必须自我要求，由内而发，绝不能只是被动去做，所以讲道德的问题，关系就非常明确了，是被动做好事，还是主动做好事，完全不同。儒家所要求当然是自己主动了，这称为人格教育。至于人才教育，是用之于外。在社会上是个人才，可以服务社会，有所贡献。但是人才在有某种专长之后，还应有人文教育，如何调节自己的生活，如何让生命井然有序，充满活力，能够和谐持续地成长发展。这一段特别强调的人格教育与人才教育两者要一起考虑，并且要以人格为先，因为人格是一辈子的事情。最后补充一句，今天许多人让孩子背诵的《弟子规》，就是从本章引申发挥而成的。

【第7讲】#

《论语•学而第一》第八章，原文是：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这段话可以分为好几个小段。

孔子说：“君子言行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多方学习就不会流于固陋，以忠信为做人处事的原则，不与志趣不相似的人交往，有了过错不怕去改正。”

这几句话好像座右铭一般。我们一段一段来分析。首先看君子是什么意思，如果君子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君子，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要求呢？所以我们在读《论语》的时候看到“君子”这两个字要记得，要把他当作立志成为君子的人，这样才正确。换句话说，一个人要立志成为君子，就有很多地方要改善。如果已是君子，何以还会有要改善的毛病呢？所以君子处于一个动态中，也就是说人生是一个趋势，究竟有没有志向。在古代分君子小人其实并不困难，有一句话说“君子立恒志，小人恒立志”。小人老是立志就等于没有志向。君子呢？立定了志向就绝不改变，也就是说要成为一个拥有完美人格的人。所以孔子谈到的君子，是立志成为君子的人。如果言行不庄重就没有威严，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身处世，言行要庄重，这样才有威严，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

接着说：多方学习就不会流于固陋。我特别分开这两句话，因为有些人把它连在一起，说如果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学习也不会有心得。不是那个意思，要分开来看。多方学习就不会流于固陋，因为孔子很反对一个人太过于顽固，太过于拘泥，以至于不知道变通，儒家思想很强调变通，强调时机。孔子描写自己的时候说，古代的那些贤者，他们都要这样做、要那样做，我与他们不同，我是五个字：“无可无不可。”什么叫“无可无不可”呢？就是我没有一定要怎么做，也没有一定不要怎么做，要看时机来判断。儒家思想除了强调仁德也很强调明智，仁智并重，仁德表明内心真诚，真心愿意主动地做好事做好人；明智表明判断，如果不懂得判断，做好人说不定反而被骗上当了，甚至还帮助坏人了。所以儒家很强调仁与智要配合，一个人学习了，心思便比较灵通，碰到问题时，思考起来就会有各种线索。如果没有学习，就只能按照过去的经验，非常有限的经验，来面对眼前的挑战。那怎能去突破困境呢？所以学习了以后心思开通，对许多问题的掌握就不会这样呆板，这便是“学则不固”，学习就不会流于固陋。

“主忠信”，孔子很强调要以忠信为做人处事的根本。孔子说过，有十家人住的地方，一定有人像我孔丘这样忠信的，但是没有人像我那么好学，表明孔子强调做人处事就是要忠信。下一句“无友不如己者”，有人把它翻译成“不要交不如自己的朋友”，这样的翻译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你要与别人做朋友的时候，既然还没有做朋友，怎么知道谁比谁更好呢？已经知道谁比谁更好了，便说我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做朋友，我要和比我好的人做朋友，那比我好的人也会说我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做朋友，他也不理我了，如此一来，谁能结交朋友呢？所以我特别强调，“不如”两个字可以理解为“不相似”，在《论语》里面例子很多。什么叫“不相似”呢？前面有个原则叫做忠信，交朋友一定是以忠信作为基本原则。然后就要看朋友之间志趣是否相合，比如我喜欢爬山，你喜欢游泳，我喜欢下棋，你喜欢打球，一到放假的时候根本凑不到一起，请问，怎么做朋友呢？志趣相似才有许多交集，我们才能够在许多方面，好比喜欢念哪一类的书，喜欢看哪一种电影，都志趣相似，大家交朋友就很容易了，就很自然了，前面有一个“主忠信”，所以不用担心交到坏朋友，因为忠信是做人处事的根本，然后与自己志趣相合的人、相似的人可以做朋友。

最后一句，有了过错不要怕改正，这一句话事实上很难做到。一般人的过错都来自于性格，什么性格的人犯什么样的过错，要改正过错，等于要修改性格。我们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很不容易的，虽然难，但还是要尽力去改正。《孟子》有个故事，有一个做官的人和孟子谈了话后知道自己错了，自己不应该收那么多税，于是他说好吧，我从明年开始减少税收，达到你的要求标准，今年呢，稍微少收一点。孟子如何回答呢？他非常聪明，也喜欢比喻，他说假如有一个人，每天偷邻居一只鸡，别人指出这是不好的行为，最好改过。他说好吧，我改一改，现在开始每个月偷一只，明年开始才完全不偷。这种比喻很好笑，因为从每天偷一只变成每个月偷一只，听起来好像差三十倍，你为什么不立刻停下来，都不要偷呢？孟子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如果知道错，何必等到明年呢？应该立刻就改。但是人最难的就是改过。因为过错与性格有关，你叫我改过，等于叫我调整性格，这是很大的挑战。

从这一章我们可以了解，孔子说的是君子的自我要求，必须言行庄重，必须以忠信为做人处事的根本，这是一个很好的原则。有过错不要怕改正。我们学习儒家会有什么压力呢？孔子说的话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但是这种应该做的事做到了之后有什么收获，它的收获是在内不在外，今天照孔子的说法去做，考试会考得好一点吗？不一定。可以顺利地升官发财吗？不一定。所以儒家一定要保证，我这样做之后合乎做人的要求，我应该有由内而发的快乐。这种快乐与外在的成就不一定同步。如果就外在的成就来看，大家都知道，有很多明显的利益让人享受。照孔子的方式来做，不一定有这些成就，但是一定要很清楚地知道，内心的快乐是来自于做到了人性的要求，而这种要求是普遍的，自有人类以来，不管东方、西方，古代、现代，只要是人，只要做到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然后做到孔子说的要求，犯了过错去改正，会不会快乐呢？这需要体验。我们可以从小地方做起，有小的毛病，改正之后就会发现，别人对我们也比较尊重了，我们对自己也比较肯定，慢慢地再往大的方向走，这是我们学习的一种比较具体的方法。

【第8讲】#

《论语•学而第一》的第九章，原文是：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曾子就是曾参。这段话内容很简单。

曾子说：“丧礼能慎重，祭祀能虔诚，社会风气就会趋于淳厚了。”

02为政第二

Tue, 17 Jun 2025 23:57:30 +0800

为政第二

【第13讲】#

《论语•为政第二》，到第二篇了。〈为政篇〉的篇名就是取自于第一章开头的几个字。原文是：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孔子说：“以德行来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安坐在它的位置上，其他星辰环绕着它而展布。”

古人认为北极星是不动的，当然，今天的天文学告诉我们，没有星星是不动的。古人说北极星不动，别的星星就以它为核心，在各方面展布开来。用以比喻如果负责政治的人用德行来作为示范、来领导，那就好像北极星一样，它本身不需要动，其他的星星就好像各层官员、以及老百姓，都各自就他的位置做他该做的事，社会自然安定了。古代确实有这么好的理想，也就是德治。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尧，特别提到八个字，他说尧这个人“其仁如天，其智如神”。他的仁德像天，因为古人都相信天是仁爱的，它是无不覆盖，像春夏秋冬的四时就称为“天时”，代表天对老百姓、对万物的照顾的，让它们可以按照时序来生存发展。他的智慧像神明，古人都相信神明是最有智慧的。春秋时代，两个国家缔结盟约最后都要加一句，由聪明的神来做见证。代表如果不守约，神会来执行赏罚。在古人的心中，尧称为尧天，舜称为舜日。尧天舜日是对一个社会最美好的描述。代表领导者的德行圆满完美。所以整个社会非常的安定和谐，这是儒家的理想。它是基于富有天下贵为天子这样的位置，所表现最高的德行、圆满的人格，这对于整个社会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周朝之初，周公制礼作乐，那时的政治观念是把政治与教育设法联系在一起，而国家与学校也几乎要等同了。换句话说，政治领袖就是老师。在《尚书》里面就提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上天生下老百姓，替他们找了国君、替他们找了老师，君与师帮助上天照顾百姓。上天让百姓出生，但是他没有办法个别照顾，而百姓形成人的群体之后又有各种复杂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有国君来领导，有老师来教育。君与师并列，代表古人认为人生下来并非圆满的，需要有人引导与启发，才能知道人生的正路何在，尤其是古代的小型部落社会，每一个人都可以和领袖近距离相处，君王如何待人接物、做人处事，百姓很容易仿效他。比如舜非常孝顺，所以尧就把舜提拔出来，让舜成为大家的楷模。有了舜的榜样，大家都觉得孝顺是美德，我们要跟着做。事实上，人本来就愿意孝顺的，人都是父母所生所养的，孝顺是最自然的事情。但是因为后天的各种利害关系，有时候容易忘记孝顺。这时看到君王表现了孝顺，自然而然就从心里面愿意去做。所以儒家讲为政以德，它是古代德治的理想。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接着夏商周三代都有礼治，所以从德到礼。礼包括三点：礼仪、礼节、礼貌。若只讲礼仪，好像是一套仪式，离我们一般人很远。讲礼节，还不够，还有基本的礼貌。所以孔子经常谈到礼的时候就加一个字，“礼让”，要让别人。德须与礼配合，因为社会越来越大，只靠德治，不见得很多人可以看到他们的天子。古代的传播也没那么方便。无法像今天透过媒体让全国人知道，所以国家越来越大以后，就需要制礼作乐，靠礼仪，靠音乐，来维持它的稳定和谐。

孔子提到“为政以德”的观念，在〈卫灵公十五〉还有另外一段话，要对照来看，就是孔子说的“无为而治”。在后面他提到“无为而治”特别就用舜来做例子。他说舜不用做什么事，他只要自己本身行为端正，面向南方坐着就好了。就与本章谈北极星本身不动一样的意思。但是听到无为而治，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想到道家。的确，在老子的思想里面很强调无为，也就是你不要刻意做什么事，因为你刻意做任何事的话，你的考虑永远不可能周到，你顾了这一边就忘了那一边，到最后挂一漏万，甚至捉襟见肘，很难全面照顾，反而不好。所以道家讲“无为而治”是强调人的考虑是有限的，而社会上的资源更是有限的。如果考虑到要对谁好、对哪些人好，另外一些人怎么办呢？所以最好是不要刻意做任何事，因为所有的一切，从万物到我们人类，其生存发展都有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不会因为你去做就改变的，它一直存在那里。比如有些老百姓过着自在的生活，如果刻意对他说还有更好的生活，他的欲望产生却达不到，就开始烦恼了。所以老子的思想有时候会被别人误解为对教育不太重视。其实老子认为一个国家让教育普及，一定有些人知道多一点，有些人知道少一点。到最后因为“知”带来欲望，欲望造成各种争夺，理想不能实现，结果反而是天下大乱。儒家讲“无为而治”以德作为基础。为什么有道德的领导，可以让天下无为而治呢？因为人性向善。

我们在学习《论语》时，会觉得有些篇章上下无法连贯。其实很多地方孔子只是回答问题，因为学生各自作记录，后来替孔子守丧三年，那段时间大家都不工作，每天就在老师的坟边居住着，白天就互相交换意见，说老师以前教你们这个，老师以前告诉我那个。大家平时记录的语言，由某几个学生的学生把它整理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念《论语》有个困难，看到一句话却不知道孔子为什么说这句话。其实肯定是发生某些事情，或者有些人提问题了，他才回答。像这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如何如何，孔子怎么忽然讲这句话呢？一定有人问他说怎么样把政治办好？是不是努力去做就会好呢？或者让法律更为严格，要求更为苛细，会好一点？孔子会说不对，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孔子心目中有一种对人性的了解。换句话说，以整个国家来说，政治领袖表现德行，老百姓就可以自己上轨道，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老百姓都是人性向善。那么领导者表现善的行为就是德行，我自然支持他。自然可以有向心力，可以团结起来。他怎么说，我们怎么来配合。

为什么讲儒家一定要强调人性向善呢？若不讲人性向善，为什么要治呢？人性本善，何必要治理？就是无为而治，还是治。为政以德，还是有为政。当然这一点，很多人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慢慢了解孔子为什么有这样的观念。

【第14讲】#

《论语•为政第二》的第二章内容很短，但是很特别，原文是：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孔子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不出于真情。”

我想这样的翻译会让很多人觉得有点诧异。因为通常我们看到的是“思无邪”翻译成为“思想纯正无邪”。我要说明一下为什么我这样翻译，孔子说《诗》三百篇，事实上《诗》是三百零五篇，其中包含有风、雅、颂。孔子念书善于总结，经常用一句话概括他的想法，有他的创见。因为孔子自己说过，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我们将来会看到这句话，你不断重读过去的资料，并且有了新的体会，才能当老师。孔子所讲“思无邪”三个字，这三个字本身就出于《诗经》，在《诗经．鲁颂．》篇，它描写的是鲁君有很多马，这些马往前奔行，看起来非常地勇健。他就说了“思无邪”。“思”这个字在《诗经》里面经常作为语首助词，或者语末助词。它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为了吟唱，或拉长语气，所以当你说“思”的时候，别人都知道是一句话要开始说了。“思无邪”重点在于后面的“无邪”。无邪的话，这个“邪”与倾斜的“斜”通用，代表这个马向前跑的时候它不能转弯，因为马跑得很快，一转弯可能就要摔跤。所以它描写鲁君所养的马跑出来的时候非常勇健，一点都不会偏斜。孔子从《诗》里面提炼出这三个字，用来表达整部《诗》。就是说《诗》是文学的作品，文学的作品一定要有真诚的情感，最怕无病呻吟或者矫揉造作。

《诗》是古代的文学作品，它是古代的采风之官到各地采集民间的各种歌谣总集而成，并以此作为教化的参考。所以《诗》谈什么呢？思想纯正无邪吗？不是的。《诗》与思想或意识形态基本上没有直接的关联。《诗经》这部作品，它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谣，加以整理成三百多篇。请问如果把“思”理解为思想，是谁的思想？因为很多都没有作者，也不知道是在写谁，是谁的思想纯正呢？所以不是作者。因为作者太多了，恐怕有几十人，甚至有上百人。是编者的思想吗？如果是编者的思想，那何必说纯正无邪呢？他与读者有什么关系呢？编者本身思想纯正无邪与编《诗经》，也不见得是必要的条件。难道是读者的思想吗？我读《诗经》的时候，思想需要纯正无邪吗？事实上《诗经》很多篇章都在表达人的情感。比如大家最熟悉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它描写的是雎鸠关关地叫着，在河边的沙滩上。人与人之间互相吸引，美好的女子就是君子最好的伴侣。它可以从自然界的一种现象，转到人类情感的互动、交流，人对生命的一种肯定与向往，它和思想有什么关系呢？它描写的是真诚的情感，所以《诗经》里面很多地方都会提到抱怨、提到难过、担心的情绪，与思想完全没有关系，它讲的都是真诚的情感，所以我们在读《诗》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它是文学作品，以真诚的情感为主，只有真诚的情感才能感动别人。而我们将来再看到孔子谈到《诗》的时候，都会用一个字，“兴”，可以理解为引发真诚的心意。

平常我们看多了社会上的各种新闻，会觉得好像人活在世界上只能够得过且过，或者随俗浮沉，早就把年轻时真诚的心意遗忘了。读《诗经》会引发真诚。看到《诗经》里面描写的情感都这么样的真挚，也会引发我年轻时的真诚情感。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提到四个字，都和情感有关。引发真诚的情感，了解自己的志向，同时观察整个社会的风尚。最后还有怨，可以抒发委屈、怨恨。读《诗经》读到有些人很委屈，再对照自己的遭遇，就会觉得，古代这么好的人都委屈，何况我这个平凡人呢。读完之后心中的怨恨自然消解。

儒家思想对于人的情绪反应是非常重视的，后代特别强调儒家的礼教，其实并非孔子的想法。孔子、孟子，都很重视人的真诚情感。人活在世界上，如果没有真诚的情感，那活得多累啊！如果任何事情都必须要客套，要注意到别人的各种要求，就只能忽略真诚的情感，凡事也就只能做戏而已。儒家为什么重视《诗经》？因为《诗经》是真诚地表达情感的歌谣。读《诗经》引发真诚的情感，就可以回到儒家思想的正途上，从真诚引发内在的力量，让人们自愿孝顺父母、尊敬兄长，自愿来帮助别人，来做好事。儒家为什么强调《诗经》？《礼记》里面特别提到，“温柔敦厚诗教也。”一个社会如果推广《诗经》的教育，它的社会风气就会“温柔敦厚”。儒家的教育，包括文学、历史、艺术在内。而在文学这个领域，特别重视《诗经》作为真诚情感的表现。

所以孔子说《诗》三百篇用三个字概括，叫做“思无邪”。我们要记得，“思”是语首词，“无邪”是代表从内到外直接出去，没有转弯，也不必绕圈子，所以一切都出于真诚的情感。如此，就能了解孔子为什么那么重视诗教，也可以知道诗教为什么会带来温柔敦厚的社会效果。

【第15讲】#

《论语•为政第二》的第三章，原文是：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说：“以政令来教导，以刑罚来管束，百姓免于罪过但是不知道羞耻。以德行来教化，以礼制来约束，百姓知道羞耻，还能走上正途。”

有两种方法来对百姓进行教育和规范。第一是德与礼，第二是政与刑。孔子先讲第二种方法，也就是用政令、用法律来作为约束的方法，这样也许百姓很听话，因为有政令、有法律，百姓如果不遵守就要受罚的。虽然他可以免于被处罚，但是却丧失了羞耻心。因为百姓可能会钻法律漏洞。在今天法治时代确实是有这样的现象。以美国社会为例，美国社会当然早就是法治的社会了，但是很多人都说，在美国，真正治理国家的是律师，因为任何事情都需要靠律师来解释法令条文。在很多电影里面经常会有这样的场景，一个人被冤枉入狱，他坐牢第一天和牢友们吃饭时，别人就很好奇，说你这个人看起来蛮斯文的，听说你在银行工作，怎么会坐牢呢？这个人说我是无辜的，他讲完之后，所有的犯人都笑了。为什么？犯人们在这儿都说自己是无辜的。美国人拍电影常常自我解嘲。犯人们都觉得自己是无辜的，如果有一个有钱的父亲可以请最好的律师，就可以无罪释放，可惜我们没有，所以我们很冤枉。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家有钱请一个好律师，那么就大罪化小、小罪化无。到最后我们就可以无罪释放了。但因为家里穷，请不起好律师，要不然就是我的对头有钱请到好律师来对付我，所以我今天被关是无辜的。你看，这样的观念就糟糕了。为什么糟糕？一个人做错事，完全不会自我反省，完全不认为自己有错。当然我们也知道，社会上的各种关系非常复杂。

一个人做事，很难说他要负多大的责任。比如美国律师在替人辩护的时候常常这样说，不要怪这个人，他为什么做坏事呢？他从小生长在贫民窟，他周围都是穷人，和他一起生长的人如果不去贩毒就去抢劫杀人。他如果不打人，他就被人打，他在这种环境下长大，最后变成这么坏的人，实在是不能怪他，应该怪这个社会。律师这样辩护，完全没道理吗？好像也有点道理，但这样一来，那谁还要做好事呢？每一个人做坏事都有理由。我们都知道，做好事是需要努力的。中国有一句话说“为善如登，为恶如崩”，做好事和爬山一样，很辛苦的；做坏事，手一松往下磙，快得很。正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我在荷兰教书时，很多人对我说荷兰的税收很高，超过一定数目就要交税40%以上。有人觉得太划不来了。他们就越过边境到比利时，比利时的税比荷兰的税要低。而比利时与荷兰有一部分人讲一样的语言，都讲弗拉芒语，所以有一些荷兰人就越过边境到比利时买一间房子，在那儿交税，他为了减10%、20%，在荷兰赚了钱宁可交给比利时。这让荷兰、比利时两国之间产生了一些小误会。这样的故事很多，百姓享受荷兰的待遇，但是为了省一点税钱，到比利时去交。当然这只是我个人听到的一些议论，真实的情况如何呢，还需要去做进一步的研究。为什么百姓这样做？就是典型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羞耻心。我这样讲绝不是说外国人没有羞耻心。“耻”字我们不要拿一般的观念来看，儒家讲“耻”是指个人所作所为如果达不到社会共同的要求，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别人都做到了，我做不到，那怎么可以呢？所以有“耻”，羞耻心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点，在《论语》里面“耻”字经常出现。如果问，活在世界上最怕哪种人呢？应该是最怕不知耻的人。他如果没有羞耻心的话，你根本毫无办法，你只能用法律约束他。孔子说得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百姓会钻法律漏洞，这可以说是一种相对的关系，所以在道家的《老子》里也有一句话叫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把法令弄得越细的话，那犯法的人就越多。小偷到最后变强盗，越来越严重。所以这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很难用一句话来说究竟如何从根本上加以化解。

孔子认为有办法，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第一种，用德与礼来治国。“道之以德”，用德行来引导，百姓看到在上位者有德行，自然就跟着走。“德”这个字很有意思，古代讲德代表为政者照顾百姓，百姓都喜欢政治领袖有德行。因为对百姓很好，国君对我好，我当然喜欢，因为对我是有利的。对我好而且又有德，那百姓就会以国君为榜样。因为我喜欢你对我好，我也知道别人也喜欢我对他好，这是一种教育的方法。所以“道之以德”还是可以做到的。它的根源还是在于人天性就有一种向善的愿望，所以你有善，我跟你走。同时我行善的时候内心快乐。

至于“齐之以礼”，因为礼乐教化是一个社会所需要的，所以周公制礼作乐，使一个社会有礼和乐可以依循，作为行为的规则。孔子特别崇拜周公，就因为他把礼乐制作得非常完善，但是春秋时是礼坏乐崩，所以我们看到德治之后要配合礼治，如果礼治还不行，就要法治了。礼与法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一般讲礼与法有一个简单的分辨，法是从外在约束人的行为；礼是从正面引导人的行为。一是约束，一是引导，差别就在这里。法律可以约束，法律很难引导。

我们不会说一个人守法是好人，只能说一个好人不犯法。守法是好人吗？不一定。因为他并没有特别做好的事，他只是守法而已，守法是应该做的，谈不上特别好。如果遵守礼仪，那就比较好了。所谓富而好礼，这个礼就是正面的引导，见到长辈要有礼貌，见到老师要尊敬，这些都是礼仪。这个礼仪创建的人际关系是普遍适用的，因为一个年轻人对长辈尊重，他将来年纪大了变成长辈时，将来的年轻人也会尊重他。否则一个年轻人对长辈不尊重，不知道去遵守礼仪，那么他将来老的时候变成长辈，凭什么要求年轻人对他尊重呢？所以，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会经常接受老师与父母很多教育，千万不要以为长辈只知道教我们年轻人，我们年轻人就这么样的委屈吗？就一定要听话吗？不要忘记，年轻人一定有一天会成为长辈，成为老一辈的人。那个时候，年轻人同样地也尊敬你。所以一个社会一定要有延续的发展过程，在这一方面，孔子的思想指出了社会发展的重点，也就是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老百姓如果无耻的话，政府怎么做都不容易有好的效果。

另一方面，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百姓有羞耻心，因为他知道由内而发，应该自我要求，“格”代表正，走上正路。有人说“格”代表“来”，事实上“来”不见得代表一定走上正路，走上正路是老百姓自己走上正路，如此一来，所谓的政治人物也不须费太多心。当然，德与礼的要求是很高的，并不容易做到。

【第16讲】#

《论语•为政第二》的第四章是特别重要的一章，如果在《论语》里面选十章最重要的内容，这一章一定在里面。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提到孔子的一生。这是我所见过最短的自传了，只有三十八个字。原文是这样的：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说：“我十五岁时立志求学，三十岁时可以立身处事，四十岁时可以免于迷惑，五十岁时可以领悟天命，六十岁时可以顺从天命，七十岁时可以随心所欲都不越出规矩。”

这是很重要的一章，讲孔子十五岁到七十岁，一生发展的好几个阶段，以十年作为一个代表。这些话意思并不难了解，但是很难做充分的说明。

首先，孔子说他十五岁立志学习。因为古代的教育，像孔子这样的背景，父亲早逝，跟着妈妈在娘家成长，属于地位非常卑微的一般百姓，他念书只能到十五岁。古代的乡村教育是利用每年秋收之后，农闲时请乡村里面有学问的人或者退休的官员，来教一些十五岁以下的孩子。教他们文化常识以及基本的武艺。孔子十五岁立志求学，很多人说我们今天教育已经普及了，六岁就求学了，甚至有人更早，进幼稚园了，但是这不是自己立志的，是被父母要求的、被社会规定的。重要的是孔子十五岁立志求学，他一辈子都没有停下来，到老的时候还学而不厌呢。所以他的求学是与生命一起成长，他也认为自己最好学了，所以第一句话是孔子强调自己立志要学习。有关立志的问题在《论语》里有三个对象，第一个，立志于学习；第二个，立志于行仁；第三个，立志于求道。都用“志”字。“志”的写法很有趣，上面是“士”，底下是“心”，士心为志，代表读书人的心意就是他的志向。至于“学”只是一种外在的描述，学什么？学的目的何在？那就要志于仁，就是立志以后要走上个人生命的正路。有关“仁”字，有时和“道”很接近，但是要怎么分辨呢？因为孔子也说过，志于道，立志于求道。这个道代表人类共同的理想。就是作为一个人，应该知道如何安排这一生，叫做人生的光明大道。所以“道”代表人类的正路，“仁”代表我个人的正路，这要稍微区分。“道”是共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走。“仁”是每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对行仁的选择。但是基本上仁一定是由内而发，出于真诚的心。

孔子十五岁立志求学，接着经过十五年的时间，三十而立，“立”一般说是立身处世。但是在当时要立身处世，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懂得礼。因为在《论语》里面出现过两次，所谓的不学礼，无以立，或者是不知礼，无以立。若是没有学习礼仪，在社会上不能立足。不懂得礼仪，在社会上无法立身处世。孔子三十而立，可以理解为礼仪、礼节、礼貌都做到了、都学好了。立也代表就业，否则三十岁早已经成家了，如何养家煳口呢？所以孔子的职业曾经做过仓库管理员，也做过牧场管理员，另外，他能够立足也包括他有专长，可以替别人主持丧礼。这就是孔子三十而立了。

再看“四十而不惑”，有人到四十岁的时候反而觉得人生陷入困惑，因为小时候比较单纯，所有的问题老师与父母都帮我们作出答案了。到了四十岁，自己成家立业，孩子也慢慢长大了，然后才发现人生的问题非常复杂，会有许多迷惑。在《论语》里，谈到迷惑的地方很少，比较清楚的只有两处，一是子张请教如何辨别迷惑，孔子回答说爱一个人，希望他一直活下去；恨一个人，希望他立刻死去；对同一个人又爱又恨，那不是迷惑吗？由此可以知道迷惑代表感情上的困扰，也就是说我们要调节情绪，不能靠情绪冲动来和别人来往。另外一个学生樊迟，他也问如何分辨迷惑。孔子回答时说：一时的愤怒忘记了自己的安危，甚至让父母亲跟着受累，那不是迷惑吗？因为有时候一时冲动生气，和别人吵架打架甚至杀人放火，别人报仇时到家里来寻仇，让父母亲陷入危险，因为愤怒而造成这般可怕的后果，这也是迷惑呀！孔子的学生两次请教他什么是迷惑，他回答时无一例外，都谈到情感上的问题。人有理性，也有情感，理性是光明正大，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通过学习而理解，知道人生应该往哪里走。另一方面，人还有情绪、还有情感，它们和感性的要求连在一起，就会发生很多问题，到最后自己也觉得很迷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出来呢？所以到四十而不惑，对我们来说就很不容易学到了。人间所有的问题有因就有果，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只要知道发生什么事，再推究它的原因，再思考它的结果，大致上不惑还是可以做到的。只要多学习、多观察、多了解。

【第17讲】#

前面谈过十五岁立志求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接着就要谈“转捩点”了，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说，孔子五十岁的时候研究《易经》，懂得算命，但是事实上，这叫做命运，不叫天命。天命是命运之外还了解自己的使命。所有的人都觉得人生下来就有命运，无可奈何，因此儒家强调要通过学习、通过自觉找到自己的使命。使命是什么？为什么称为天命？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有使命感，这个使命感的来源既不是别人，也不是自己给的。责无旁贷，一般把这个称作天命。比如说，国家就像一辆游览车，天子就是司机，要带我们去一个风景点。但是开车开了一半，司机心脏病发倒下来，这个时候请问，在车上谁有使命，谁有责任继续开车？答案只有一个，是懂得开车的人。孔子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他把古代的经典掌握之后，知道夏、商、周这三代何以兴盛衰亡，如何发展。他知道人类真正的幸福在何处，他知道人性要往哪里发展才能得到成全。他五十一岁出来做官，做到五十五岁。因为他觉得自己既然有使命感，就要对社会有所贡献。他努力做，做得也非常好。但是到五十五岁时又发生了各种问题，以至于鲁国的当政者不让他继续发挥他的理想，所以孔子就在五十五岁的时候开始周游列国。我们讲五十而知天命的时候，我们要把“天命”理解为两个重点：

第一，按孔子当时的情况，他知道要怎么做才能够实现他的使命，所以他出来做官。

第二，我们一般人可以学的是什么呢？把天命当做人性向善，因而追求择善固执，最后达到止于至善，当做我们每一个人的天命。儒家所谓“善”就是自己和他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我对父母孝顺叫做善，我对朋友讲信用叫做善，我对长官效忠叫做善。这个善一定是指我和别人之间适当的关系。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天命，也就是要把向善的要求实践出来。

六十而耳顺，我把这个“耳”去掉，改成“六十而顺”，顺天命。为什么这样改呢？有许多理由。因为在整部《论语》里面，“耳”这个字实在并不重要，它只出现四次，有两次当做语助词用。没有什么意思。比如孔子说“前言戏之耳”，前面说的话是和你开玩笑的，那个“耳”是没意思的。“汝得人焉耳乎？”你找到什么人才了吗？“耳”也没有具体含意。只有一次用于耳朵，孔子听到有人演奏音乐，他说“洋洋乎盈耳哉”，声音这么好听，洋溢着充满我的耳朵。六十而耳顺，这个“耳”很特别，因为整段行文都是一个年龄加一个行为，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到七十呢，从心所欲不逾矩。年岁接动词，中间没有加一个名词。“六十而耳顺”，说成是“六十而顺耳”，还比较接近这样一种行文特点。孔子六十岁时，在周游列国，周游列国是为了顺天命，有人对他说“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上天要以你们老师作为木铎，从事教化工作，这就是顺天命。孔子周游列国两次差一点被杀，两次碰到生命的危险，他都把天提出来，“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你们能对我怎么样呢？因为我后面有天作为我的依靠，我是在顺天命啊！并且更重要的是在孔子以后，先秦的儒家经典，像《孟子》、《荀子》、《易传》、《中庸》、《大学》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提到耳顺。相反的，有好几个地方提到顺天命。由此可知，孔子说的是六十而顺，顺天命。顺天命代表他不计任何代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关天命，在孔子的思想里面很明显地说出来，第一个要知天命；第二个要畏天命。他在知、他在畏，就代表这个天命一定有其内容，天要他知道什么、天要他敬畏什么，接着天要他顺从什么，要怎么去做。所以从知到畏，接着就要顺天命，最后一步还要乐天命，就是最后阶段。在解说《易经》的《易传》一书中强调乐天知命，就是这种思想，很合理的一种人生发展。所以在《论语》里面谈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的时候，我们是非常谨慎的。因为如果加一个“耳”的话，没有人讲得清楚。比如说朱熹的解释是，“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听到什么心里面就懂了，没有任何违逆。但是这个属于不惑。可以了解别人的意思，听到什么样的话都不会觉得刺耳，别人骂我的话，听了也无所谓了。那不是耳顺，而是乡愿。从以上几方面来看，“耳”字应该是多余的。并且很多学者从考据方面、从哲理方面都加以发挥，都强调“六十而顺”，“耳”是多出来的字。我们在阅读古代经典的时候，更改一个字都要谨慎小心。不能随便说我认为这个字是多出来的就改了，要举出各种证据。

到最后一个阶段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最后阶段，其中有两个重点：第一，孔子说这话代表他在七十岁以前如果从心所欲，偶尔难免有可能违背规矩，代表人的心的确是有问题，捉摸不定的。所以我们学儒家时一定要记得，儒家从来没有把人的心看做本善、至善。颜渊的心三月不违仁，三月代表很长的时间，不会有违背仁的要求。而孔子自己到了七十岁才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代表平常若从心所欲，就可能违背规矩。所以七十岁了，从心所欲都不会违背规矩，这话才能讲得通。第二点要了解从心所欲代表自然而然去做的，不逾矩代表都符合规矩，也就是做到应该做的事情。对孔子来说，他的七十岁的境界是：自然的就是应该的，他自然去做的都是他该做的，他该做的事都做得很自然。这句话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很容易，自我反省就会发现，我们只要自然去做的，大多数都是不应该做的，而我们应该做的事，大部分都做得很不自然，代表我们的修养还差得很远。

所以这整段话代表了孔子一生的发展。我们相信，孔子可惜只活到七十三岁，他如果活到八十、活到九十，他人生的境界一定还会更高。我们很难想像那是什么境界，只用一句孟子的话来说，孟子说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达到圣的境界，再往上一步，简直无法理解。这是像神一样的境界。本章介绍孔子生平的自我了解，可以从中得到很多人生的启发。

【第18讲】#

《论语•为政第二》的第五章，原文是：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孟懿子请教什么是孝，孔子说：“不要违背礼制。”樊迟为孔子驾车时，孔子对他说：“孟孙问我什么是孝，我回答他不要违背礼制。”樊迟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父母活着的时候以礼的规定来侍奉他们，父母过世后以礼的规定来安葬他们、以礼的规定来祭祀他们。”

这篇提到的孟懿子，就是孟孙或孟氏，也就是鲁国三家里面的第一家。孟懿子的“懿”字是他死后的谥号，他原名为仲孙何忌，因为编写《论语》时他已过世，所以就用了他的谥号。鲁国有三家，这三家都是鲁桓公的后代。鲁桓公生了四个儿子，一个是嫡长子，继承王位，后来称为鲁庄公。另外三个儿子也受封。这三家后来在鲁国很有势力，与鲁君四分鲁国。

孟懿子的父亲是孟僖子，孟僖子曾经在国际场合因为不懂得礼仪而觉得很丢脸，回国之后就想自己身为大夫，不懂得礼仪，下一代一定要让他们多学学。他打听到孔子是礼仪方面的专家，就让他的孩子都去向孔子学习。所以孔子在三十岁的时候就当贵族的家教，而且顺便也招收别的学生，开始了他的平民教育的大业。

孟懿子请教怎么样才是孝顺，孔子回答时强调礼仪的规定。在古代社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受过教育的人都用礼互相来往，而老百姓却不懂得礼仪，只好靠法律来约束了。孔子强调，身为贵族，要特别的守礼。父母活着的时候用礼仪来侍奉他们，父母过世以后按照礼仪来安葬。因为贵族子弟很容易财大气粗，反正家里有钱，便十分铺张，超过自己身份的规定。孔子认为应该遵守礼仪规定比较好。所以他一再强调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最后祭祀的时候还是按照礼仪规定。代表人的孝顺不能离开社会规范。

《为政第二》的第六章，我们一起说明。因为这章提问人是是孟懿子的儿子。原文是：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孟武伯原名仲孙彘(zhì)(ㄓˋ)，他是孟懿子的儿子。他也来请教孔子何谓孝顺。可见当时孔子教书时间很长，做父亲的年轻的时候问过，儿子长大了之后也来请教了。孔子回答说，让父母只为子女的疾病忧愁。

我们思考一下，作为贵族子弟，生下来就有官位，不论学问如何，不论做人处事能力，长大了便继承父亲的原有的官位，可以做官。对于贵族子弟这些家世背景比较特别的人，孔子认为什么是孝顺呢？他对孟懿子说你要遵守礼仪的规范，他对孟武伯说让父母只为你的疾病忧愁，因为人吃五谷杂粮怎么可能不生病呢？生病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如果你让父母只为你的疾病忧愁，代表你真的很孝顺。因为其他念书、做人、处世等方面，都不须父母担心。换言之，一个孩子在各个方面都能尽力做到最好，让父母不要操心，只有偶尔生病是难免的，让父母为生病而操心。如果只有这件事，那真是不错的，算是非常孝顺的，等于是做子女各方面表现都很好，父母从来不操心。

由这二章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于不同的人的教育是因材施教。孟懿子、孟武伯都是孟氏的贵族，这个贵族在鲁国权力很大，将来都是国家的重要大臣。所以孔子教他们时就按照他的情况，希望他们虽有很多财富，但一定要记得守礼，我们前面一再提到，孔子希望一个人有钱之后能富而好礼。与这两章相配合，对父母亲按照礼制的规定，这样就可以算是孝顺了。在这里孔子没有谈到内心的情感，在古代贵族社会里，表现内心的情感需要适当的形式来规范。

为什么我们念《论语》会有困难呢？是因为对话简短，并针对特别的学生来作的回答。有时候会觉得孔子似乎只注意到外在的礼仪规范，他难道忘记了情感更重要吗？像第二句谈到说让父母只为你生病去忧愁，难道别的时候不用孝顺吗？只是生病让父母忧愁，那别的事情做好就够了吗？它与孝顺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思考孔子对于孝顺的看法，必须看很多章相关的材料，才能做完整的理解。不能看单章，单章往往有针对性，也就是孔子的因材施教。今天的孩子也是一样，各方面让父母都不要操心，只有生病是难免的，让父母操心一下吧，那就算是很孝顺了。怕的是除了生病之外，还有念书、交朋友、各种言行表现让父母担心，那样就不是孝顺了。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从这些角度来思考，自己对父母的孝心应该表现在不要让父母太操心上。

【第19讲】#

《论语•为政第二》的第七章，也是谈到孝顺的。原文是：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游请教什么是孝，孔子说：“现在所谓的孝是指能够侍奉父母，但是像狗与马也都能服侍人，如果少了尊敬，又要怎样分辨这两者呢？”

子游这位学生，与子夏同列在文学科，也就是孔子所列出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的第四科。代表他们对于文献、书本都学习得很好，非常熟悉。在《礼记》的〈礼运大同篇〉中，一次大的祭祀之后，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是对这位学生说的。他请教什么是孝，孔子的回答先做一个分辨，现在所谓的孝顺就是能够奉养父母亲，但是不一定尊敬父母亲。至于狗和马也能服侍人，但是狗和马不会尊敬人。所以子女服侍父母亲和狗和马服侍人不同，因为子女除了服侍之外还有尊敬，要尊敬父母。

历代以来还有另外一种解释。翻译成：“孔子说，现在所谓的孝顺是指能够奉养父母，但是人对狗和马也能养啊。如果没有尊敬之心，怎么分辨这两者呢？”居然把奉养父母和一个人饲养畜生并列在一起思考。这种翻译与理解是不能够接受的。因为古人讲狗和马有特别的含义。狗替人守门，马替人拉车，这都是为人服务的，到今天我们还用这样的成语，你对我这么好，我要效犬马之劳。把子女比喻为狗和马这比较合理。但是把子女奉养父母，把父母比喻为犬马，这是非常不尊敬的。简直是太不孝顺了，哪里有这样的比喻呢？所以我认为“至于犬马皆能有养”是说狗与马也能奉养人，应该这样去理解。

也有一位学者说，如果是人养狗与马，何必谈“能”呢？讲狗马也都能奉养人，“能”字才有意思，代表狗马也有能力啊，也能奉养人啊，就好像子女他有能力奉养父母，这两个并列，但是狗和马不会尊敬人。所以做子女的奉养父母亲，还要懂得如何尊敬父母亲。就好像曾参孝顺父亲，除了养口体，让父亲吃饱喝足，还要能够奉养父亲的心意，让父亲做好事。这就是尊敬父亲，还要让父亲的心意可以实现。那才是孝顺。

接下来的《为政第二》第八章的内容也与此相关：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子夏也来请教什么是孝，孔子说：“子女保持和悦的脸色是最难的。有事要做时，年轻人代劳；有酒菜食物时，年长的人吃喝。难道这样就可以算是孝了吗？”

这样还不算，还要脸色保持和悦。比如说父母年纪大了，我现在每天让父母吃饱喝足，有什么事我来做，但是我脸色不好看，这还是不够孝顺。我们现在奉养父母亲一定要记得，孝顺来自于内在的情感。孔子因材施教是非常有技巧的，他对贵族子弟，就不太谈内心的情感。而子游、子夏，都是一般的百姓，年轻的子弟，他回答的时候就特别对子游说要尊敬父母，对子夏说脸色要保持和悦。因为一个人内心有真的情感，自然而然脸色就会愉悦。比如说我们喜欢一个朋友，看到他自然是满脸微笑。喜欢一个老师，看到他自然而然会觉得心里很轻松。爱护父母亲，看到父母亲自然觉得很愉快，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有一种安定的力量，因为父母是我们生命的来源。孔子教学生的时候，特别重视内心情感的培养。要尊敬，同时要由内而发保持好的脸色。现在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到自己的脸色。父母要我们帮他忙，陪他去看病，帮他做一些事，我们就推三阻四的，给父母脸色看，那是非常不孝的。

我们学习儒家的思想就会发现，外在的各种表现一定要深植在内心的情感上，也就是以内心的情感作为基础，外在的表现就自然而然非常理想，真正外在的规范只是一个恰当的形式。如果内心没有情感，恐怕都是勉强，都是委屈，很难持久，也很难做得好。有时侯，我们帮别人忙，别人还不领情，恐怕就因为我们说错一句话，或者脸色不好看，以至于别人认为我们很勉强，那何苦呢？所以一定要先想清楚，要孝顺吗？要跟朋友讲道义、讲信用吗？想清楚之后就开开心心地做，因为不管怎么样都是要做，为什么不开开心心呢？既然要做，为什么不想得透彻呢？想得透彻由内而发，由真诚产生力量，这是儒家的思想。

04里仁第四

Tue, 17 Jun 2025 23:57:28 +0800

里仁第四

【第40讲】#

《论语•里仁第四》第一章，原文是：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孔子说：“居住在民风淳厚的地方是最理想的，一个人选择住处，而错过了民风淳厚的地方，怎么算得上明智呢？”

这里有两个重点，第一，民风淳厚是很理想的；第二，选择何处居住是很重要的。里仁为美的“美”，指值得欣赏。我们选择住家的时候要看它的社会风气。好的社会风气一方面让生活有安全保障，邻里相处，大家可以守望相助、敦亲睦邻。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孩子能在这样的环境长大比较令人放心，古代就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孟母三迁”，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孟子小时候，家住在坟场附近，看到有些人上坟去拜拜，他就跟着去看，甚至还学别人怎么挖坟墓，怎么祭拜，妈妈一看，小孩子三四岁学着别人去祭拜，去哭坟，实在不太适合。于是就搬家到市场旁边。之后，孟子又跟着别人称斤论两，学起买卖。妈妈一看，这么小的孩子称斤论两，和别人谈条件、讲价钱，好像也不太适合。再搬家，第三次搬到一所学校的旁边，小孟子还没有到念书的时候，每天看到比他年长的大哥哥们去念书，就跟着去。在外面看，在外面听，也开始念书了。此时孟母才觉得放心，认为这才是应该选择的地方。孟母非常贤慧，足以为天下母亲的表率，因为她选择适合孩子成长的地方居住。

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小孩读好学校，这点可以理解。但是我一向认为孩子太小，让孩子进入好的学校，竞争压力很大。我比较喜欢强调孩子念书有一个渐渐往上的过程。这与我个人的经验有关，我小时候在乡下念书，上的是一般国民学校，绝不是讲究升学率的明星学校，到小学五年级还是光脚上学，和乡下孩子完全一样。中学时代就到大城市附近去念书，这是一所中间程度的学校，我在这个学校创建了自信，因为我功课很好。大学的时代，我也没有念最好的学校，上研究时才念比较好的学校。然后再到美国念书。这一路慢慢往上的求知过程，让我一直充满信心，相信只要用心力争上游就可以把功课念好。自信对很年轻人很重要，太早让孩子进入最好的学校，去和最好的同学竞争，不见得是好事。

今天做父母的比较重视孩子的成绩，和进好的学校。往往忽略“里仁为美”，淳厚的、善良的风气，在一个风气善良的环境中学习，远比选择成绩竞争激烈的学校，对孩子一生的正向影响深远得多。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不同，有些孩子只会念书，别的事情都不会，会念书固然是个优点，但是只会念书，人生的发展也有很大的缺陷。另外一些孩子，虽然念书不见得很好，但是别的方面，比如德育、体育、美育、群育都非常好，那么他人格的发展就会比较完整。所以儒家谈到对孩子的教育，除了人才教育之外，还有人格教育，以及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特别重视艺术修养，有好的艺术修养，自然能造就善良淳厚的氛围，配合美好的居处和学习环境。

每一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专长，全能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所以做长辈的，做父母的，做老师的都要设法欣赏年轻的学生，创造机会让他的专长可以完全发挥。

【第41讲】#

《论语•里仁第四》第二章，原文是：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孔子说：“不行仁的人没有办法持久处在困境中，也没有办法长期处在顺境中，行仁者是自然而然走在人生正途上，明智者则是了解人生正途的重要而作此选择。”

这里我们要把“仁”当作动词来用，不仁者与仁者意义的区分，就是不去行仁的人，以及去行仁的人。把“仁”当做动词，才能够分辨一个人行仁或不行仁。不行仁的人不能长久处在困境和顺境里面。不行仁，简单说来就是没有走在人生的正路上，如果处在困境里面就容易胡作非为，但若处在顺境又容易沉迷于生活享受。所以孔子说得很清楚，人活在世界上只有两个选择：或者走上正途，或者不走上正途，没有中间的情况。后来孟子引述过孔子的话，他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人生的路只有两条，或是行仁，或是不行仁。用现在的话来说，或是做好人，或是不做好人。如果不做好人，不走在正路上会有什么结果？在困境会放弃原则，在顺境也会放弃原则。就如同孟子所谓的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这是大丈夫。不是大丈夫的人，拥有富贵就淫了。沉溺在富贵里面吃喝玩乐，不长进。贫贱不能移，如果贫贱就改变一个人志向，这人必不是大丈夫，也就是不行仁的人。所以为什么不行仁的人不能长期处在顺境，也不能长期处在困境，因为他无法坚持理想。

我们都知道处在困境不容易，什么事情都不顺利，很辛苦。但是，处在顺境也不容易，许多人在飞黄腾达时，往往不再坚持最初的理想了。在任何环境中能否坚持的关键是行仁，如果不行仁，无论顺逆都无法坚持自己的理想。如果能行仁，就是孟子所说的大丈夫，在富贵里面不会被它迷惑，在贫贱的时候也不会失去志向。

“仁者安仁”，我们翻译为：行仁者是自然而然走在人生正途上。《为政篇》读过“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中曾提到过“安”，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安心、可以安顿。这往往可以看到人内心中最深的愿望。比如我现在决定走上人生正途，决定做好人，那么做好事便很自然，毫不勉强。因为真诚由内而发产生力量，是我主动愿意去做的。这就是安于行仁。做好事本来就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做好事的理由是从外而来的，也许是金钱的诱惑，所以去做好事，也许是外在的压力，因为别人看着我、别人要求我。第二种是由内而发，自己愿意做好事。第一种状况从外在诱因而做好事，做好事往往只是虚应一番，一旦诱因消失，就不做了。第二种状况是由内而发，一旦动心起念，就不会受到外在的干扰，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这才是儒家的思想。所以讲“仁者安仁”，基本上是说行仁的人安于行仁，自然而然就去做好事，因为他真诚，由内而发产生力量。

“知者利仁”，“利”这个字代表有利，“知者”代表聪明的人，了解道理的人。聪明人知道行仁对自己有利。我们都很重视别人的评价，有些人不见得立刻就可以做仁者，立刻就自然而然由内在主动去行善。但是很多人很聪明，知道如果为善、行仁，别人会给予根本上的肯定，因为大家都是人性向善。所以说行仁后得利最多的是自己。举例来说：假设我坐在车上，一个老太太上来，我是仁者的话，我自己愿意让座，完全没有人要求我，这是行仁。但是一般人做不到。一般人最多做“知者”，老太太上车，我把座位让给她，老太太感谢我，其实我才应该要感谢老太太，因为她给我一个机会肯定自己是一个向善的人，这个更重要。

平常我们与别人来往的时候，都不太谈仁，往往只计较利害关系，这是一般的社会情况。如果一味这样，到最后恐怕会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多么可惜。好好的一个社会，就变得复杂纷乱，最后分崩离析了。再比如一个企业家捐款给灾区，他如果真是要行仁的话，根本就不在乎别人是否知道。这叫做安仁，仁者安仁，就做自己该做的事，做的时候心里很愉快。换做知者利仁会是什么状况呢？他捐款之后，因为要报销，所以要公布公司捐款的流向，和捐款若干，这对企业的形象也有利，这就是知者利仁。捐款消息一公布，所获得的广告效果远远超过花钱登广告。很多企业家是很聪明的。他作为企业家，一定会将本求利，精打细算，好不容易赚了钱，却要他安于行仁，完全不要计较得失，这样有点强人所难。他只要能做到很聪明，知道出钱做公益事业，公司的社会形象更好，而且广告的效益更大，有这样思考方向的公司负责人很聪明，我们也赞成这样的聪明。

儒家不只教人做好人、做好事，同时也说明这样做对自己最有利，这一点是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因为它可以使你向善的人性不断得到实现的机会，感觉到生命越来越充实，越来越圆满。当然最高的境界还是要到安仁的阶段，可以完全不在乎任何一切，只为了该做，就做。

【第42讲】#

《论语•里仁第四》第三章，原文是：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孔子说：“只有行仁者能够做到喜爱好人、厌恶坏人。”

一般人都是喜欢朋友，讨厌敌人。朋友好坏先不管，只要是我的朋友我就喜欢，敌人好坏我也不管，只要是我的敌人我就讨厌。只喜欢朋友而讨厌敌人，而忘记了应该喜欢好人，讨厌坏人。这章说明只有行仁者能够做到喜欢好人、讨厌坏人，不管这个好人坏人是朋友或是敌人。这相当困难，会被批评为不近人情。

一般人会因为是朋友，所以不论好坏一味包涵；因为是敌人，所以不论好坏尽情打击。这样是不分是非，敌人虽然是对手，但也有好人，孔子说这些话，可供我们深思。苏格拉底说过：坏人没有朋友。坏人为什么没有朋友呢？黑道上大家相互称兄道弟，彼此讲究义气，坏人怎么会没有朋友呢？原来苏格拉底认为“朋友”这两个字一定要以“道义”为主，坏人本身既不讲道义，当然没有朋友。美国很多黑社会老大，最后都是因为内讧进了监狱。这就是苏格拉底说的“坏人没有朋友”的意思。

但是人是会变的，好人可能因为堕落变成坏人，坏人也可以因为改过而成为好人。所以人的生命充满着动态的力量，人们无时无刻不面对选择，选择错了要立刻改善。儒家并非主张人性本善，因为儒家知道每一个人都有弱点，每一个人都要做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是挑战，都是考验。所以只有仁者可以做到喜欢好人，讨厌坏人，不管朋友还是敌人，都是一样。

《论语•里仁第四》第四章，原文也是很短。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孔子说：“只要立志行仁，就不会做坏事。”

说到“立志”，在《论语》里面出现过三种“立志”。第一是志于学。第二就是本章所说的志于仁，立志于行仁。第三是志于道，立志于求道。三个志，它的对象内容大同小异。所学的是什么？学做人处世的道理。

“仁”是什么？“仁”在《论语》里面出现了一百多次，学生每一次问“仁”，孔子的答案都不同，我们也很难说明它的具体意义。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解释，“仁”就是每一个人的人生正路。学生问仁的时候，孔子的回答都不同。他因材施教，按照每一个学生的情况，给他一个行仁的方法。

学生司马牛问老师什么是仁？孔子就说：“仁者其言也讱。”讱的意思是说话慢吞吞，这也算是行仁吗？我们都以为行仁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应该像孔子回答颜渊的“克己复礼为仁”，那样冠冕堂皇。结果他回答司马牛“说话慢一点就是你的人生正路”，说明了“仁”这个德行的实践是因人而异的。

立志行仁，就是立志走上个人的人生正路，那么绝对不会做坏事。《易经》第一卦乾卦有文言传，其中说到“闲邪存其诚”，意思是说，要防范邪恶以保存内心的真诚。这话说得好，人只要真诚，就会跟邪恶势不两立，由此可知人性向善。立志行仁，真诚由内而发，走上人生的正路，跟邪恶势不两立，绝不做坏事。只有这种行仁的人，才能够作到喜欢好人、讨厌坏人。

儒家思想谈到“仁”时，一再强调人性向善，“仁”就是由真诚引发力量，力量代表“向”，力量由内而发，自我要求做该做的事，该做的事便是“善”。虽然这个向善的过程还需要教育来引导，但是内心里面引发的力量才是关键。若没有内在的力量，行善永远都是被动的。仁者安仁，只要真诚由内而发，产生力量，就自然而然安心地去做该做的事，这才是儒家的理想。只问是非，只问善恶，这样的人行仁才能真正达到没有私心的要求，称为无私。

【第43讲】#

《论语•里仁第四》第五章，这一章内容较长：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孔子说：“富有与尊贵是每一个人都想要的；如果不依正当的途径加于君子身上，他是不会接受的。贫穷与卑微，是每一个人都讨厌的；如果不依正当的途径加于君子身上，他是不会逃避的。君子如果离开了人生正途，凭什么成就他的名声？君子不会有片刻的时间脱离人生的正途，在匆忙急迫的时候坚持如此，在危险困顿的时候也坚持如此。”

这段话非常深刻。每一个人都想要富贵，每一个人都不想要贫贱。但是，如果没有按照正当的途径把富贵加在君子身上，君子不会接受。但是面对贫贱就不同了，如果不依正当途径把贫贱加在君子身上，比如该当官不给官位，该赚钱不给机会，因这样的状况而陷入贫贱，君子是不会拒绝、逃避的。

我们不免要问：为什么都是不依正当的途径，君子不要富贵，却能接受贫贱呢？照一般人的理解，只要不依正当途径，给我富贵我不要，给我贫贱我也不要。但是儒家不这样想，这值得我们思考：富贵与贫贱究竟有什么差别呢？我们都知道，富贵对人来说具有诱惑，很容易因为富贵而忘记了根本，得意忘形。一个人有了富贵之后，便容易忘记他年轻时的理想。所以孔子对于富贵，有相当程度的戒心。至于贫贱，自然也不好受，贫贱夫妻百事哀，要一个贫贱的人坚持理想，也不容易。儒家认为，一个人在贫贱中，外面没有任何依靠，反而比较容易收敛自己，回归内心去思考人生应该何去何从。所以通常我们讲到富贵与贫贱这两种极端的时候，会发现凡是有见解的哲学家与宗教家都有他特殊的看法。比如，释迦牟尼本来是印度迦毗罗卫国的王子，拥有荣华富贵。但他为什么要出家去追求贫贱的生活呢？因为他要修练，他要修道，最后他也确实放弃了一切，修成正果，在菩提树下悟道。这是佛教的一个很好的启示。再看基督教，耶稣也认为，一个人如果拥有富贵，麻烦可大了，他说：“有钱人进天国，好像骆驼穿针孔一样。”对此有两个解释，一个说骆驼其实应该是骆驼毛。骆驼毛要穿针孔不容易，骆驼毛很粗。第二个解释，说耶路撒冷有一个门叫做针孔门。第二种解释我个人觉得还满合理的。针孔门，很小，骆驼要钻过需要先练成缩骨功，那是太难了。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有钱人、富贵者沉迷于富贵，不易进行心灵上的修养。所以佛教和基督教对于富贵都有戒心，因为它会让人沉迷其中。

相反的，对于贫贱，他们反而觉得不见得不是好事。因为贫贱会让人收敛自己，知道在世界上我们都是过客而不是归人。人在世间是短暂的一生，所以要把握的不是外在的成就，也不是富贵，而是内在的修练，修养自己的心灵。所以宗教界对于贫贱显然是抱着比较正面的态度，因为它会让人往内在去发展、去修练，去往上提升。

孔子也抱持同样的态度，当处在贫贱中时，反而可以修练自己。孔子评价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虽然贫穷，但非常快乐，有钱人都没他那么快乐。我们透过这段话便能知道儒家的思想。比起宗教，儒家有同样的境界，孔子不是宗教家，但是他的哲学有宗教的高度，也包含了宗教的情操。

接着后半段说，君子如果离开了“仁”字，离开了人生正途，凭什么来成就他的名声呢？“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这句话相当重要，因为孔子说过一句话，君子最讨厌的是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留下好名声。要靠什么出名，这句话就是答案，“君子去仁，恶乎成名”。离开了“仁”，凭什么出名？一个君子靠有钱出名、靠做官出名，都不够，要靠走在人生的正路上出名，这才是标准答案。所以君子离开人生的正途而成就名声，是不可能的。

我们学儒家一定要记得，它绝不是只告诉我们要积极入世，要努力做官服务人群，那些只是方法或手段。活在世上，真正要做的是走在人生正路上。

最后一句话，真是精彩。君子不会有片刻的时间脱离人生正途，并且“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在匆忙急迫的时候坚持如此，在危险困顿的时候也坚持如此，都不能够偏离人生的正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才能够检验出来你是否真正有行仁的决心，有行仁的理想。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而君子对此的不同态度，正好显出儒家思想的最主要特色。

【第44讲】#

《论语•里仁第四》第六章，原文是：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孔子说：“我不曾见过爱好完美人格者，与厌恶不完美人格者。一个人爱好完美的人格，已经达到最好的极限了。厌恶不完美的人格，他追求完美人格的办法，是不使偏邪的行为出现在自己身上。有没有人会在某一段时间致力于培养完美人格的呢？真要这么做，我不曾见过力量不够的。或许真有力量不够的，只是我未曾见过罢了。”

这段话说得相当伤感。因为他多次提到“我没有见过”。孔子没见过什么样的人？他说：我没有见过一个爱好完美人格的人。这里把“仁”这个字翻译成为“完美的人格”。我们以前谈过，孔子的“仁”有三个重要内容，第一是人之性；第二是人之道；第三是人之成。所以仁义的“仁”这个字，就是我们的人之性、人之道、人之成，只有这样的理解才比较完整。第一，“人之性”，只要真诚，就会发现自己向善的力量由内而发，要行善避恶。第二，“人之道”，就是人生的正路何在，在于择善固执。第三，“人之成”，人的完成在止于至善。

在这一章里面讲的“仁”是完美的人格，表示人的完成。所以孔子才会说没有见过爱好完美人格的，也没有见过厌恶不完美人格的。这两句话听起来好像孔子有点悲观。他接着就说了，好仁者，无以尚之，一个人爱好完美人格，没有比他更好的了。人生应该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完美的人格，只要爱好完美的人格，这一生不会做坏事，一定努力向上。他也没有见过厌恶不完美人格的。这一种当然是比第一种差了。第一种是主动积极地爱好完美的人格。第二种是讨厌那种不完美的人格，不使偏邪的行为出现在自己身上。

孔子教学生一向是两种策略。第一种是消极的，不要做坏事。第二种是积极的，要去做好事。人的学习要使自我从消极到积极。西方的教育也相同，做一件事情，消极的就是指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或者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消极带有否定的意思。积极就是正面的，就是说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你要去做什么。孔子在这里，他先说积极，爱好完美的人格，再说消极，厌恶不完美的人格。可惜这两种人孔子都说没见过，常人对于完美的人格不太在乎，只求自己生活的方便，往往做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算了。孔子认为这样不够好，真正要做到好，应该往上走，没有第二条路。他接着说，有谁能够在任何一段时间致力于追求培养完美的人格？如果真要这么做，我不曾见过力量不够的。“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一日代表很短的时间，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段时间里面，他只要立志培养完美的人格，孔子会说：我没有见过谁力量不够的。这就是儒家给人们的信心。

我经常强调，春天的时候要读《论语》，因为春天是个适合立志的季节。读《论语》就会发现，人生充满希望，孔子认为没有谁力量不够。任何时候只要愿意走上人生的正路，绝不会力量不够，就看自己愿不愿意选择这条路而已。

所以我们学儒家思想就要知道，为什么孔子苦口婆心，一直要我们努力往上走呢？因为人性向善，我们都身不由己，只要真诚就会发现，内心有一种力量，有一种声音，在要求我们继续努力。我们追求的当然不是外在的成就，外在的成就也并非想要就有，但是内心的成长要求，人只要肯去做，一定会有成果。这样做会快乐吗？颜渊为什么快乐？懂得这个道理，就知道这样做是值得的，也是应该的。

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没有见到谁喜欢美德像喜欢美色一样。这是多大的遗憾。他说“如果有人想立志行仁，我没有见到谁力量不够，或许有这种人吧，只是我还没有见过呀。”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应该从这句话得知，孔子对每个人都有一样的期许，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人性。这一章谈到“好仁者，恶不仁者”，要理解“仁”是完美的人格，才能讲得通畅，讲得较清楚。

【第45讲】#

《论语•里仁第四》第七章，原文是：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孔子说：“人们所犯的过错，各由其本身的性格类别而来，因此察看一个人的过错，就知道他的人生正途何在！”

这段话至少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每一个人都难免犯错。比较温和的人所犯的过失就可能偏向懦弱这一面；有些人个性比较刚强，所犯的过失，恐怕就显得比较莽撞。所以，有什么样的个性，就会导致什么样的过失，这是很难避免的。在《论语》里面，孔子也多次承认自己有过失，当别人发现他的过失，孔子非常高兴，他说：我很幸运，只要有过失，别人都会发现，也会告诉我。他后来学习《易经》，表示如果再过几年，到五十岁的时候，专心研究《易经》，将来就不会有大的过失了，这表明小的过失还是很难避免。这就是实际的人生，没有人是完美的，也没有人不能走向完美。

古希腊有三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亚里斯多德的学说，一般被称作中庸之道。我们会觉得很好奇，中庸不是我们儒家的特色吗？其实西方也是一样，亚里斯多德很强调修养，他解释“中庸”的意义；比如要判断一个人是否勇敢，那么先把两种不好的极端找出来，一边是懦弱，一边是鲁莽。在懦弱跟鲁莽之间，寻找一个往上提升的空间，这便称为中庸。中庸绝不是站在中间停止不前，而是站在中间，但往上提升，取双方的优点，在西方也有这样的见解。

这段话另一方面的意思是，孔子认为人们所犯的错误都因其本身的性格类别而来，“党”这个字，在古代指的是一种类别。在各种心理学的研究里面，都把人分成偏向感觉或感性，偏向理智或理性等类型。过度感性的人，遇事容易冲动，很难做冷静的思考；优点是热情，相处起来很温暖。如果偏重理性，对任何事情都很冷静客观，善于分析，但是有时候便缺乏行动的力量。所以性格的类别，各有不同。犯的过失，也各有不同。

怎么办呢？不要担心，孔子说：“观过，斯知仁矣”。看到一个人的过失，就知道他的人生正途应该往哪里走。做老师做父母的，看到孩子有过失，不要担心，从孩子的过失中我们能了解这个孩子应该往哪里发展。最怕的是看不到过失，如果一个孩子的表现让人看不到任何过失，便很难给予指导。孩子有时候刻意让自己的过失不显出来，老师和父母反而无从教起。孔子教学最有名的例子，是他教两个学生，子路和冉有。他们两个人，都问同一个问题：听到该做的事，要不要立刻做呢？子路个性勇敢向前，所以孔子对他说：不行，有父兄在，做任何事都要先商量请教，不要那么冲动。冉有个性比较软弱，所以孔子建议立刻去做。因为冉有谨慎有余而动力不足，比较退缩保守。这说明的确每一个学生都有过错，但是只要知道他的过错，就知道他应该在哪一方面下工夫。其实，一个人最难的就是不再犯同样的过错。在孔子的学生里面，颜渊是最好的代表。孔子用六个字来评价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不贰过，就是不犯同样的过失，一旦知道这个事情是错的，下一次绝不再犯，这非常不容易。一旦发现自己有问题，立刻调整自己的性格。很多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性格可以改吗？“性格”，可以分为性向与风格。性向很难改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向，有些人喜欢自然科学，有人喜欢社会科学，这种性向有时候是天生的。而风格则不同，西方学者怀德海说：教育就是风格的培养。因为你受过教育，知道该怎么样做人处事，你有什么原则要坚持，于是就形成了你特殊的风格。我们到现在还在说，某某人做领袖，他有他的领导风格。个人要创建什么样的风格，这一生要怎么发展，要明知自己的优点，也要了解自己的缺点，如果能够针对自己的缺点加以改善，优点就可以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

【第46讲】#

《论语•里仁第四》第八章，原文是：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孔子说：“早晨听懂了人生理想，就算当晚要死也无妨”。

这简单的七个字，含义很深刻。因为它第一个谈到“道”，第二个谈到死亡，像孔子这样的伟大的哲人，对于死亡，肯定有特别的观点。孔子把道与死连在一起，确实是一种特别的价值观，值得我们注意。

宋代学者朱熹教学生学《论语》，一边教学，一边讨论。有学生问：老师，孔子说早上听懂了道，晚上要死也无妨。这好像不太对吧？因为听懂了道，应该加以实践，设法改善我自己。比如说多活个半年，半年之内加以实践和改善，这不是更好吗？朱熹就说，确实应该如此，你不要那么急，早上听懂了，还没实践和改善，怎么可以匆匆地就离开呢？朱熹和学生讨论这个问题，没有把握到一个重点。怎么理解孔子说的朝与夕？下面我用宗教教主的观点来做说明。

05公冶长第五

Tue, 17 Jun 2025 23:57:26 +0800

公冶长第五

【第57讲】#

《论语•公冶长第五》第一章，原文是：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这段话说的是孔子把女儿嫁给一个学生，把他的侄女嫁给另外一个学生的故事。虽然是他的家务事，但是有他特定的想法。

孔子谈到公冶长，说：“可以把女儿嫁给他。虽然曾有牢狱之灾，但并不是他的罪过。”孔子把女儿嫁给了他。孔子谈到南容说：“国家政治上轨道，他不会没有官位，国家政治不上轨道，他可以避免受刑与被杀。”孔子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

古代的婚姻要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孔子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了南容。孔子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名叫孟皮，他的哥哥应该是比他早过世的，所以孔子就作主，把他的侄女嫁给一个好人家。古代儿、女都可以称子。缧绁是古代的刑具，用来绑犯人手脚的，后面就引申为牢狱之灾。公冶长为什么坐牢呢？古代有许多有趣的说法。据说公冶长懂得鸟语，有一次，他在从卫国回鲁国的路上听到鸟说：青溪河边有人肉可以吃。后来他遇到一位老太太，老太太询问他是否见过她失踪的儿子，公冶长要她去青溪找找看。老太太去到青溪，果然找到她儿子的尸体，公冶长因此被认为有嫌疑，被抓进官府关了起来。他喊冤，但别人不相信。一天，他在监狱里又听到外面的鸟语说：白莲水边有米可以吃，因为有一辆运米的车翻了。他要狱卒去查看。狱卒一去，果然看到在白莲水边有一辆运米的车翻了，很多鸟在那边吃米。这就证明他真的懂鸟语，所以他就被释放。孔子不在乎一个人是否坐过牢，他在乎的是他是否具有正义感，何况公冶长是被冤枉的，所以孔子就把女儿嫁给他。

南容有贵族背景，虽然现在还无法确定他是否为孟孙家的子弟。但孔子说：南容，国家政治上轨道，他不会没有官做，他的学问、能力，在国家上轨道的时候可以做官。万一国家政治不上轨道，天下乱的时候他可以免于被杀、受刑。在顺利的时候可以发展，在逆境的时候可以保全生命，这是很难得的优点。有关南容，在《论语》里面还有一段记载，南容经常念一首诗：“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意思是，一块白玉如果有一点瑕疵，可以把它磨掉；如果说话有瑕疵的话，就磨不掉了。因为说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无法收回。南容经常读这首诗，说明他说话很谨慎。一个人说话谨慎的话，就会减少许多麻烦。我们常常说多言贾祸，多说话就会招来许多灾祸。

古书常说，为人辩冤白谤，是天下第一等事。辩冤就是替别人辨别清楚他的冤情，白谤就是把诽谤他的事情说清楚，这是天下第一等事。这需要有强烈的正义感。从这段话可以知道孔子也是非常有正义感的，公冶长坐过牢，但是孔子不但不去责怪他，反而同情他，因为他是被冤枉的。至于南容，他能够做到国家政治上轨道时出仕，天下大乱时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这种人是可以把孩子交付给他的。孔子作为父亲、作为叔叔，他对于晚辈的照顾，可以提供为人父母的一些参考。

【第58讲】#

《论语•公冶长第五》的第三章和第四章，这两章都是孔子谈论他的学生，第三章的原文是：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这段话是说，

子贡请教老师说：“赐的表现如何？”子贡的名字是端木赐，姓端木，名赐。孔子说：“你是一种器具。”他请教：“什么器具呢？”孔子说：“是宗庙里面贵重的瑚琏。”

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不器”这样的话，他现在直接说子贡是一种器，这并不代表他批评子贡，而是说明子贡是一个人才。孔子说“君子不器”，是要强调君子不能只做一个人才，不能只是一个专家，你还要设法培养人格方面、人文方面的修养。所以他对子贡说你就是一种器具，这种器具很高贵，放在宗庙里面可以盛黍稷。黍跟稷在五谷里面是可以在宗庙举行祭礼的时候使用的，代表子贡是个人才，可以上得了台面，子贡确实也有杰出的表现。孔子过世以后，子贡在鲁国表现非常好，是个杰出的外交官，他的口才是第一流的，可以让别人对他心服口服，愿意跟他合作。子贡应该也相当满意孔子的回答。

第四章原文是：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或”就是有人，不确定是谁，孔子的学生们在记材料的时候并没有记下来是谁问的，所以就只能写成“或”。雍就是仲弓，他排名德行科的第四。德行科有四个好学生，颜渊、闵子骞、冉伯牛，还有仲弓。

有人说：“仲弓，可以行仁，但是口才不够善巧。”孔子听了之后就说：“何必需要口才善巧呢？以伶俐的口才与别人争论，常常引起别人的厌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行仁，何必需要口才善巧呢？”

这里有两个重点：第一，口才好不见得是好事。因为有些人口才很好，可以颠倒黑白，孔子也很怕这种人。这种人在社会上，将使得善恶黑白弄不清楚，导致价值观混乱。所以，如果只是口才好，而没有原则，反而是一件坏事。第二，孔子说仲弓“不知其仁”，说明行仁很困难。一般人都以为好人就已经在行仁了，但是孔子认为善人与仁者不同。善人就是行善的人，他做的是社会上公认的善行，但与仁者不同。仁者有两个特色，第一个，仁者知道为什么要行善，也就是人性向善，我真诚，由内在引发力量去行善，这是仁者。第二个，仁者为了行善可以牺牲生命，杀身成仁，而善人不会牺牲生命。

这两章特别介绍孔子的学生中的两位高材生。一位是前面所说的子贡，他是能够登上台面的人才，表现杰出，担任外交官，说话冠冕堂皇，办事也干净俐落。另一位是仲弓，他的人格教育很成功，德行非常好，但口才稍微差一些了。这两人正好形成对照，都是好学生，一个是口才好，说话得体；一个是德行不错，一直在努力修练，但是口才不好。孔子对这两个学生都有所指点。对子贡说：你是很好的人才，是宗庙里放置祭物的器具，能够被重用的。对仲弓说：你人格方面表现不错，但究竟是不是仁者，则尚未确定。孔子不会轻易说任何人合乎行仁的要求，因为儒家对行仁的要求有很高的标准。判断人是否为仁者，要看他是否做到“择善固执”这四个字，尤其是“固执”，需要一辈子作为验证。既然是一辈子，现在如何断定他已经做到了呢？一辈子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来验证的。所以在孔子看来，仲弓能不能行仁，还不确定，但孔子并非否定他能够行仁，因为这样等于否定一个人自我向善的要求，所以他说：我不知道。但是他特别强调不要完全靠口才，用口才来与别人争论，就算赢了，但也失去了人心。要让别人心服，还需要靠德行。

【第59讲】#

《论语•公冶长第五》第六章，原文是：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这段话的意思有些争论，先说我的翻译。

孔子说：“我的理想没有机会实行，干脆乘着木筏到海外去，跟随我的大概就是由吧。”子路听了喜形于色。孔子说：“由呀，你爱好勇敢超过了我，但是没有地方可以找到适用的木材呀。”

这段话为什么会引起争论呢？孔子有时候难免感叹他的理想不能实现。因为春秋末期天下大乱，各国君主都希望能够富国强兵。孔子说希望上位者自己行得正，底下的官员百姓就会与你走上正路。但是上位者有时候很难立刻改善，所谓权力和财富使人腐化，很难时时行得正。所以孔子的理想很难实现，有时候难免感叹说：不如移民算了。《论语》里面孔子有两次想要移民，这是其中之一，他想乘着木筏到海外，接着说，如果我真的出国，跟随我的就是由，由就是仲由，也就是子路。在众多学生中子路特别勇敢，年龄比孔子小九岁，也许年龄相近比较容易沟通吧。子路听了孔子的话，喜形于色，他想到老师有这么多学生，只选择我陪他出国，显然是很看重我。子路很坦率、非常直接，表现得很开心。孔子先说，子路，你爱好勇敢超过了我。子路不怕危险，义不容辞陪老师乘着木筏到海外去，并且很开心。但孔子接着说“无所取材”四个字，我把它翻译成：可是我们找不到适用的木材。因为要做一种可以渡海的木筏，木材一定要很特别，孔子用比喻来结束谈话。我的翻译是符合老师对学生的一种期许。有的翻译把“无所取材”理解为“无所取哉”，子路爱好勇敢超过了我，但是他一无可取。先说与我乘着木筏去海外的是子路，学生开心之后立刻浇个冷水，说你爱好勇敢超过我，但是一无可取。有这样的老师吗？我想这不是孔子教书的风格，孔子教书一向是正面鼓励居多，按照学生的情况给他一些提醒，使学生能够了解老师的想法。他总是因材施教，子路特别勇敢，甚至有一点莽撞，孔子也说过“由也喭”，喭是指有点粗野，有话直说，有事就立刻做。孔子替他担心，因为这样的个性难保将来不出事。果然子路就在孔子七十二岁的时候出了事，他在卫国介入当地的政治斗争，事实上卫国的情况非常复杂，子路为了尽忠职守，最后牺牲了。

孔子也是人，看到自己的理想和政治抱负得不到理解和认同时，他也会觉得失望甚至想要离开，但圣人就是圣人，短暂的失望后，他仍坚持着自己的理想。

【第60讲】#

《论语•公冶长第五》第七章，这章内容稍微长一点，谈到孔子的三位学生。原文是：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这章提到孔子的三个学生，提问的人是孟武伯，他在孔子时代不叫孟武伯，“武”是他的谥号。孟武伯曾经向孔子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孟武伯是个贵族子弟，孔子根据他的情况对他说：真正的孝顺就是让父母只为你的疾病而忧愁，生病之外的事情，包括念书、交朋友、工作都不让父母操心就够了。此时孟武伯显然已经上任了，想任用一些人才来帮忙。他就直接请教孔子。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的：

孟武伯请教：“子路达到仁的标准了吗？”孔子说：“我不知道。”他再度请教。孔子说：“由，一个诸侯之国可以派他带领军队，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否可以行仁。”孟武伯接着问第二位同学冉求怎么样？孔子说：“求，一个卿大夫的领地可以派他担任家臣，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否可以行仁。”他再问第三个学生，赤怎么样呢？孔子说：“赤，穿戴整齐，在朝廷上可以派他与贵宾谈话，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否可以行仁。”

这里提到三个学生，第一位是子路，第二位是冉有，第三位是公西华，就是公西赤，这三个学生都是人才，尤其是前面两位，子路和冉有列名于孔子的四科十哲的政事科。孟武伯希望孔子推荐几个可以行仁的学生来帮他，他问：子路这个人达到仁的标准了吗？孟武伯提这个问题，说明他既不知道仁的标准是什么，也不知道子路是否达到了。孔子的回答很简单，我不知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子路很勇敢，敢作敢当，见义勇为。但是子路是否行仁，能不能坚持择善固执，孔子说：我不知道。接着孟武伯再度请教，孔子说：让他来诸侯之国带领军队没有问题。治(chí)(ㄔˊ)其赋，“治”字当动词用可以念成“持”，赋就是赋税，因为古时候带兵打仗，军队一定需要收税之后才能够发饷，用治理国家的财税来指治理军队，这是一个引申的用法。孔子对子路很肯定，他带兵作战没有问题。有关冉有，孔子就直接说：一个千室之邑，百乘之家的卿大夫，可以请冉有担任他的家宰。古时候诸侯有国、大夫有家，家就可以有各级官员，还可以聘家宰，家宰就是家里面的总管。他说：冉有当一个千室之邑、百乘之家的家宰没有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否可以行仁。问公西华如何，孔子说：让他穿戴整齐，在朝廷上跟贵宾、外国来的宾客谈话，那是很合乎礼节的，但是他是否行仁我不知道。

从这段话就看得出来，孔子对自己的学生一方面有深刻的了解，知道他们各有所长，可以从事军事、政治、外交等活动，造福百姓，而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要能达到行仁的标准实在太难了，因为行仁是一辈子的事情。像仲弓这样的学生，列名在德行科第四名，孔子都说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行仁，何况是列名在政事科或别的科的学生。

仁分三个层次，人之性、人之道、人之成。人之性是向善的，只要真诚就会发现力量由内而发，要求自己做到善行。人之道是择善固执，这个固执就是坚持，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学习儒家思想，不能够碰到危险就放弃了，要在择善固执过程中来验证是否能够真的了解孔子所说的仁。仁又是止于至善，所以一个人生命的完成，就是止于至善，那更是难上加难了。要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才看得出来，也才能做最后的验证。

【第61讲】#

《论语•公冶长第五》第八章，原文是：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孔子对子贡说：“你与回，谁比较优秀？”子贡回答说：“赐怎么敢和回相比呢？回听到一个道理可以领悟十个相关的道理，赐听到一个道理只能领悟两个相关的道理。”孔子说：“是比不上，我与你都比不上。”

在孔子心目中，颜回是最好的典范，虽然他看起来有点笨拙，从来不提问题，但下课之后发现他都懂了，其实颜回并不笨。这是孔子自己说过的话。所以子贡用闻一知十来描写这位同学。子贡自己呢？他说：我只是闻一知二。闻一知二当然是比较谦虚了，我听到一个道理就想到另外两个相关的道理，离十还差得很远。孔子也说：你是比不上他，我跟你都比不上他。孔子并不认为老师就一定要胜过学生。韩愈在〈师说〉里说得好“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是客观的话，重要的是用功与否。如果有很好的天赋、才华却不用功，也是浪费。既有天才又能用功，就符合孔子所说的“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年轻人值得敬畏，你怎么知道将来的他们比不上现在的我们呢？未来他们也许会远远超过我们，这样的话，这个社会、国家才能不断进步。

【第62讲】#

《论语•公冶长第五》第九章，这一章内容比较有趣，有个学生挨骂了，原文是：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宰予在白天睡觉，孔子说：“腐朽的木头没有办法用来雕刻，废土砌成的墙壁没有办法涂得平滑，我对予有什么好责怪的呢？”孔子又说：“过去我对待别人，听到他的说法就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待别人，听到他的说法却要观看他的行为，我是看到宰予的例子才改变态度的。”

孔子的学生中口才特别好，列名在言语科的有宰我和子贡两人。宰予就是宰我，他口才极好，所以古代有句话说“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光是听一个人说话就肯定他，那碰到宰予恐怕就要上当了。另外一句话是“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后会介绍。宰予在《论语》总共出现五次，有一次是列名在言语科，另外四次，一出场就引起一些激烈的情绪反应。但他也有精彩之处，也就是他请教老师为什么要守年三之丧，那是《论语》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宰予提出问题，孔子借此把他的思想做了比较完整的论述。

孔子说：腐朽的木头是没有办法用来雕刻的。用来雕刻的，必定是扎实的木头，如果本质有问题，外面再怎么琢磨、雕刻都没用；自己先要有上进的意志，别人才能教你。粪土之墙不可圬也，粪土就是废土，废土砌成的墙一定是凹凸不平的，没办法涂得平滑。孔子说：对宰我有什么好责怪的呢？等于是孔子认定这个学生不够好。不过，人是会改善的，后来宰我也有杰出的表现。接着孔子说：过去我对待别人，听到他的说法就相信他的行为。孔子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相信言为心声。但是透过宰我，孔子改变了。于予与改是，予就是宰予。宰予口才太好，孔子觉得这话说得真好，他一定可以做得到，结果发现他不太用功，有机会就偷懒，大失所望。所以孔子就改变态度，听别人说话也要观察他的行为，这个改变是因宰我而起的。

不过宰我也不是无可救药，也许是孔子爱之深、责之切，看到这么好的学生，他如果不上进就太可惜了，所以他话说得重，宰我记住了，也许将来就改善了。希望宰我及时改善，不要错失了自我实现的机会，如果因而无法对社会有所贡献，就是人生最大的损失了。

【第63讲】#

《论语•公冶长第五》第十章，原文是：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

孔子说：“我不曾见过刚强的人。”有人回答说：“申枨就是一位。”孔子说：“枨有不少欲望，怎么做得到刚强呢？”

现在我们常用的成语“无欲则刚”就从这儿来的。但要找到无欲的人，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这点值得我们多加思考。首先孔子强调他没有见过刚者、刚强的人。这是孔子说话的习惯，在《论语》中至少有五、六次，孔子说过吾未见，没见过这种人、那种人。并不是他经过统计或研究调查，而是代表他深切的渴望，希望能够见到学生都有杰出的表现。很可惜对于申枨这个人，后代有关他的材料很少，我们不必勉强去想像。有人说申枨也是孔子的学生，如果不是，孔子也无法知道他有不少欲望。

对于欲望我们要稍加分析。其实人的生命跟其他生物相同，都有欲望。最基本的欲望是要吃喝、休息睡眠，要成长，包括要念书也是欲望，希望自己变成好人也是一种欲望。因为孔子也说过，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想要仁德，那么行仁的机会就立刻会来，他用“欲”这个字。“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也用“欲”这个字。所以我们对于“欲”要有一个基本认识，只要人活着，就一定有生命的基本欲望。但是欲望分为两种，一种是自我中心的，第二种是非自我中心的。如果只讲第一种欲望，所有人都以自我为中心，那么天下就要大乱了。所以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要修养自我的心灵，最好的方法就是减少欲望。但是减少欲望不是完全没有欲望，而是要把自我中心的欲望转化、提升，变成非自我中心的欲望。比如说，从只希望自己能够一切顺利，转变到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顺利，天下能够太平，这是向非自我中心的转变。申枨的欲望很显然应该是自我中心的欲望，孔子才会说他有欲望，怎么可以算是刚强呢？要完全无欲是不可能的。老子说要让老百姓“无知无欲”，知排在欲之前是有道理的，人的欲望是来自于他的认知。如果知道黄金比石头好，你当然想要黄金，如果知道钻石比黄金更好，你当然想要钻石。如果一个人对此完全没有认知，他绝不会挑三拣四的，所以老子认为，偏差的知会带来偏差的欲望。有人认为老子讲无知无欲是一种愚民政策，其实不然。老子是希望你有正确的知，这样才可能带来正确的欲。

孔子说过，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一个狂妄的人，往往因为自认为刚强。但他没有学习，不知道什么叫做礼仪、礼节、礼貌，他的刚强就变成狂妄，孔子认为一种德行会走入另外一个极端。爱好刚强本来不算是错，但不学习，不知道分寸，一味刚强，最后变成狂妄。

如果一个社会大家都没有欲望，社会怎么会进步呢？正确的欲望，会成为一种动力。若要调节欲望，最好有正确的知，有正确的知才能有正确的欲，才能促使社会不断地进步发展，这才是孔子的真正用意。

【第64讲】#

《论语•公冶长第五》的第十一章。原文是：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

子贡说：“我不愿意别人加在我身上的，我也但愿自己不加在别人身上。”孔子说：“赐，这还不是你做得到的。”

从这段话我们又一次看到孔子因材施教。子贡的口才很好，孔子有时候会提醒他，你不要说得那么快，那么满，你还没做到呢。这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都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但是有几个人做得到？因为这八个字就是要把别人当自己来看，别人不幸的遭遇，你能够体谅吗？真的要体谅别人，其实不容易做到。比如我们正在读书时，隔壁有人听音乐，声音太大了，很刺耳，该怎么办？此时，我们应该也作反省，反省自己看书的灯光会不会太亮了，会不会影响别人？我们不愿意别人加在我们身上的，我们也但愿自己不要加在别人身上。这句话里面充满一种温暖的人道精神，一种互相尊重的情感，值得多加思考和学习。

【第65讲】#

《论语•公冶长第五》第十三章，原文是：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简单的十二个字，意思是说：

子路听了做人处事的道理，还未达到能够实践的程度以前，就只怕自己又听到新的道理。

简单的十二个字，非常生动地描写子路。子路个性比较刚强，属于行动派，他听到什么事情该做就立刻去做，但是德行修养却没有那么容易。德行修养需要时间，慢慢磨练，才能有成效。子路听到该做的事如果还没做到，就很怕又听到新的道理，这个学生是蛮可爱的。

00b目录_前言

Tue, 17 Jun 2025 23:57:24 +0800

目录#

写在前面

前言

学而第一【第3讲】

【第4讲】

【第5讲】

【第6讲】

【第7讲】

【第8讲】

【第9讲】

【第10讲】

【第11讲】

【第12讲】

为政第二【第14讲】

【第15讲】

【第16讲】

【第17讲】

【第18讲】

【第19讲】

【第20讲】

【第21讲】

【第22讲】

【第23讲】

【第24讲】

【第25讲】

【第26讲】

【第27讲】

【第28讲】

【第29讲】

【第30讲】

八佾第三【第32讲】

【第33讲】

【第34讲】

【第35讲】

【第36讲】

【第37讲】

【第38讲】

【第39讲】

里仁第四【第41讲】

【第42讲】

【第43讲】

【第44讲】

【第45讲】

【第46讲】

【第47讲】

【第48讲】

【第49讲】

【第50讲】

【第51讲】

【第52讲】

【第53讲】

【第54讲】

【第55讲】

【第56讲】

公冶长第五【第58讲】

【第59讲】

【第60讲】

【第61讲】

【第62讲】

【第63讲】

【第64讲】

【第65讲】

【第66讲】

【第67讲】

【第68讲】

00a版权页

Tue, 17 Jun 2025 23:57:22 +0800

作者／傅佩荣

出版／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数码出版、发行／联合线上股份有限公司

udn 读书吧　http://reading.udn.com

E-mail／ebook@udn.com

03八佾第三

Tue, 17 Jun 2025 23:57:20 +0800

八佾第三

【第31讲】#

《论语•八佾第三》第三章原文是：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孔子说：“一个人没有真诚的心意，能用礼做什么呢？一个人没有真诚的心意，能用乐做什么呢？”

人而不仁的“仁”，是指真诚的心意。一个人如果没有真诚的心意，用礼做什么？比如，见到老师，就鞠躬、行礼，但是心里并没有真正的尊敬感，只是客套而已，表面做个样子，这是孔子反对的。再如，见到父母亲，我很守规矩，该怎么称呼，该怎么问安，都做到了，但就是没有真诚的心意，这就大错特错了。音乐也一样，乐是和谐人际关系的表现。演奏音乐时，如果没有真诚的心意，就不能把音乐的内涵表现出来，所以，不同的演奏者的演奏效果相差甚远。唱歌也是这样。有些人唱歌很动情，而另外一些人则纯粹只是卖弄自己天生的好嗓子而已。

短短的两句话，含义非常深刻。礼乐是周公创制的社会生活规范，不过，这种规范是外在的，情感才是内涵。如果只有形式，而没有内涵和内容，恐怕只是做样子而已。“仁”强调的是真诚的心意，只有真诚，才能由内心生发出力量，对自己严格要求。儒家一再强调真诚的重要性，因为人是所有动物里唯一可能不真诚的。因为人会计较利害关系。一旦开始计较，就不真诚了。比如，我坐在公共汽车上，上来一个老太太，要不要让座？我心里嘀咕，车上好像有人比我年轻力壮，好像有人比我精神更好，我上一天班很累了，为什么要我让座？这就是计较。如果内心真诚，看到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一上来，就会立刻让座，因为只有真诚，才有力量由内而发，让人主动做该做的事。

孔子最担心的就是礼坏乐崩。而礼坏乐崩的前兆就是人因缺乏真诚，以致礼乐成为纯粹的形式而已。一个社会，如果所有人都行礼如仪，却没有任何真情实感，好像在做游戏，这不就是礼乐崩坏了吗？儒家特别强调真诚的原因就在这里。孔子还说过另外一段话：“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正好可以与《八佾》这章相参证。它出自《论语．阳货第十七》。意思是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指玉帛吗？乐啊乐啊，难道只是指钟鼓吗？”玉帛往往作为祭祀仪式中的礼器。钟鼓则在乐曲开场和结束时使用，声音最大，最能够唤醒人。“礼”难道只是玉帛之类具体的东西吗？“乐”难道只是钟鼓这些乐器与它们发出的声音吗？绝对不是！礼最主要的是心意，而不是外在形式或外在的具体事物。乐也一样，最关键的是心意，而不是外在的乐器和声音。

显而易见，孔子的思想重点在于真诚。所有人文教化都以真诚为出发点，再以适当的方式来表达真诚的心。

下一段与之相关，也就是《八佾第三》的第四章。它的内容是这样的：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林放请教礼的根本道理。孔子说：“你问的真是大问题啊！一般的礼与其铺张奢侈，宁可简约朴素；至于丧礼，与其仪式周全，不如心中哀戚。”

我们很少看到孔子夸奖学生的问题是“大哉问”，这说明孔子非常高兴。林放请教的是“礼”的根本道理。看到各种礼仪、礼节、礼貌后，还要追问礼的根本。这当然是大问题了。孔子回答说，礼还是简约朴素比较好，不要太注重外表。至于丧礼，这是礼仪中最重要的，因为人死为大。所以，举办丧礼的时候，与其仪式周全，面面俱到，还不如心中哀戚，表达真诚的情感。我们也许会觉得奇怪，孔子既然说这是“大哉问”，为什么回答却那么简单？其实，问题再大，说穿了就很简单了，礼的根本就是真诚，真诚的情感。这就是孔子对礼的独到见解。

很多人回答问题的时候喜欢面面俱到，但孔子不同。他往往直指要害，抓住问题的核心所在。礼一定要以情感为重，它是根本。比如，我在校园里看到一个学生迎面过来，他向我点头行礼，但是脸上很不情愿的样子。我看了都会觉得委屈，也许忍不住对他说，不用鞠躬了，既然你心里并不尊敬老师，就不必在表面上这么客气了，我当老师的受不起啊！在礼仪方面，要有真诚的情感做基础，再表达出来，才能恰到好处。否则，外表一切都合乎规矩，内心却没有情感，别人只会说，这个人在演戏，是浪费生命。如果每一次的作为都有真诚的情感做基础，人就会有比较强的内在力量，就能自我整合得比较完整，生命就能够呈现长期的良性发展，最后慢慢累积起来形成人格的特质，内外表里追求一致。这其实也是一种快乐和享受。

【第32讲】#

《论语•八佾第三》的第七章，原文是：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如果一定要有，那就比赛射箭吧。比赛时，上下台阶与饮酒都拱手作礼，互相谦让，这样的竞争也是很有君子风度的。”

这段话首先说，君子和别人没什么好争的，君子追求的是自我提升，而不是和别人比赛。但是，如果一定要争的话──“必也”引导的是一个假设句，那就比赛射箭吧。因为古代比赛射箭的时候非常讲究礼仪，所以，后面紧接着说：“揖让而升下而饮。”就是登上台阶、走下台阶以及互相敬酒的时候，都要打躬作揖，以示谦让。即便要争，也要表现出风度──君子的风度。不管输赢，都要做到谦让。这段话说明孔子对于古代六艺中射箭的看法。

中国古代的六艺指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孔子都很精通。曾经有年轻人议论说，孔子非常博学，但是他好像没有什么专长啊，这就是所谓的博学而无所成名。这话传到孔子耳中，孔子对学生说，成名吗？我可以靠什么成名？驾车吗？射箭吗？那我驾车好了。驾车就是御，是六艺之一。可见，孔子对自己的“六艺”技能非常自信，这也说明孔子确实是文武双全。一般人认为，孔子是一个文弱书生，其实不然，他六艺皆通，而且对于射箭、驾车更是在行。在古代，驾车属于一种运动项目，在作战的时候，更是一种必备技能。我们可以想像，孔子身高大约一百九十二公分，在古代被称作长人，他驾车的时候显然气势非常威武。孔子的身高大概与遗传有关。他的父亲叔梁纥就是一位大力士，曾经率领军队攻入敌方的城池，后来发现中了圈套，敌人要把城门关闭消灭他们。叔梁纥就一个人把城门顶住，让三百个军士全部撤出，他才离开。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典故。

如果射箭赢了别人，应首先向输的人作揖鞠躬，表示承让，这是礼貌。所以，人与人竞争的时候，还是不能忘记基本的礼仪。既然赢了，就要向别人打躬作揖，让对手下台。这就是运动风度。谈到运动，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运动场上是非常现实的，输赢之间没有妥协。我记得有一年，在欧洲举办的一届冬季奥运上，有一则广告说，如果你是第二名，你仍然是一个失败者。结果引起了公愤，很多人投书电视台，要求撤下这个广告，否则就不看节目了。其实，在竞赛的时候，第二名确实是输给了第一名。这个广告说的是事实，第二名照样是失败者。可是，我们都知道，在奥运赛场上能得到第二名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如果仍被视作失败者，天下还有几个成功者？在竞争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不要老想得第一。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有时候，智慧一点，幽默一点，用自己的强项和别人的弱项比，那就会让自己获得心理满足。一个美国人有一天回家对太太说，今天真是我的好日子，我胜了两个奥运冠军！他太太说，怎么可能？你在体育方面表现平平，怎么可能胜过奥运冠军？他得意地说，我和奥运游泳冠军比赛网球，和奥运网球冠军比赛游泳，我都赢了。没错，他确实赢了两个奥运冠军，但是，他比的不是对手的强项。这说明，人要有点幽默感，要懂得自我解嘲。

人的运动生命是有时间限制的，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很少有人在运动场上可以纵横十年以上的，往往到了一定的年纪，也许并不太大，三十或四十，就非退不可了。所以，人应该往心智方面、往灵性方面发展。比如说读书，基本上没有限制。这当然也需要一些体力，不然连熬夜都熬不下来。此外，读书时，如果年纪大一点，记忆力也许下降，但是理解力同时提高了，想像力与创造力也比较好了。所以，谈到人与人的关系时，要把比赛或运动当作一种娱乐，这就是奥林匹克精神。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选手们都是代表自己的城邦参加比赛，获胜者得到的奖品就是橄榄枝编制的桂冠，这相当于今天的金牌，但是完全没有任何商业上的考虑，没有奖金，它代表的是荣誉。赛场上的成就说明，获胜者的城邦重视体育，人民身体健康。在希腊人的观念里，身体健康与心灵美丽，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一个人的身体不健康，他的心智也可能受到干扰；反之亦然。所以，希腊雕像都是以最完美的男性、女性为模特儿，其作品到现在依然难以复制。有的雕塑断了一只手，但现代顶尖的艺术家也无法修复，高科技也无能为力。可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化，很难复制。我们不要只在运动项目或者体力方面与人竞赛。这些项目的参与时间都很短暂。我们应该把目光转向更公平的、长期的竞赛，那就是不断提升自己的德行修养。在这个领域，一方面，天下人都在竞争；另一方面，人与自己竞争才是最主要的，可以不断地自我超越。

这就是为什么在《论语》中很少看到对比赛的讨论。我们加以引申，帮助大家理解孔子的思想精髓。

【第33讲】#

《论语•八佾第三》第八章，原文是：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子夏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夏请教说：“‘笑眯眯的脸真好看，滴熘熘的眼真漂亮，白色的衣服就已经光彩耀目了。’这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绘画时，最后才上白色。”子夏接着问：“那么，礼是不是后来才产生的？”孔子说：“能够带给我启发的就是商啊，现在可以同你谈诗了。”

这段话很让人惊讶。因为整部《论语》中，被孔子公开称赞能让他获得启发的只有子夏这个学生。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岁，是文学科的高材生，能够让孔子公开说受到启发，那也是难得一见的。子夏在这里问的是《诗经》中的一句话：有一个女孩子很漂亮，天生丽质，她穿上白色的衣服就显得更加绚丽动人。白色本是很纯的颜色，所以子夏不懂，为什么一个漂亮女孩穿上白色的衣服就光彩耀目呢？孔子答说：“绘事后素。”就是说，绘画时最后上白色。现代人画画，是在白纸上涂抹斑斓的色彩；古代绘画和现代不同。就以汉墓中出土的帛画为例，这种绢帛是咖啡色的，有点像树皮的颜色。所以，古人用绢帛画画，其实是在咖啡色的底色上工作。因而，白色就是一种特殊的颜料。画画时，先上各种彩色，青色、红色、黑色、黄色，最后才上白色。上白色的时候，看起来是没有颜色的，但是它使其他彩色全部凸显出来。所以一个漂亮女孩本身就是彩色了，穿上白色的衣服，就显得更加漂亮了！

孔子的讲解本来已经结束了，但是，子夏忽然有了一个灵感，接着请教说：“照这样说的话，礼仪是不是后来产生的？”人性向善，本身就非常美。“礼”是形式，让人内心真诚的情感表现出来，所以，白色的礼就是让内心多姿多彩的情感有适当的表现。孔子听到这个问题立刻说，能够给我启发的就是子夏啊！为什么？因为孔子以前也没有考虑过“礼”是白色这样具体的问题。一般人都认为“礼”是彩色的，比如，朱熹的注解就说礼是彩色的。为什么朱熹会有这样的观点呢？因为朱熹是南宋学者，当时画画已经用白纸作底，再上彩色，所以，朱熹翻译这句话的时候加了一个字，“绘事后于素”，意思是，绘画的时候是在白色的底上去画上彩色。这就完全改变了孔子的原意，大错特错了。

在《论语》中，孔子曾经说过，可以和两个学生谈《诗》，一个是前面介绍过的子贡。孔子与他讨论贫穷应该如何，富裕应该如何，子贡就引用《诗》里面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回应，孔子很满意。在这一章中，孔子竟然说，能给我启发的是子夏呀！就子夏的一生来看，这实在是最精彩的片段。

《易经》中的贲卦恰好可以与“绘事后素”参照理解。贲(bi)(ㄅㄧˋ)就是装饰，它的卦象是山火贲，山下有火。火光使山更清楚、更漂亮，所以它是装饰品。而贲卦讲到最后一爻，就用了两个字“白贲”，白色的装饰是最高级的。换句话说，装饰如果是彩色，反而会使本来的状态受到遮蔽，比如，一个人穿上鲜艳的衣服，化很浓的妆，我们根本无法知道她究竟长什么模样。相反的，以白色作为装饰，就会使其真实面貌一览无遗。

在这里，我们要再次强调儒家思想的一个重点：真实的情感才是人类生命里最重要的根据、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所受的教育、所学的礼仪，都是为了让我们用适当的方式表达真实的情感。由此而言，这段话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此外，这段话也体现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教学相长。我们教书时，往往以为这是单向行为。殊不知，有时候学生的一个好灵感、好反应会让老师有所启发，就像上文中孔子的反应一样。有些学生素质很好，在某一方面也有专长，但是对孔子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德行的修养。孔子后来对子夏也有很多期许，尤其希望他不断提升志向。在孔门弟子中，颜渊是最好的学生，但孔子反而没有说过，从他身上获得了什么启发；只是说，我和你颜渊是同一个水准！作为老师，孔子确实值得我们效法和尊敬，他勇于承认学生给他的启发，也愿意把学生摆到与自己一样的水准来肯定。

【第34讲】#

《论语•八佾第三》第十二章的原文：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祭祀时有如受祭者真的临在，祭鬼神时有如鬼神真的临在。孔子说：“我不赞成那种祭祀时有如不祭祀的态度。”

八佾篇大部分都是谈“礼”的问题。古代人非常重视礼与乐，因为它们是社会规范，使人与人之间保持适当的关系，又能够在情感上得到适当的表达。本章可以分两部分来理解。第一部分是孔子本人在祭祀时候的表现。此时，好像祖先真的在面前似的，他的态度非常庄重虔诚；祭鬼神时也一样。有学生请教老师，您的态度这么庄重虔诚，好像受祭者真的在面前一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所以才有第二部分的“子曰”，孔子解释自己的表现。可是，很多人都把这句话的句读弄错了，因而产生了误解。如果断句为“吾不与祭，如不祭”，就应该翻译成：“孔子说：‘我没有参加祭祀，就好像我没有亲自祭祀。’”这样的解释前后二句相互矛盾，实在没道理。在古代“与”字至少有两种解释，一是参与，二是赞成。在这里，“与”当“赞成”讲，是说孔子不赞成。“祭如不祭”意思是，有些人在祭祀的时候因为看不到鬼神，就态度散漫，好像不在祭祀一样。“与”这个字作赞成、欣赏讲，在《论语》中出现了好几次。比如，孔子和学生们谈志向时，他最后说“吾与点也”，我欣赏、赞成曾点的志向。在这段话里，孔子说，我不赞成祭祀的时候态度散漫随便，好像不在祭祀一样。

这个解释不是我个人的想法，唐朝学者韩愈就是这么讲的。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文起八代之衰，他也研究《论语》，并指出，孔子曾经讥笑那些祭如不祭者。这话没错。孔子确实认为，一个人做什么就要像什么，不能说因为老师、长官在面前，做事就特别认真；祭祀祖先、鬼神时，反正什么也看不到，就轻忽随便了。对古人而言，祭祀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先要戒七日，然后再斋三日，就是所谓的斋戒。通俗点讲，就是在十天里，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吃、这个不能喝。这有什么效果呢？当人不再进行社交活动，或者在饮食方面非常克制，十天下来，精神就会比较专注。这时候去祭祀，就好像受祭者真的在面前出现一般。所以，古人讲究斋戒是有道理的。人与繁华的世界、热闹的场合分离，专注地思考，再过几天就要祭祀了，这样才能够在祭祀时表现出虔诚慎重的心态。正是如此，孔子才能“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祀一定要虔诚，所谓心诚则灵。是否灵验不能用感官来判断，而要看实际作用。比如说，一个人祭拜祖先之后，做人处事就比较上道了，做事也比较有分寸了。这就说明祭祀起作用了。

我们常常感受到，有些古人虽然不在了，但他们的影响还在。比如，我们今天学习儒家，听孔子说这个，看孔子做那个，并择善从之，改变、提高了自己。很少有人完全只受现实生活经验的影响，事实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古人的观念在影响自己，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所以，中国人很喜欢讲“即用显体”。某样东西的本体是否存在，要根据它的作用来判断。西方人也说，判断一棵树的好坏，要看它结的果子怎样。一棵树长得很漂亮，但结的果子不好，就称不上是棵好树。果子就是我们说的结果，看事情的结果、作用，才能检验前面的基础打得好不好。

我们讲解《论语》，特别强调祭祀方面的问题。这不是我个人的偏好，而是因为孔子对待这些事情确实特别谨慎。将来我们会看到，孔子一生最谨慎的三件事是：一、斋戒；二、战争；三、疾病。斋戒排在第一位。古人斋戒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祭祀。不像现代人，有时候吃素是为了健康。孔子最重视斋戒，这说明他把与古人的关系作为头等大事。其实，这不仅仅是孔子个人的观点，而是整个春秋时代的共识。《左传》中就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个是祭祀；第二个是军事。军事当然很关键，如果力量不够强大，恐怕会被别国消灭。但是，它仅仅排第二，第一是祭祀。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谁，必须肯定自己的文化传统，才能对老百姓产生凝聚力，才能将文化传统发扬光大。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坚信，一个国家要真正成为伟大的国家，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军事武力最多只能排在第二位。孔子的观点即是有力的证明。

【第35讲】#

《论语•八佾第三》第十三章，原文是：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王孙贾请教孔子说：“‘与其讨好尊贵的奥神，不如讨好当令的灶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得罪了天，就没有地方可以献上祷告了。”

这段话含义非常丰富。事情发生在孔子周游列国的时期。他曾在卫国待过相当长的时间，交了很多朋友。王孙贾是卫国的大夫，负责管理军事。那时，卫国政界纷争不断。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是一位美女，但品行不太好，有些丑闻。所以她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而大夫王孙贾与弥子瑕同属另外一派，也手握大权。孔子周游列国时，身边总带着几十位学生，都是人才。所以，他每到一国，国君、大臣都想拉拢他。

这次，王孙贾见到孔子，问他“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这句成语的意思。“奥”是房间的西南角，代表很尊贵的位置。“灶”是灶神，就是厨房的神。因为厨房有东西吃，所以灶神比较实用，也比较实惠。一般认为，奥神暗喻卫灵公与他的夫人南子。他们的地位高高在上，但是不见得能给人实际的好处。而王孙贾这几位权臣则掌握着不少利益，就像是灶神。所以，他用这句当时流行的俗语暗示孔子，讨好那个尊贵的奥神是没用的，他高高在上，不会给你恩惠的；灶神却能给你很多好处。可见，古人说话是很有艺术的。他不会直接说：你到我们这边，我们给你好处。所以，就用一句俗语来让孔子自己作答。孔子当然明白。他一到卫国，就立刻发现这个国家内部极其混乱，卫灵公实在是无道，但是因为任用了一些人才，所以没有灭亡。看来，一个国家，如果国君很糟糕，只要有些人才撑住场面，还是能勉强维持一段时间的。卫国真正大乱是在卫灵公死后。

孔子并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从另一个角度说：这句话不对，人如果得罪天，就没有地方可以献上祷告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句话太重要了，它说明孔子相信天。中国古人是信天的民族。《诗经》中诸如“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天作高山，大王荒之”之类的诗句，都把人类与自然界归之于天──一切都是天所创造。因而，古人把帝王称为天子，就是天的儿子。换句话说，上天创造百姓，并让天子来照顾、领导百姓。所以，孔子认为，天的地位远远高于所有鬼神。一般所谓的鬼神，统指“鬼”与“神”。鬼就是我们的祖先，人死为鬼。我们现在听到鬼，可能觉得有点可怕，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古人讲，人死就是回家、归乡。鬼与人的差别就是鬼没有形体。在古代，传说中的某些特别杰出的人物受上天之命管理名山大川，死了之后被奉祀为神。比如，镇守泰山的一位大官，功勋卓著，死后被尊为“泰山之神”；镇守黄河的官员死后成为“河神”。鬼与神常常联用，它们都属于灵异世界。孔子的话说明，他的祷告对象就是最高的神，也就是天。所以，他说，如果得罪天的话，向什么神、什么鬼祷告都没有用了。

人有信仰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的生命总是会终结的，如果一切就随之全部消失，一生奋斗所为何来？所以，孔子在面对人生重大关键时，也会思考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在传世文献中，有不少证据能够说明孔子是相信天的。我们最常提到的就是他两次差点被杀的故事。一个人只有在面对死亡时，才会坦诚地说出内心的信仰。孔子的信仰使他相信，人死了之后可以得到适当的报应，正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但是怎么报，谁也不知道，因为我们不能把死后的世界拿来做验证。

孔子是一位哲学家。哲学家总是要对人生经验做全面的反省。这样说，虽然好像是借用了西方的概念讲中国哲学，但是，哲学家确实具有某些共性，孔子也一样。孔子公开强调，“吾道一以贯之”。这说明他的学说有一个中心思想，是一个系统。同时，孔子不是宗教家。宗教家要传教，而孔子从来不传教，他谈的是“道”。“道”指的是人活在世界上应该怎么走。人生道路与对死后的信仰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如果过多地谈论死后的世界，会让人觉得太过神秘。这是宗教家负责的领域。孔子不是宗教家，但是他有坚定的信仰。他的信仰不是让他逃避现实的责任，而是使他更勇敢地承担现实世界的责任，遇到任何问题都不回避。他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肩负自己的使命，一路往前走。

孔子的思想在这一章中表现得非常具体生动。他在卫国是客人，别人分两派在斗争，身为客人帮哪一边都不好，最后恐怕是两边不讨好。所以，孔子在卫国的这段时间可能过得很紧张。事情还有后续的发展，我们将来谈到相关故事的时候再来说明。

【第36讲】#

下面介绍的是《论语•八佾第三》的第二十章。我们跳过了中间好几章，是因为这些内容涉及很多古代礼仪，离现代实在太远了，对现实生活没什么启发，所以我们只拣选适合一般人学习的部分加以说明。

第二十章的内容很简单：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孔子说：“《关雎》那几首诗的演奏，听起来快乐而不至于耽溺，悲哀而不至于伤痛。”

本章提到的是情感表现。我们都知道，孔子教学的主要教材是《诗》、《书》这些典籍。当时，《诗》、《书》是每个读书人都要学的。至于礼与乐，还有具体的演奏，那就是另外一套学问了。古时候，诗都是唱出来的，诗、乐不分。

这里的《关雎》指的是《诗经》开头的《关雎》、《葛覃》几首诗。“乐而不淫”就是让人觉得快乐，但不至于沉迷其中。“淫”的本意是下雨下多了，引申为沉迷在里面。而像《卷耳》这样的诗，或是怀念在前线打仗的亲人，或是感叹遇到的灾荒，读起来就让人觉得很悲伤，但并不感到伤痛。可见，《诗经》描述的就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的各种情感，但要适可而止。我们以前也谈过，孔子对于《诗》有一个总结，叫“思无邪”。意思是，《诗》的所有内容都是出于真诚的情感。这一章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乐与哀，都是发自内心的。

此外，孔子对诗教的概括是“温柔敦厚”四个字。就是说，如果大家经常读诗，并以之作为生活原则，社会风气就会变得温柔敦厚。因为情感得到调节，能够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儒家很讲究和。其内容可以从四方面来说：第一是个人内在的和谐。《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人的内心有各种情感变化，喜怒哀乐恰到好处地发出来就是和，内在的和谐。第二是人我的和谐。我与别人相处时，要保持适当的关系。但是如果只注意到人我和谐，盲目地以和为贵，放弃原则，恐怕就变成乡愿了。我们还是要坚持原则，并以适当的方式来维持，这时候就需要礼与乐。人我关系的和谐，是孔子的关注点，也是我们谈得比较多的问题。第三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论语》中很少有对自然界的描述。不过，孔子看到松树、柏树时感慨地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天气很冷很冷的时候，才知道松树、柏树是最后凋零。别的花草树木，天气稍微凉一点儿就凋零了，但是松柏不畏严寒。孔子还提到千里马：“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对于千里马，我们所推崇的不是它的力气，而是它的品德。因为千里马能够行千里，不是靠力气，而是靠耐力、靠恒心。可见，孔子很喜欢从自然界中找比喻，用其形象来说明人应该怎么做。显而易见，孔子对自然界基本上持欣赏的态度。第四就是我们多次强调过的，人与祖先的关系。千万不要以为人只有这一辈子，其实，我们上有祖先，下有子孙，绵延不绝。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祭祀，与祖先保持和谐的关系。

《论语》中有多处提到《诗》。孔子就曾明确告诉自己的儿子，你不学诗，就没有办法和别人谈话！谈话时，要文雅、婉转，最好能够引述《诗》的诗句含蓄地表达心意；直接讲，可能会让双方都觉得没有回旋的余地，所以，学习《诗》对古人来说是必要的。有困难时，念一句《诗》，别人就知道你需要帮助。愿意帮助别人，念一句《诗》，别人就知道你愿意出手。孔子还进一步教育儿子说，你如果不好好学习《诗》的话，就好像面对墙壁站着──无路可走，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有些年轻人喜欢玩脑筋急转弯。很久以前，有个小朋友问我：“地上有一本书，你却不能跨过去。为什么？”当时我想，这是我们的四书五经吗？因为从经典上跨过去很不礼貌啊。是《圣经》吗？这也不能随便跨过去啊。至于《佛经》也一样啊。我的脑筋比较呆板，想来想去，只好答说，因为它是一本经典，跨过去不礼貌。小朋友得意地说，不是，因为书放在墙角啊。孔子的话与这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异曲同工。不读《诗》，就好像面壁而立，无路可走。这说明，《诗》能够教人做人处世的道理，告诉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与别人相处；相处时要有何种心态。人得意时，不要太嚣张；失意时，不要太难过，所有情感都可以中和地表达。

《诗经》中诗篇的来源非常复杂。古代有采风之官到各地收集民谣，据说最初得到的有三千多篇，然后慢慢筛选，剩下三百零五篇。选择的原则就是真诚，最怕矫揉造作。比如，明明没有感情、没有经验和体会，但是硬要写一篇文章。结果，别人一看就是无病呻吟。文学作品最怕无病呻吟。我们喜欢读的，能够流传千古的，都是显现真性情的辞章。就好像尼采说过，他喜欢读用血、用泪写的书。

现代人读《诗经》的不多，而且读的时候，有些地方也不容易理解。比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好(ㄏㄠˇ)逑”就不能念成“好(ㄏㄠˋ)逑”。“好(ㄏㄠˋ)”是副词；好逑，就是追求。“好(ㄏㄠˇ)”是形容词，好的；逑是伴侣，连起来就是好的伴侣，意思是，窈窕淑女是君子的好伴侣。

【第37讲】#

《论语•八佾第三》第二十二章的内容是这样的：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氏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孔子说：“管仲的见识与肚量太小了。”有人就问了：“他节俭吗？”孔子说：“管仲有三处公馆，手下人员不必兼职工作。怎么算得上节俭呢？”这个人再问：“那他懂得礼吗？”孔子说：“国君在宫室的大门内设屏墙，管仲的公馆也设屏墙；国君为了宴请友邦贵宾，在堂上设有放置酒杯的土台，管仲也设置了这样的土台，管仲这种作为如果算是懂得礼，那么还有谁是不懂得礼的？”

这话说得很严厉。孔子明确指出管仲有三大毛病：第一，器小，器识与肚量狭小；第二，不俭，不知道节俭；第三，不知礼，完全不懂得礼仪。这样一个人有何可观？为什么要谈他呢？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谈到，管仲在历史上有非常特别的贡献，这里姑且就事论事，略作说明。

其实，管仲也是孔子很佩服的一个人，他的成就很大。不过，人无完人，他也有自己的缺点。孔子首先说，管仲这个人很可惜，他的器识、见识和肚量太小。管仲成功之后，只懂得享受荣华富贵，而没有继续帮助齐桓公使周朝恢复以前的繁盛。春秋时期，有所谓的春秋五霸，齐桓公是第一霸，他靠的就是管仲的辅佐。但是，管仲贪图作为齐桓公宰相的生活享受，没能实现周朝的统一、安定与繁荣，所以孔子说他的心胸、肚量还不够。然后，问者追问，管仲很节俭吗？既然他器识、肚量狭小，那是否具有节俭的美德呢？孔子说，不然。齐桓公有三处公馆，管仲也要有三处。为什么？因为管仲觉得自己功劳很大，如果不是自己过人的能力，齐桓公是无法成就霸业的，所以他认为自己理应享受很好的待遇。而齐桓公也很不简单，他对管仲确实是言听计从，无论什么要求，一概答应。结果，管仲不但设了三处公馆，而且公馆里的人员不兼差。就是说，如果厨师、车夫等岗位只有一套人马，今天到甲公馆，明天到乙公馆，就得全体转移。管仲很奢侈，手下不用兼差，配备了三套人马，今天到甲公馆，乙、丙两处的人员就休息了。

于是，问者再问，这样的话，管仲懂得礼吗？这说明，礼仪是需要金钱作支持的。古代社会等级区分得很清楚，只有大夫阶级的人才有资格谈论礼仪、礼节。因为提到礼仪，就涉及规格问题，这是非钱莫办的麻烦事。所以，管仲既然这么有钱，又这么铺张，他应该懂得礼啊。结果，又错了。屏墙现在已经不常见了，但是在古装剧中，进入县衙门，迎面就是屏墙，绕过去之后才看到大堂。这是让人产生距离感，在心里产生敬畏，知道上了公堂，说话、做事都要小心。以国君的身份，宫殿中当然要建屏墙。尽管管仲没有这个资格，他却违反礼制，在家里建了一道屏墙。在有关汉代的古装剧中，我们也能看到“反坫”。那时的人吃饭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自助餐，进餐者都在一个土台前。只不过，现在的自助餐是自己去拿取，汉代人的是分好的。吃的时候，大臣面前只有一个土台，酒菜饭食全都放在上面。而国君就不同了，除了面前放菜的台子，他旁边还有一个专门放酒杯的土台。结果管仲也如法炮制，与国君享受同样的待遇。

这说明管仲完全不懂得礼仪，他忘了自己的身份，破坏了礼制。所以，孔子说，如果管仲懂得礼，还有谁不懂得礼呢？这话真是骂得很严厉啊！照理说，像管仲这样的人，器小、不俭、不知礼，三大毛病，似乎一无是处。但是，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人尽善尽美，而要从大处着眼。春秋时期，各国不断征战，管仲帮助齐桓公用外交手段避免了一些战争，这个功劳可不得了，因而受到孔子的赞誉。打仗难免会有很多伤亡，而且大多是年轻人。管仲的才华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有这么一个大功劳，其他生活细节、小毛病姑且放在一边吧。我们不能求全责备，苛求别人不能有一点瑕疵。天下没有这样的人，这样的要求也不公平。通常，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有些来自性格，是天生的；而后天的修养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学习的专业会对人看问题的角度、眼界产生作用。

所以，人生需要修养，而修养是永无止境的。以管仲来说，他的修养显然有待提高。但是，孔子看人着眼于大体，就是说，他大方面做得好，在宰相的位置上做得不错，别的细节就不必追究了。比如，我现在是管仲，我器量很大，又很节俭，还懂得礼仪，可是没能把国家治理好，宰相当得一塌煳涂。这就是不称职！别的方面再好都没有用。这就叫做看人看大体，别的方面有缺点，慢慢改善。